母亲讲的故事
母亲身体好些，精神头就足了。她经常给我讲她的故事。
她小时候的故事：
母亲给我讲：“我小时候跑得可快啦，八九岁时在HEB省BD市西区小学参加过运动会。当听到喊‘各就各位，站好预备’时，心里咚咚地跳，一敲鼓就跑，跑起来就感觉不到心跳了。那次我跑了第二名（至于多少人跑及跑的项目她也说不清了）”。
我问：“你得奖没？”
母亲很自豪地说：“得奖了。”
我问：“奖品是什么？”
母亲很得意地说：“书和本。”
我问：“得多少奖品？”
母亲就用双手比划着说：“得了一大抱。”
我问：“奖品在哪呢？”
母亲笑着说：“拿回家了呗。”
我问：“我怎么没看见呢？”
母亲说：“我都用完了。”
我问：“为什么不给我留点儿呢？”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那时还没有你呢”，说完就哈哈地笑了。
我问：“你上了几年学？
母亲表情很凝重地说；“上了两年学。”
我问：“为什么只上了两年学呢？”
母亲有些失落地说：“事变啦（应该是七七事变），日本鬼子进攻中国，兵荒马乱的，还闹胡子，都不能上学了。
我问：“什么是胡子？”
母亲提高声调说：“这你都不知道？胡子就是土匪。”
我问“不上学你干啥呀？”
母亲皱着眉说：“开始逃难呗，你姥领着我们跑了挺多地方，那会儿可遭罪了。”
我试探着问：“你愿意上学不？”
母亲有些兴奋地说：“愿意呀，我学习好，老师、同学对我可好了。”
我问：“你恨日本鬼子不？”
母亲气哼哼地说：“怎么能不恨！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当了亡国奴，要不然的话，我哪能只上两年学呢？”
我说：“你上了两年学就能当老师，真了不起！”
母亲很自豪地说：“后来我是自学的。”
我说：“要是赶到现在，你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
母亲脸上就洋溢着愉悦的神情说：“咱们得谦虚，自大一点就是‘臭’”。说完，母亲自己就哈哈大笑了。
母亲睡觉时经常说梦话，有时哈哈地笑，有时也发脾气。但这几天母亲在梦中多次喊一个人的名字，开始时我没在意，后来听清了，母亲喊的是“赵林森”。我就想，这个人是谁呢？他一定和母亲有关系，但我以前从没听母亲说过呀。我得问问。
我说：“老娘，我问你个事儿。”
母亲看着我说：“啥事儿？你说吧”。
我问：“谁是赵林森？”
（母亲楞了一下，眼里充满了疑惑。沉默了一会儿后）
母亲说：“他是我养父。”
我吃惊地问：“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母亲说：“那现在就告诉你吧。”
（我盯盯地看着母亲）
母亲继续说：“咱们老家在HEB省BD市满城县协议村。你老爷是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地方找，不知是死是活。从那以后，你姥儿就带着我姐桂英和我还有我小弟国柱生活。你姥儿是小脚，家中坐吃山空，生活越来越困难，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人多次来咱家。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的制服，头上戴着大盖帽，腰里还挎着枪。开始时我挺怕他，但他哪次来都给我们带好吃的，还逗我玩，渐渐就熟了，就不怕他了。我和他叫‘盖帽叔’。那年秋季的一天，盖帽叔又来了，他和你姥儿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看你姥儿点头了。盖帽叔给了我一块大皮糖，摸着我的脸问：‘你愿意上学不？’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上学，但却说了‘愿意’。盖帽叔就说：‘我们家附近有学校，你跟我去上学吧’。我当时就看你姥儿，你姥儿笑着说：‘你跟盖帽叔去吧，过段儿时间我去接你。’我没出过村，对外面也好奇，就同意了。盖帽叔领我走时，我发现你姥儿流泪了，当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盖帽叔家住保定西区，那地方挺大，人家也多。为防止走丢，盖帽叔让我记住了地址：保定西区---路门牌19号。后来我知道盖帽叔是保定西区警察队长，和你姥儿是远房亲戚。他家房子大，房间也多，屋里有柜子，桌子，凳子，还有照人的大镜子，反正是什么都有，我在村里没见过那么富有的人家。盖帽叔送我到保定西区小学上学时，报的名是赵宝鸾，从那之后，我就改名叫赵宝鸾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接着说：“我上了两年多小学，那期间，我吃的好穿的好学习也好，礼拜天盖帽叔白天领我去教堂听讲道，晚上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看戏……这期间你姥儿没来看过我，更别说接我了，因为我已被送人了。我也知道了你姥在盖帽叔领我走时为什么流泪。”
我问：“盖帽叔是谁？”
母亲说：“盖帽叔就是我的养父，他的名字叫赵-林-森。我不知道养母叫什么名，听养父叫她‘小嫣’。他们没有孩子。”
我问：“你在盖帽叔家生活了多长时间？”
母亲说：“在我十岁那年七月的一天，养父突然把我从学校接出来，匆匆送回了乡下的家。他跟你姥儿说了什么我没听清，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走的时候抱了我，还亲了我的脸，我看见他眼里汪着泪。我就这么回到了原来的家，名字又叫于桂芹了。”
我问：“你不是叫于桂芬吗？”
母亲说：“我原先叫于桂芹，建国后当扫盲班老师时，有个同事和我重名，也叫于桂芹。校长刘辉说“芬”比“芹”好，就给我名改了个字。从那时起，我就叫于桂芬了。”
我看着母亲，认真地听。
母亲接着说：“我被送回来不长时间，日本鬼子就来了。当时听说赵林森投靠了日本人，还当警察队长。你姥儿挺恨他的，就说‘当汉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幸亏把孩子送回来了，要不将来一定得受牵连。’我当时不懂什么是汉奸，只知道养父对我好。”
我问：“他为什么把你送回来了呢？”
母亲说：“抗战胜利前，他率领警察大队炸了日本鬼子的军火库，起义了。这时我们听说养父是国民党的人，当初他是奉命‘投靠’，潜伏在日本鬼子身边，给抗日军队提供情报。因环境太危险，怕我受牵连，他才在‘投靠’日本鬼子之前把我送回了家。
我问：“后来赵林森怎么样了？”
母亲说：“听说他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
我问：“你想他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八十年代时和台湾关系缓和了，从那时起我就盼着祖国统一，如果祖国统一了，或许还能见到养父。这些年我经常默默地想起他，心里惦记着他，因为他抚养我两年多时间，还供我上学了，我应该报答他。”
我说：“你好好保养身体，很快就能统一啦，你一定能见到养父。”
母亲就盼望着，盼望着。
我默默祈祷：台湾早日回归吧。祖国统一，这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的需要，也是我们老百姓的盼望啊。
母亲说：“七十多年前，有个人叫二海，他眼睛看不见，腿还残疾，走是靠拄着双拐往前悠。那时他二十多岁，孤身一人开了个小商店。人们很好奇：他是盲人，却能准确地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还能摸出钱的数额。”
我问：“你怎么想起这个人了呢？”
母亲说：“以前有个事儿。”
我问：“啥事儿？”
母亲说：“有一天晚上，很晚了，那时没有钟，也不知道是几点。我纳完鞋底，吹了油灯准备睡觉的时候，隔着窗纸感觉外面有晃动的光。我很奇怪，出去一看，坏了，是仓房着火了！我忙喊‘救火’。咱家人缘好，邻居都来帮着救火，因发现及时，火没着大就被扑灭了”。
我问：“怎么就能着火呢？”母亲说：“为弄清原因，第二天早上，我仔细查看了着火现场，找到了一只没烧完的火把。看着火把，我知道了：是有人把火柴捆在木棍的一头，再插上一支香，先将香点着，之后从杖子缝中将火把捅到仓房里，当香快烧完时便引燃了火柴，这么放火不容易被人发现。”
我问：“谁放的火？”
母亲说：“当时我很生气，拿着没烧完的火把就报案了：控告二海放火。”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二海放的火呢？
母亲很得意地说：“我见过那个做火把的木棍，以前二海在商店总摆弄，已磨得很光滑了。”
我笑着说：“你挺厉害呀。”
母亲说：“办案人员找到二海，但他不承认。办案人员问：‘你在商店总摆弄的那根木棍呢？’做贼心虚呀，二海一听，不仅答话磕磕巴巴，而且手和腿还发抖，脑门和鬓角都紧张得冒了汗……案子就破了。”
我问：“怎么处理他了？”
母亲说：“因二海眼盲腿残，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经批评教育，关了一天就放了。”
我问：“二海为什么要放火呢？”
母亲说：“二海是咱家的远房亲戚，就住在隔壁，了解咱家的情况。他眼盲腿残挺可怜，但品行不好，经常偷人家东西，邻居都防着他。放火的前几天，我从地里干活回来，发现二海在咱家院儿里偷鸡蛋，偷的鸡蛋放在裤兜里了，因为兜鼓着，是鸡蛋的形。我让把鸡蛋放下，他不承认；我让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他不肯，还用拐啪啪砸着地。我不敢靠近他，又怕他离开，就随手拿棵刺棘子在院儿的门口冲着他站着。他着急离开，就拄着双拐往前悠，正好撞在刺棘子上，扎了一脸的刺。他双手松拐捂脸，人就摔倒了，偷的鸡蛋也压碎了。”说到这，母亲就哈哈地笑了。
我问：“后来怎样了？”
母亲接着说：“他就到村长那告。村长问他为什么被扎？他不说；村长问他在哪被扎的？他说在咱家院儿里；村长问他到咱家院儿里干什么去了？他不吱声。村长发现有稠状的东西从他兜里渗出，问他兜里是什么，他说是鸡蛋碎了。村长说：你也不养鸡，哪来的鸡蛋？一定是偷人家鸡蛋才被扎的。二海自知理亏，就一悠一悠离开了。偷蛋不成还吃了亏，他怀恨在心就放火，但做火把用的木棍暴露了他。”
母亲讲完这个故事，我很崇拜地说：“老娘，你真厉害，要是当警察，一定是破案高手。”但母亲看着我有些自责地说：“如果我不用刺棘子扎他，他也不能对咱家放火。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能饶人处且饶人，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我说：“记住啦。”母亲点着头说：“那我就放心了。”
母亲还告诉我：“你是在朝阳林场出生的。我怀你的时候，林场有个人叫张启元，他是闯关东过来的，靠理发为生，四十多岁没有孩子。他说你家这么多孩子，把这个给我得了。当时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可等你出生后，见了面，我又舍不得了，就没给他”。母亲用爱怜的目光看着我，伸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继续说：“幸亏当初没给他，如果给他了，我就没你这个好儿子了。”
……
母亲给我讲童年时期的无忧快乐、战乱年代的东藏西躲、困难时期的吃糠咽菜、一个人在家时的孤独寂寞……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她九十多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母亲向我述说的，那是她一辈子的风雨人生！
她小时候的故事：
母亲给我讲：“我小时候跑得可快啦，八九岁时在HEB省BD市西区小学参加过运动会。当听到喊‘各就各位，站好预备’时，心里咚咚地跳，一敲鼓就跑，跑起来就感觉不到心跳了。那次我跑了第二名（至于多少人跑及跑的项目她也说不清了）”。
我问：“你得奖没？”
母亲很自豪地说：“得奖了。”
我问：“奖品是什么？”
母亲很得意地说：“书和本。”
我问：“得多少奖品？”
母亲就用双手比划着说：“得了一大抱。”
我问：“奖品在哪呢？”
母亲笑着说：“拿回家了呗。”
我问：“我怎么没看见呢？”
母亲说：“我都用完了。”
我问：“为什么不给我留点儿呢？”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那时还没有你呢”，说完就哈哈地笑了。
我问：“你上了几年学？
母亲表情很凝重地说；“上了两年学。”
我问：“为什么只上了两年学呢？”
母亲有些失落地说：“事变啦（应该是七七事变），日本鬼子进攻中国，兵荒马乱的，还闹胡子，都不能上学了。
我问：“什么是胡子？”
母亲提高声调说：“这你都不知道？胡子就是土匪。”
我问“不上学你干啥呀？”
母亲皱着眉说：“开始逃难呗，你姥领着我们跑了挺多地方，那会儿可遭罪了。”
我试探着问：“你愿意上学不？”
母亲有些兴奋地说：“愿意呀，我学习好，老师、同学对我可好了。”
我问：“你恨日本鬼子不？”
母亲气哼哼地说：“怎么能不恨！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当了亡国奴，要不然的话，我哪能只上两年学呢？”
我说：“你上了两年学就能当老师，真了不起！”
母亲很自豪地说：“后来我是自学的。”
我说：“要是赶到现在，你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
母亲脸上就洋溢着愉悦的神情说：“咱们得谦虚，自大一点就是‘臭’”。说完，母亲自己就哈哈大笑了。
母亲睡觉时经常说梦话，有时哈哈地笑，有时也发脾气。但这几天母亲在梦中多次喊一个人的名字，开始时我没在意，后来听清了，母亲喊的是“赵林森”。我就想，这个人是谁呢？他一定和母亲有关系，但我以前从没听母亲说过呀。我得问问。
我说：“老娘，我问你个事儿。”
母亲看着我说：“啥事儿？你说吧”。
我问：“谁是赵林森？”
（母亲楞了一下，眼里充满了疑惑。沉默了一会儿后）
母亲说：“他是我养父。”
我吃惊地问：“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母亲说：“那现在就告诉你吧。”
（我盯盯地看着母亲）
母亲继续说：“咱们老家在HEB省BD市满城县协议村。你老爷是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地方找，不知是死是活。从那以后，你姥儿就带着我姐桂英和我还有我小弟国柱生活。你姥儿是小脚，家中坐吃山空，生活越来越困难，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人多次来咱家。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的制服，头上戴着大盖帽，腰里还挎着枪。开始时我挺怕他，但他哪次来都给我们带好吃的，还逗我玩，渐渐就熟了，就不怕他了。我和他叫‘盖帽叔’。那年秋季的一天，盖帽叔又来了，他和你姥儿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看你姥儿点头了。盖帽叔给了我一块大皮糖，摸着我的脸问：‘你愿意上学不？’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上学，但却说了‘愿意’。盖帽叔就说：‘我们家附近有学校，你跟我去上学吧’。我当时就看你姥儿，你姥儿笑着说：‘你跟盖帽叔去吧，过段儿时间我去接你。’我没出过村，对外面也好奇，就同意了。盖帽叔领我走时，我发现你姥儿流泪了，当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盖帽叔家住保定西区，那地方挺大，人家也多。为防止走丢，盖帽叔让我记住了地址：保定西区---路门牌19号。后来我知道盖帽叔是保定西区警察队长，和你姥儿是远房亲戚。他家房子大，房间也多，屋里有柜子，桌子，凳子，还有照人的大镜子，反正是什么都有，我在村里没见过那么富有的人家。盖帽叔送我到保定西区小学上学时，报的名是赵宝鸾，从那之后，我就改名叫赵宝鸾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接着说：“我上了两年多小学，那期间，我吃的好穿的好学习也好，礼拜天盖帽叔白天领我去教堂听讲道，晚上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看戏……这期间你姥儿没来看过我，更别说接我了，因为我已被送人了。我也知道了你姥在盖帽叔领我走时为什么流泪。”
我问：“盖帽叔是谁？”
母亲说：“盖帽叔就是我的养父，他的名字叫赵-林-森。我不知道养母叫什么名，听养父叫她‘小嫣’。他们没有孩子。”
我问：“你在盖帽叔家生活了多长时间？”
母亲说：“在我十岁那年七月的一天，养父突然把我从学校接出来，匆匆送回了乡下的家。他跟你姥儿说了什么我没听清，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走的时候抱了我，还亲了我的脸，我看见他眼里汪着泪。我就这么回到了原来的家，名字又叫于桂芹了。”
我问：“你不是叫于桂芬吗？”
母亲说：“我原先叫于桂芹，建国后当扫盲班老师时，有个同事和我重名，也叫于桂芹。校长刘辉说“芬”比“芹”好，就给我名改了个字。从那时起，我就叫于桂芬了。”
我看着母亲，认真地听。
母亲接着说：“我被送回来不长时间，日本鬼子就来了。当时听说赵林森投靠了日本人，还当警察队长。你姥儿挺恨他的，就说‘当汉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幸亏把孩子送回来了，要不将来一定得受牵连。’我当时不懂什么是汉奸，只知道养父对我好。”
我问：“他为什么把你送回来了呢？”
母亲说：“抗战胜利前，他率领警察大队炸了日本鬼子的军火库，起义了。这时我们听说养父是国民党的人，当初他是奉命‘投靠’，潜伏在日本鬼子身边，给抗日军队提供情报。因环境太危险，怕我受牵连，他才在‘投靠’日本鬼子之前把我送回了家。
我问：“后来赵林森怎么样了？”
母亲说：“听说他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
我问：“你想他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八十年代时和台湾关系缓和了，从那时起我就盼着祖国统一，如果祖国统一了，或许还能见到养父。这些年我经常默默地想起他，心里惦记着他，因为他抚养我两年多时间，还供我上学了，我应该报答他。”
我说：“你好好保养身体，很快就能统一啦，你一定能见到养父。”
母亲就盼望着，盼望着。
我默默祈祷：台湾早日回归吧。祖国统一，这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的需要，也是我们老百姓的盼望啊。
母亲说：“七十多年前，有个人叫二海，他眼睛看不见，腿还残疾，走是靠拄着双拐往前悠。那时他二十多岁，孤身一人开了个小商店。人们很好奇：他是盲人，却能准确地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还能摸出钱的数额。”
我问：“你怎么想起这个人了呢？”
母亲说：“以前有个事儿。”
我问：“啥事儿？”
母亲说：“有一天晚上，很晚了，那时没有钟，也不知道是几点。我纳完鞋底，吹了油灯准备睡觉的时候，隔着窗纸感觉外面有晃动的光。我很奇怪，出去一看，坏了，是仓房着火了！我忙喊‘救火’。咱家人缘好，邻居都来帮着救火，因发现及时，火没着大就被扑灭了”。
我问：“怎么就能着火呢？”母亲说：“为弄清原因，第二天早上，我仔细查看了着火现场，找到了一只没烧完的火把。看着火把，我知道了：是有人把火柴捆在木棍的一头，再插上一支香，先将香点着，之后从杖子缝中将火把捅到仓房里，当香快烧完时便引燃了火柴，这么放火不容易被人发现。”
我问：“谁放的火？”
母亲说：“当时我很生气，拿着没烧完的火把就报案了：控告二海放火。”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二海放的火呢？
母亲很得意地说：“我见过那个做火把的木棍，以前二海在商店总摆弄，已磨得很光滑了。”
我笑着说：“你挺厉害呀。”
母亲说：“办案人员找到二海，但他不承认。办案人员问：‘你在商店总摆弄的那根木棍呢？’做贼心虚呀，二海一听，不仅答话磕磕巴巴，而且手和腿还发抖，脑门和鬓角都紧张得冒了汗……案子就破了。”
我问：“怎么处理他了？”
母亲说：“因二海眼盲腿残，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经批评教育，关了一天就放了。”
我问：“二海为什么要放火呢？”
母亲说：“二海是咱家的远房亲戚，就住在隔壁，了解咱家的情况。他眼盲腿残挺可怜，但品行不好，经常偷人家东西，邻居都防着他。放火的前几天，我从地里干活回来，发现二海在咱家院儿里偷鸡蛋，偷的鸡蛋放在裤兜里了，因为兜鼓着，是鸡蛋的形。我让把鸡蛋放下，他不承认；我让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他不肯，还用拐啪啪砸着地。我不敢靠近他，又怕他离开，就随手拿棵刺棘子在院儿的门口冲着他站着。他着急离开，就拄着双拐往前悠，正好撞在刺棘子上，扎了一脸的刺。他双手松拐捂脸，人就摔倒了，偷的鸡蛋也压碎了。”说到这，母亲就哈哈地笑了。
我问：“后来怎样了？”
母亲接着说：“他就到村长那告。村长问他为什么被扎？他不说；村长问他在哪被扎的？他说在咱家院儿里；村长问他到咱家院儿里干什么去了？他不吱声。村长发现有稠状的东西从他兜里渗出，问他兜里是什么，他说是鸡蛋碎了。村长说：你也不养鸡，哪来的鸡蛋？一定是偷人家鸡蛋才被扎的。二海自知理亏，就一悠一悠离开了。偷蛋不成还吃了亏，他怀恨在心就放火，但做火把用的木棍暴露了他。”
母亲讲完这个故事，我很崇拜地说：“老娘，你真厉害，要是当警察，一定是破案高手。”但母亲看着我有些自责地说：“如果我不用刺棘子扎他，他也不能对咱家放火。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能饶人处且饶人，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我说：“记住啦。”母亲点着头说：“那我就放心了。”
母亲还告诉我：“你是在朝阳林场出生的。我怀你的时候，林场有个人叫张启元，他是闯关东过来的，靠理发为生，四十多岁没有孩子。他说你家这么多孩子，把这个给我得了。当时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可等你出生后，见了面，我又舍不得了，就没给他”。母亲用爱怜的目光看着我，伸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继续说：“幸亏当初没给他，如果给他了，我就没你这个好儿子了。”
……
母亲给我讲童年时期的无忧快乐、战乱年代的东藏西躲、困难时期的吃糠咽菜、一个人在家时的孤独寂寞……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她九十多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母亲向我述说的，那是她一辈子的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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