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3）******

    春天来了，放眼原野黑土地上泛起若有若无的绿意，那是小苗菜首先钻出冻土，我和二姐三姐提上小筐儿拿上小搞头穿过当街来到南地儿，积了一冬的雪早已化成水让黑土地潮乎乎儿的，小苗菜都是一撮儿一撮儿的长着，我们弯腰寻找着大的菜苗，找准了二姐和三姐用小搞头用力刨下去再一提，一堆儿白花花的小野蒜儿就露出来了，我赶紧蹲下来捡，捏住一撮儿小苗一抖落，土就掉下来了，剩下干干净净的小野蒜儿放进筐里，天气依然很冷，有时候挖出来的野蒜头儿还带着白花花的冰碴儿，但是我们仿佛在黑土地上淘金，快乐地找着挖着，春寒料峭的地里，还有别的人也在忙碌地挖着，我们挖了满满两小筐儿满载而归了，回头看看原野里被我们掀起一堆儿一堆儿的地皮，似乎惊醒了沉睡的大地。

    母亲把我们挖来的小野蒜儿切碎，再拌上虾皮粉头烙菜盒子非常好吃，算是开春儿的第一鲜儿。

    哥哥姐姐们都开学了，我和小丫小四儿都上了一年级，那时候农村再小的孩子上学，也没有家长接送，春天母亲特别忙，除了在生产队上工还要侍弄家里的菜园子。我背着姐姐用过的旧书包，里边装上铅笔盒、本子，很豪迈的上学去了。穿过火车道口向东走一里地左右就是我们的学校，铁轨下面石渣子旁边有一条很窄的小路，路下面是长着槐条子的护坡，护坡下面是长着水草的小河沟儿，所以我只能沿着这条小路往学校走，有时候和小丫小四儿就伴走，有时候自己走，路上让我至今难忘的的一种恐惧，就是碰上迎面而来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是烧煤的，远远的就能听见它苦吃苦吃的喘气声，漆黑的车头高大威猛，扭动的曲轴转着四个巨大的红轮子，它带着一股强劲的飓风，像怪兽一样扑过来，我没处躲距离太近了，感觉好像火车迎面压过来了，吓得我闭上眼睛缩成一团儿，它轰轰隆隆开过的时候，铁轨和我脚下的地面都被震的上下忽悠。冬天还好一点，我可以顺着铁道沟儿的冰面一路滑向学校。我虽然在这个学校只上了两年学，但这一切都好像刻在了脑海里，每当想起来还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我长大了，懂得了一些人间世事，但是压力也随之来到我的生活中。不知道怎么突然来了饥荒，越来越吃不饱饭，每天早上空着肚子上学，中午回来，只有野菜粥，我问母亲地里不是长着庄稼吗，怎么没有粮食吃呢，母亲唉声叹气地说，国家遇到了困难，粮食都让生产队收走了，每天每人发3两六钱的口粮，多出来的都要上缴国家。

    从此以后我们就把那段日子叫‘吃三两六’。

    每天放学回来，我就跟两个姐姐去地里挖野菜。最后连野菜都被饥饿的人们挖光了。到了秋天本来可以吃几顿饱饭，可是生产队派人挨家挨户的搜粮食，我印象最深的是，来家里搜粮食的人，拎着一根大棍子，捅捅这儿，敲敲哪儿，连柜子盖儿都打开看看，不允许家里留多余的粮食。只能按照生产队给的一天三两六吃。我记得母亲没办法，把以前喂猪的米糠做成饽饽，为了让米糠能黏糊到一起，我们就去扒榆树皮，把榆树皮晾干压碎，掺到米糠里才能做成饽饽。扎不拉拉的糠饽饽真是太难下咽了，有一天我去解大手儿，蹲了好长时间怎么都拉不出来，肛门疼的让我大哭起来，母亲和姐姐们赶紧跑来看，以为我掉茅坑里了。

    这一天生产队通知要发点地瓜面，凑巧哥哥姐姐们都不在家，母亲算了一下，全家人的加起来才一斤多，就让我拿着一个小盆儿去领，我领到地瓜面儿先闻了闻，饥肠辘辘的我又用舌头去舔了一下，甜丝丝的，就又舔了一口，真好，比糠饽饽好吃多了，走一路我忍不住舔了一路，等到了家，盆儿里只剩下了一点点，连盆底儿都盖不住了。这是全家人一天的口粮。母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也哭她也哭。

    这段日子住在高山子的老姑帮了我们，七哥刚好在高山子上学，老姑就让七哥每天中午到她家吃饭，听七哥说他在老姑家能吃到纯粮食做的饽饽，有一天他还带了一个回来给我吃。我问娘“为什么老姑家就有粮食吃“，娘说“你老姑他们家开商店条件好一点，出高价在黑市上买的粮食。我让你爸也给你老姑家寄些钱，保证你七哥每天能吃饱”。“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吃饱，这么偏心眼”我哭唧唧的说。“你七哥是男孩子，上中学正在长身体”，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忧郁的眼神透着无奈的内疚。

    我看着娘瘦骨嶙峋的身子，她比我们这些孩子更吃不饱，操心一家人的生计，还要到生产队劳动，她何尝不想让我们吃饱。我再不忍心责怪她了。

    母亲是个非常勤劳的人，秋收后她每天起早贪黑，到庄稼地里捡掉在地上的黄豆粒儿。又带着我们到地里去刨豆鼠子的洞，有时候一个大豆鼠洞里，能挖出两斤多黄豆。她把黄豆磨碎，再把我们从地里捡来的白菜帮子剁碎，参在一起，煮熟了加点盐，不仅能顶饿还比糠饽饽好吃。

    正当这个年头，空军要在西安建一个地勤学院。父亲从沈阳调往那里去了，离家越来越远了。母亲知道父亲的饭量大，定量肯定不够他吃。娘念叨着说“我们在家里还能想点土办法。你爸在外边一定挨饿”。娘思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把黄豆给父亲寄了一些去。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什么比吃的东西更金贵了。

    后来听父亲给我们讲过，他调到西安新单位后的情况。这个学院地址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坐着直升机在西安东郊的上空盘旋，发现顺着灞河南岸，有一片叫白鹿原的丘陵，不高的山势连绵起伏树木葱郁，不仅隐蔽性好便于保密。且离西安市50多里不算太远，比较符合建院的要求，他命令手下做了细致的调研，最终把院址选在了这里。

    父亲他们像战争年代一样，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下了火车坐着解放牌大卡车，驶离西安向东开去。经过了一个叫纺织城的地方，因为这里集中着好几个当时算现代化的纺织厂。汽车继续向东开，离城越来越远，农田和村舍从眼前闪过，开始走在石渣子路上，疙里疙瘩一路颠簸着，到后来连石渣子路也没有了。

    我问过父亲“你从沈阳市区到了这么荒僻的地方不后悔吗”。父亲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只要组织一声令下，没有人讨价还价计较个人得失。

    大卡车最后开到了灞河边的毛西公社。先期到达这里的是地质测绘和盖楼房的人员，百十号人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租用了一些民房住下来。父亲说那里的民俗习惯跟东北很不一样，当地农民住的土坯房，开始一看很奇怪，后山墙直达房子的顶端，前边是一面坡下来，房子好像没盖完只有一半，有的人家东西北三面都是这样的半边房，南边临街一个门楼围成一圈，中间形成一个天井一样的院落。

    新建一所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各方面的协调，西安市责成区政府大力协助，他们首先要把从纺织城到新院址的路，修成石渣子的硬道，便于汽车行走。

    建院的这一片山坡，散落着一个小村子叫“寇家”，为了清理出较大的一快地，部队首先要让村民，从散在各处的民房和窑洞里搬出来，集中给他们盖了一片砖瓦房的新寇家村。

    紧接着把山坡平整出几级台阶式的平地，用于盖楼房。测绘工作一完成，建院人员就陆陆续续都来了，工程是有时间限制的，挖掘机推土机都轰轰隆隆的开到了工地上。父亲说他们每天早上，扛着工具，带上干粮背上水壶步行七、八里地到工地上干活，到晚上回到毛西村住下的时候，人就累的散架子了，最要命的是饿，父亲是干部待遇，比干活的工人粮食定量少5斤，但是却和工人们一样干活，一样的出力，他一米八几的大块头，三十多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根本就吃不饱。幸亏有母亲寄来的黄豆，父亲实在饿的慌就抓两把炒熟的黄豆吃。

    半年以后楼房盖起来了，有了住的地方，父亲他们不用来回跑路了，为了抓紧施工他们就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一次下大雨抢救水泥，所有能用来遮盖的篷布都用完了还是不够，父亲脱掉自己身上的军用雨衣，又把被子也拿来盖在水泥上。大家都照着他的样子做，使国家财产免受了损失。

    依工程师和北京调来的石工程师，负责楼房的总体设计，父亲是负责上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的设计。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父亲拿着蓝图手把手的和工人一起做接头、下管道。总是一身泥水的父亲，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不仅立了功，还得了一块瑞士手表的奖励。

    西安市政府派人来工地慰问，放了一场露天电影，带了两扇儿猪肉，对立功受奖人员的特殊奖励是二斤点心票。部队领导在答谢的时候说，这是西安人民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我们要用更大的努力赶紧施工，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父亲说“当时最高兴的是领到两斤点心票，心想可以吃顿饱饭了”。第二天领导批准他和其它几个也领到票儿的人，坐上部队进城拉货的卡车，来到了东大街，供应点心的地点是五一饭店，父亲看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有的围着被子坐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们半夜两点就来了，长长的对列一眼望不到头儿，他们顺着人流拐了几个弯儿才找到队尾。等啊等，时近中午也没有看到五一饭店的门。父亲心想我哪有这个时间等下去，他把票儿送给了别人，找到部队的卡车就回去了。

    饥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生活只剩下了对吃饱肚子的追求，从此体会到了什么叫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