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众人登场
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武都一中”，父母很高兴，他们一直想让我上大学，我成绩这么好，上大学是有指望的。班上一共有二十九个女生，一个男生。
只是不久，学生开始停课。我成了积极分子，加入了“红星宣传队”，队员都是初高中学生，华立春是宣传队队长，一共有十四个队员。梅红和我，以及高中的三个女学生都加入了，其他都是男同学。华立春拉二胡，柳冬天拉手风琴。我们几个女同学负责唱歌跳舞。
我们一起去四川、兰州、天水，最远走到了敦煌。后来，我们从四川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了BJ。拿着开的证件，坐火车不要钱。我们还到了大连，我去见了大姐。
宣传队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去演出。我们穿着黄色的军装，带着袖章和像章，跳着舞，唱着样板戏。一边唱着，一边跳着，我们会热泪盈眶。在台上表演，我们没有丝毫的扭捏，像戏里人一样坚定。
虽然农村的吃住很差，但是我们的热情不减。哪怕是天上下着大雪，我们冻得哆哆嗦嗦，也不停止演出。华立春给我们借了军大衣，我们披着军大衣，挨在一起取暖。晚上，睡在农民家的土炕上。上面铺的席子已经烂掉，基本就是睡在土炕上，虱子在土炕上跳来跳去，跳到我们的身上。我用手挠了之后，身上都是大红疙瘩。半夜天冷，我起来烧炕，差点把自己的围巾给烧着了。
能参加宣传队的人，家庭条件算比较好。我在学校上学，住在县城，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根本不知道农村如此贫穷，甚至有人穷的没有衣服穿。我看到农村有人家徒四壁，简直不敢相信。
只是不久之后，我也不能参加宣传队了。我家成了被围斗的对象，我还能回忆起七次被斗的经历。可能不止七次，只是我的印象中只记得这七次。
我家在武都很出名，父亲在美国出生，在剑桥大学毕业，母亲从小学日语，毕业于南满医科大学。父亲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待了十二年后，又到了北平，后来北平成了BJ。家里来的客人，都说着英文或者日文。听母亲说，他们两个要上班，就雇了一个保姆照看我们。只是现在，我们家不敢有一本英文书和日文书，否则就被抓住了把柄。
第一次被人斗的时候，是母亲商业局的人来我家。梅红当时找到我，我正带着四岁的弟弟在外面玩。她气喘吁吁地说，要去你家了，你赶紧回去报信。梅红说她哥哥梅行听到这个消息，告诉她，让她赶紧告诉我。梅红帮我看着弟弟，我赶紧往家里跑。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家，看到梅行从我家出来，差点和他相撞。
我回到房子，母亲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些东西。她让我关上大门，自己拿着铁锨，在柿子树下挖了一个洞，匆忙把洞填上，又在上面覆盖了一些树叶。
我们刚洗干净手，就看到一群人踢开了门，急匆匆地上了楼梯，到了我家。这些人我认识，是母亲单位的同事，领头的是财务科章科长。姓魏的女人膀大腰圆，带头打开我家的衣柜，拿走了一些父母的好衣服。母亲有一件金黄色的貂皮大衣，被姓魏女人拿走了。那是姥姥给母亲的衣服，母亲平时都舍不得穿。
家里的八个大箱子也被打开，里面是父亲的二十五套西服和领带，以及其他的衣服。父母亲特别讲究仪表，喜欢穿漂亮时髦的衣服。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紧闭房门，父亲穿着西装，母亲穿着旗袍，在里面哼着歌，跳着舞。因为家里铺着木地板，害怕打搅邻居，他们脱了鞋，光着脚在里面跳舞。我看到后，也嚷着要跳舞。但我个子太小了，就踩在父亲的脚上，父亲带着我一起跳舞。
母亲的十多件旗袍被扔了出去，有人使劲在地上踩着，衣服被踩脏踩烂。我看到母亲心疼不已，想过去捡起来，母亲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使劲摇着头，让我不要动。
搜到我房间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惊慌了。书桌抽屉里有母亲的一对珍珠耳环，是我背着母亲偷偷拿出来的。我爱对着镜子，戴上这一副耳环。这是母亲最爱的一对耳环。有个女人在我衣柜和抽屉翻了翻，找到了那对耳环。我拼命地跑过去，要抢那对耳环。女人推了我一下，我摔倒在地，母亲赶紧扶着我，我气得哭了。
被拿走的还有一些字画、工艺品、崭新的锦缎被面等。除了笨重的家具之外，很多精巧漂亮的东西都被拿得一空。那些人抬着家里的东西，抬到了广场上进行展览，据说全县城的人都去参观了。
家里空荡荡的，感觉家徒四壁，没有一点烟火气。父母颓然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站在母亲身旁，她眼里含着泪，只是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安慰我。
房东老太太走进来，看着家里的情况，说了声“造孽呀！”她又劝着父母，“人都好着，东西没有了以后再买吧。”
“再也买不到了。”母亲哽咽着，小声地说。
梅红带着弟弟回到我家，我抱着弟弟，弟弟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哭喊着说：“我的摇摇马被拿走了。”那是一件雕刻的木马，是弟弟最心爱的玩具，父亲时常用手摇着马，说跑了跑了。
“爸爸明天给你做一个。”父亲心疼地擦着弟弟的眼泪，保证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马。
“我就要以前的摇摇马。”弟弟大声哭着，一直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母亲用几块糖封住了他的嘴。
晚上的时候，母亲关紧了房门，拆开了被面，扯出一件绸缎的衣服，上面绣着龙的图案。母亲叮嘱过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用手抚摸着上面的图案，不住地惋惜，用剪刀一点点剪碎，碎到已经看不出模样，成了细细的布条，然后低声嘱咐父亲，拿到厨房烧掉，一定要烧成灰才行。
一周之后，父亲单位的人又来我家。药材公司有人说父亲私藏旧书籍。家里又被翻得乱七八糟，父亲的一些线装书也遭了殃，被拿走了。家里的书架上空荡荡的，连宣纸都被拿走了。父亲一声不吭，只是看着这群人拿着东西走了。
第三次来我家的是一群大男孩。他们问父母，让交代家里还藏着什么东西。家里一眼望去，都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留存。他们失望至极，领头的人埋怨其中的一个人，不是说这家里有很多古董吗？怎么什么都没有？被埋怨的人委屈地说，第一次到我家拿了很多东西，他去广场看过，是有很多宝贝。
他们骂骂咧咧，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临走前踢倒一把椅子，砸碎一个暖水瓶。水洒在地板上，母亲赶紧用布擦干净，否则就漏到一楼了。
第四次，母亲单位的人又来我家，父母不在家，梅红正在我家玩耍。五个年轻小伙冲到家里，我被吓到了。开了门，他们看到了梅红，就问她是谁。
梅红说是我的同学，其中有个人就大声训斥：“你在这里干吗！你的立场跑那去了！你要跟她彻底划清界线。”
梅红说：“我愿意，她是我同学！”
这句话吓得我胆颤，梅红家出身虽然好，但因为这句话把她抓走怎么办。
她理直气壮站在那里，说：“你们凭什么来这里？他们犯了什么罪？”
这些人欺软怕硬，梅红说的强硬，以为梅红不好惹。于是五个人商量了一下，端直就走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父母单位的人，以及一帮男孩子，他们隔三差五来我家，我们家活得和透明人一样。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了，父亲和大家穿的一样，母亲也和大家穿的一样，但是很干净。
第五次他们到我家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在客厅东面墙壁上写着“大坏蛋、狗崽子”，还指着我和弟弟说，两个小狗崽子。
这些人走了之后，母亲跪在地上擦着木地方，她不能忍受地板上的泥土。父亲摆好了桌椅，一个椅子腿断了，父亲用铁丝缠绕了一圈椅子腿。他安慰着我们两个，说要带我们去逛街买东西。
第六次来我家的时候，几个年轻小伙看了看东面墙壁上的那行字，他们也拿着布，蘸着墨，在西面的墙壁上写下了“打倒这些坏蛋！”
人走了之后，我想去擦掉墙壁上的字，父亲制止了我。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我不是很懂，就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形来打击你，你要毫不惊慌；当没有任何原因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要愤怒。这是宋代苏东坡先生的话。他一生坎坷艰难，但是却活得洒脱。”
我还是不太懂，就问：“古人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嘛。”
父亲笑了笑说：“我们都要好好活着，你不是想去外面看看世界吗？你好好活着，怎么看世界。”
我觉得父亲说的很有道理，可我还是生气。家里都空荡荡的，那些好东西都没有了。
“再说，他们都是一群孩子，和孩子生什么气？那是白生气。”父亲又加了一句。
已经过了饭点，母亲来不及做饭，我们都很饿。父亲带着我们，到外面吃牛肉面。
一群人第七次来我家的时候，气势汹汹，发现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恼怒之下，他们剪开了被子，剪开了枕头，仔细看里面有没有私藏什么不好的东西。
等人走后，母亲捂着胸口说：“亏得我有先见之明，烧了那玩意。要是被搜到，估计要进去待着。”
最庆幸的一点是，每一次来我家，他们没有打父母，只是把东西都拿走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父母在他们到家里的时候，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不说，没有进行任何阻拦，仿佛是个来看热闹的人。
还好，这股风潮渐渐地过去了，家里空荡荡，也没有人来拿东西了。父亲给家里买了一些日用的东西，结实耐用，就是不好看而已。
局里的人到了我家，说有人反映，我父母在偷听不好消息。这是一条大罪，父母直接被管起来，不能回家。让母亲待在商业局一个大院里面。商业局要卖黑瓜子，母亲就在里面煮瓜子、晒瓜子。父亲待在在药材公司，在里面清洗药材，进行改造。
这一次是宣传队柳冬天搞的鬼。他一直在追求我，我没有同意。他说喜欢我，要娶我，母亲委婉地拒绝了，但是她不能阻止柳冬天来我家。他天天往我家里跑，殷勤地干活。他看到母亲不同意，就买了一个收音机送给母亲。母亲不敢收，他说是借给母亲的，放下就跑了。母亲下班回到家，无聊了就打开收音机，其实也听不到什么节目，武都就在山沟里，接收信号很差。
柳冬天见我家人一直不答应，当面向我表白后，也被我拒绝了。他恼怒之下，说要到局里告我们家，说我父母偷听不好的消息。证人就是我，因为我在家。
父母被管住了，我从学校被叫到局里。他们让我站队，和父母划清界限，让我当场签字作证。如果我签字，父母就要被捕，可能还会被枪毙。
我辩解说，父母没有偷听不好的消息，山区根本就没有信号。本地的信号接收都断断续续，怎么可能收听到。我坚决不签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父母才没有进监狱。
没有被管制前，父亲的工资是八十七块钱。母亲比父亲少一点，有六十多块钱，都属于高工资。被查后，一个月只给家里发四十五元钱，我们生活不好，但是不至于挨饿。家里还雇了一个保姆，五十多岁，住在我家的对面，一个月给她十元照顾弟弟。保姆对待弟弟就像自家人一样，把他照顾得很好。
学校也不开课。我在家除了要看管弟弟，还要给父母送饭菜。弟弟已经七岁了，在家里就和野人一样，整天只知道出去玩耍。
只是不久，学生开始停课。我成了积极分子，加入了“红星宣传队”，队员都是初高中学生，华立春是宣传队队长，一共有十四个队员。梅红和我，以及高中的三个女学生都加入了，其他都是男同学。华立春拉二胡，柳冬天拉手风琴。我们几个女同学负责唱歌跳舞。
我们一起去四川、兰州、天水，最远走到了敦煌。后来，我们从四川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到了BJ。拿着开的证件，坐火车不要钱。我们还到了大连，我去见了大姐。
宣传队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去演出。我们穿着黄色的军装，带着袖章和像章，跳着舞，唱着样板戏。一边唱着，一边跳着，我们会热泪盈眶。在台上表演，我们没有丝毫的扭捏，像戏里人一样坚定。
虽然农村的吃住很差，但是我们的热情不减。哪怕是天上下着大雪，我们冻得哆哆嗦嗦，也不停止演出。华立春给我们借了军大衣，我们披着军大衣，挨在一起取暖。晚上，睡在农民家的土炕上。上面铺的席子已经烂掉，基本就是睡在土炕上，虱子在土炕上跳来跳去，跳到我们的身上。我用手挠了之后，身上都是大红疙瘩。半夜天冷，我起来烧炕，差点把自己的围巾给烧着了。
能参加宣传队的人，家庭条件算比较好。我在学校上学，住在县城，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根本不知道农村如此贫穷，甚至有人穷的没有衣服穿。我看到农村有人家徒四壁，简直不敢相信。
只是不久之后，我也不能参加宣传队了。我家成了被围斗的对象，我还能回忆起七次被斗的经历。可能不止七次，只是我的印象中只记得这七次。
我家在武都很出名，父亲在美国出生，在剑桥大学毕业，母亲从小学日语，毕业于南满医科大学。父亲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待了十二年后，又到了北平，后来北平成了BJ。家里来的客人，都说着英文或者日文。听母亲说，他们两个要上班，就雇了一个保姆照看我们。只是现在，我们家不敢有一本英文书和日文书，否则就被抓住了把柄。
第一次被人斗的时候，是母亲商业局的人来我家。梅红当时找到我，我正带着四岁的弟弟在外面玩。她气喘吁吁地说，要去你家了，你赶紧回去报信。梅红说她哥哥梅行听到这个消息，告诉她，让她赶紧告诉我。梅红帮我看着弟弟，我赶紧往家里跑。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家，看到梅行从我家出来，差点和他相撞。
我回到房子，母亲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些东西。她让我关上大门，自己拿着铁锨，在柿子树下挖了一个洞，匆忙把洞填上，又在上面覆盖了一些树叶。
我们刚洗干净手，就看到一群人踢开了门，急匆匆地上了楼梯，到了我家。这些人我认识，是母亲单位的同事，领头的是财务科章科长。姓魏的女人膀大腰圆，带头打开我家的衣柜，拿走了一些父母的好衣服。母亲有一件金黄色的貂皮大衣，被姓魏女人拿走了。那是姥姥给母亲的衣服，母亲平时都舍不得穿。
家里的八个大箱子也被打开，里面是父亲的二十五套西服和领带，以及其他的衣服。父母亲特别讲究仪表，喜欢穿漂亮时髦的衣服。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紧闭房门，父亲穿着西装，母亲穿着旗袍，在里面哼着歌，跳着舞。因为家里铺着木地板，害怕打搅邻居，他们脱了鞋，光着脚在里面跳舞。我看到后，也嚷着要跳舞。但我个子太小了，就踩在父亲的脚上，父亲带着我一起跳舞。
母亲的十多件旗袍被扔了出去，有人使劲在地上踩着，衣服被踩脏踩烂。我看到母亲心疼不已，想过去捡起来，母亲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使劲摇着头，让我不要动。
搜到我房间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惊慌了。书桌抽屉里有母亲的一对珍珠耳环，是我背着母亲偷偷拿出来的。我爱对着镜子，戴上这一副耳环。这是母亲最爱的一对耳环。有个女人在我衣柜和抽屉翻了翻，找到了那对耳环。我拼命地跑过去，要抢那对耳环。女人推了我一下，我摔倒在地，母亲赶紧扶着我，我气得哭了。
被拿走的还有一些字画、工艺品、崭新的锦缎被面等。除了笨重的家具之外，很多精巧漂亮的东西都被拿得一空。那些人抬着家里的东西，抬到了广场上进行展览，据说全县城的人都去参观了。
家里空荡荡的，感觉家徒四壁，没有一点烟火气。父母颓然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站在母亲身旁，她眼里含着泪，只是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安慰我。
房东老太太走进来，看着家里的情况，说了声“造孽呀！”她又劝着父母，“人都好着，东西没有了以后再买吧。”
“再也买不到了。”母亲哽咽着，小声地说。
梅红带着弟弟回到我家，我抱着弟弟，弟弟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哭喊着说：“我的摇摇马被拿走了。”那是一件雕刻的木马，是弟弟最心爱的玩具，父亲时常用手摇着马，说跑了跑了。
“爸爸明天给你做一个。”父亲心疼地擦着弟弟的眼泪，保证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马。
“我就要以前的摇摇马。”弟弟大声哭着，一直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母亲用几块糖封住了他的嘴。
晚上的时候，母亲关紧了房门，拆开了被面，扯出一件绸缎的衣服，上面绣着龙的图案。母亲叮嘱过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用手抚摸着上面的图案，不住地惋惜，用剪刀一点点剪碎，碎到已经看不出模样，成了细细的布条，然后低声嘱咐父亲，拿到厨房烧掉，一定要烧成灰才行。
一周之后，父亲单位的人又来我家。药材公司有人说父亲私藏旧书籍。家里又被翻得乱七八糟，父亲的一些线装书也遭了殃，被拿走了。家里的书架上空荡荡的，连宣纸都被拿走了。父亲一声不吭，只是看着这群人拿着东西走了。
第三次来我家的是一群大男孩。他们问父母，让交代家里还藏着什么东西。家里一眼望去，都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留存。他们失望至极，领头的人埋怨其中的一个人，不是说这家里有很多古董吗？怎么什么都没有？被埋怨的人委屈地说，第一次到我家拿了很多东西，他去广场看过，是有很多宝贝。
他们骂骂咧咧，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临走前踢倒一把椅子，砸碎一个暖水瓶。水洒在地板上，母亲赶紧用布擦干净，否则就漏到一楼了。
第四次，母亲单位的人又来我家，父母不在家，梅红正在我家玩耍。五个年轻小伙冲到家里，我被吓到了。开了门，他们看到了梅红，就问她是谁。
梅红说是我的同学，其中有个人就大声训斥：“你在这里干吗！你的立场跑那去了！你要跟她彻底划清界线。”
梅红说：“我愿意，她是我同学！”
这句话吓得我胆颤，梅红家出身虽然好，但因为这句话把她抓走怎么办。
她理直气壮站在那里，说：“你们凭什么来这里？他们犯了什么罪？”
这些人欺软怕硬，梅红说的强硬，以为梅红不好惹。于是五个人商量了一下，端直就走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父母单位的人，以及一帮男孩子，他们隔三差五来我家，我们家活得和透明人一样。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了，父亲和大家穿的一样，母亲也和大家穿的一样，但是很干净。
第五次他们到我家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在客厅东面墙壁上写着“大坏蛋、狗崽子”，还指着我和弟弟说，两个小狗崽子。
这些人走了之后，母亲跪在地上擦着木地方，她不能忍受地板上的泥土。父亲摆好了桌椅，一个椅子腿断了，父亲用铁丝缠绕了一圈椅子腿。他安慰着我们两个，说要带我们去逛街买东西。
第六次来我家的时候，几个年轻小伙看了看东面墙壁上的那行字，他们也拿着布，蘸着墨，在西面的墙壁上写下了“打倒这些坏蛋！”
人走了之后，我想去擦掉墙壁上的字，父亲制止了我。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我不是很懂，就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形来打击你，你要毫不惊慌；当没有任何原因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要愤怒。这是宋代苏东坡先生的话。他一生坎坷艰难，但是却活得洒脱。”
我还是不太懂，就问：“古人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嘛。”
父亲笑了笑说：“我们都要好好活着，你不是想去外面看看世界吗？你好好活着，怎么看世界。”
我觉得父亲说的很有道理，可我还是生气。家里都空荡荡的，那些好东西都没有了。
“再说，他们都是一群孩子，和孩子生什么气？那是白生气。”父亲又加了一句。
已经过了饭点，母亲来不及做饭，我们都很饿。父亲带着我们，到外面吃牛肉面。
一群人第七次来我家的时候，气势汹汹，发现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恼怒之下，他们剪开了被子，剪开了枕头，仔细看里面有没有私藏什么不好的东西。
等人走后，母亲捂着胸口说：“亏得我有先见之明，烧了那玩意。要是被搜到，估计要进去待着。”
最庆幸的一点是，每一次来我家，他们没有打父母，只是把东西都拿走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父母在他们到家里的时候，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不说，没有进行任何阻拦，仿佛是个来看热闹的人。
还好，这股风潮渐渐地过去了，家里空荡荡，也没有人来拿东西了。父亲给家里买了一些日用的东西，结实耐用，就是不好看而已。
局里的人到了我家，说有人反映，我父母在偷听不好消息。这是一条大罪，父母直接被管起来，不能回家。让母亲待在商业局一个大院里面。商业局要卖黑瓜子，母亲就在里面煮瓜子、晒瓜子。父亲待在在药材公司，在里面清洗药材，进行改造。
这一次是宣传队柳冬天搞的鬼。他一直在追求我，我没有同意。他说喜欢我，要娶我，母亲委婉地拒绝了，但是她不能阻止柳冬天来我家。他天天往我家里跑，殷勤地干活。他看到母亲不同意，就买了一个收音机送给母亲。母亲不敢收，他说是借给母亲的，放下就跑了。母亲下班回到家，无聊了就打开收音机，其实也听不到什么节目，武都就在山沟里，接收信号很差。
柳冬天见我家人一直不答应，当面向我表白后，也被我拒绝了。他恼怒之下，说要到局里告我们家，说我父母偷听不好的消息。证人就是我，因为我在家。
父母被管住了，我从学校被叫到局里。他们让我站队，和父母划清界限，让我当场签字作证。如果我签字，父母就要被捕，可能还会被枪毙。
我辩解说，父母没有偷听不好的消息，山区根本就没有信号。本地的信号接收都断断续续，怎么可能收听到。我坚决不签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父母才没有进监狱。
没有被管制前，父亲的工资是八十七块钱。母亲比父亲少一点，有六十多块钱，都属于高工资。被查后，一个月只给家里发四十五元钱，我们生活不好，但是不至于挨饿。家里还雇了一个保姆，五十多岁，住在我家的对面，一个月给她十元照顾弟弟。保姆对待弟弟就像自家人一样，把他照顾得很好。
学校也不开课。我在家除了要看管弟弟，还要给父母送饭菜。弟弟已经七岁了，在家里就和野人一样，整天只知道出去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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