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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之九、“谢园送茶”之奥妙

    “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这是第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时“成窑五彩小盖钟”后面的一条重要批语。这条批语的首要价值在于时间非常明确,直至到月。从前后文含义来判断,这茶可不是一般的茶,至少贡品极别。而且,从“成窑盖钟”如此具化来看,二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已经清晰浮现,当时也是用这个盖钟为长辈奉茶。所以,从批语看,与妙玉相同,她也是一位身份尊贵的美丽女子。而且,从后面的“瓜州渡口”之批,我们还可判断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被曹雪芹写入梦中,尚不清楚自己便是妙玉的原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谢园送茶”没那么简单,绝非空穴来风,“谢园”也一定是个很确切的名称。

    根据曹雪芹所生活的年代,批语中之“丁丑”是1757年,生肖牛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正值乾隆二次南巡,清史记载,他一路巡查过了长江,二十二日抵达苏州府。不仅奉皇太后之命“临视”了织造机房,还在嘉兴府后教场及石门镇进行了阅兵。三月十八日,到达江宁府(南京、金陵),免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府,以及附郭诸县的本年额赋,祭奠了明太祖陵。二十六日,返还京师至圆明园。

    乾隆一路走走停停,所到之处很多,本文仅提苏州和江宁,其意不言自明,当然和曹雪芹家族有关。但此时的苏州和江宁织造继任郎中,都已经名花有主。而曹家也早已于雍正五年(1727年)降旨,雍正六年(1728)正月查抄,原因是大量亏空未补,却“暗中转移财产”。这条批语书写之时(1757),曹雪芹的家族已至暗多年,而《红楼梦》的全本也在西山完成,进入了增删修改阶段。

    从时间上看,畸笏所指“二十年”前是1737丁巳蛇年,即乾隆二年。这年江南发生的一件大事,便是四月份,大学士朱轼奏报浙江海宁石塘竣工。与此同时,常州谢园也修建完毕。这年,出生于1715年的曹雪芹只有22岁,正值风华少年,但已经历了抄家后9年痛苦时光,他与畸笏一样,居住BJ。

    谢旻1729—1733年任江西巡抚,并在1732年与高其倬、尹继善一起监编《江西通志》。修建谢园时,江西巡抚已经换成俞兆岳(1735年—1736年)或岳濬(1736年—1740年)。但既然一向清廉节俭的谢旻,会把这样一个坐落于常州(距江宁136公里)的养鹿场,改建成自己的私家园林,那一定准备长期居住。从批语看,当时谢园的主人谢旻,抑或是他的家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但向居住于BJ的曹家或者畸笏“送茶”,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此时曹家还没有死绝,而畸笏的身份又非同一般,作为曹家产业的接驳者,谢旻或者家人到京,还会与他们有些交流。如此,顺便带点儿他们最爱的新采上等名茶,也就在情理之中。另外,谢旻“送茶”这年,正是尹继善回京任刑部尚书那年(1737丁巳蛇年,乾隆二年),以他与尹继善之间的关系而言,尹继善更应当在“送茶”之列,茶品则更不在栊翠庵一回所写之下。

    “谢园”的出身非常明确,它是常州约园,是一处始建于明代的古典园林建筑,位于JS省CZ市区今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原系明代官府的养鹿场所。雍正四年(1726年),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8县,史称“八邑名都”。正是曹家被查抄十年之后,清乾隆初年(1736年),作为中丞(江西巡抚)谢旻的别业,被他经营成园,从而称为谢园。后来,大学士赵翼之孙赵起(字于鞶)购得此园,修葺后改名约园。园中景物,以奇石见长,赵起于每石题一峰,成约园十二峰:灵岩、绉碧、玉芙蓉、独秀、巫峡、仙人掌、昆山片影、玉屏、朵云、舞袖、驼峰和飞来一角。并有:鞓红新馆、十二峰山房、梅坞风清、阁袭天香、南山涌翠、山半松涛、西园秋实、梅坞风清、石梁观渔、药圃争妍、云溪水榭、平台觞咏、莲渚招凉、海棠春榭、曲桥览胜、烟浮瑶岛、小亭玩月、疏篱访菊、春生兰室、息阴草堂、柳岸闻莺、烟波画舫、隔院钟声、城角枫帆等二十四景。赵起又每景写一词,以增添约园的诗情画意,故名闻江南。

    因为赵起只是“修葺”,并非大规模的改造,所以“十二峰”与“二十四景”其实是谢园原有的,谢园建成之初,即是常州最好的私家园林。那么问题来了,脂批中的“谢园送茶”之人究竟是谁?送给曹家还是畸笏?我们不得而知。但“谢园”二字充分说明,江南园林是畸笏与曹雪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而赵起后改的“十二峰”“二十四景”也一定与随园及江宁织造府有关。再次证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定会有江宁织造府的影子,而甚至我们还能推测,赵起和他父亲赵翼或许曾读过《红楼梦》。不管怎样,“谢园”在赵起手中被改成了“约园”,并在战乱中损毁。现虽又经几次重建,亦已面目全非。但无论如何,园中格骨尚在,其间花木扶疏,清流回环,有紫藤一株自怪石缝中蟠曲而上,仿佛翠盖。池面叠石假山,有石亭、曲桥、蜿蜒可通,鲜明地折射出传统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原型生活场景正在江南,开头便是“苏州阊门”-影射苏州织造府。中丞是明清时期对巡抚的尊称,巡抚掌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也被称为抚台、抚军,一般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阶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高官兼高官,谢旻正是这样的身份。《湖南通志》记载:“雍正三年七月卅日,迟维台入京,粮道谢旻署湖南按察使。”虽然关于谢旻的史料较少,但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他也是仕途顺遂之人。

    1732年,江西巡抚谢旻监编《江西通志》,其“表”中即有:“雍正十年月日署理两江总督印务苏州巡抚加四级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加一级纪录六次臣谢旻”之内容。后来的“纂修职名”中更注明了三位“总裁”:高其倬、尹继善、谢旻。

    尹继善,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长,号望山,姓章佳氏。康熙六十年(1721),发生了一件对尹氏一门至关重要的事:当时雍亲王胤禛受命祭三陵,途中遇雨,遂宿尹泰家中,闲谈时,胤禛问:有子仕乎?泰对曰:第五子举京兆。胤禛说:当令我见。次年,尹继善参加会试,曾拟遵父命拜谒雍亲王,因恰逢康熙去世,胤禛继位,只好作罢。雍正元年,尹继善成为进士。引见时,胤禛一见其人,即对其才识风彩赞不绝口,说: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从此,尹继善开始了漫长显赫的仕宦生涯。尹继善任江苏巡抚时年仅32岁,故江南人呼之“小尹”。雍正七年,尹继善升任河道总督,九年又任两江总督,此后,除乾隆二年到五年任刑部尚书三载,一直出任封疆。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方召还京师。江南时期,尹继善利用幕府招览英才,名声大著,故其诗有“幕府多才罕俦匹,儒雅风流谁第一”之句。不仅如此,尹继善还和诸名士同游名山胜水,诗酒赓和,略无虚日,象曹西有、宋宝岩、秦大士、蒋士铨、袁枚、钱陈群等,都是经常出入于两江制府的知名人物。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高宗南巡,钱陈群偕沈德潜迎驾常州,清高宗赐诗称为“大老”。乾隆十三年,尹继善与钱陈群遇于苏州,二人吟诗唱和,多至十余遍仍不罢休,一时送者马疲人倦。及陈群至嘉兴,继善又追寄一首,钱陈群于是致书请求休战,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诸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恰逢袁枚过苏州,见陈群信,遂赋诗道;“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继善喜,又转与袁枚叠和不休,一时成为诗坛佳话。袁枚、赵翼、蒋士铨又合称“江右三大家”。

    赵翼曾夸赞尹继善说:江南“漕务肃清者凡四十余年,皆文瑞(即尹继善)之惠也,宜吴人思公至今犹不置云。”因此,赵翼与尹继善、谢旻均同朝为官,关系密切,这才有了赵翼之子赵起购买谢园的故事。乾隆二十一年冬,尹继善赴京,乾隆特令学士傅恒带其“遍历香山、昆明诸胜”,事后,继善又至傅恒府第拜访。而这个傅恒可不简单,他正是与《红楼梦》有着莫大关系的富察明义之叔,富察明义是傅恒二兄傅清之子。有趣的是,尹继善的第五子庆霖,字雨村,号晴村,我们有理由相信,难不成曹雪芹的“贾雨村”之灵感即来自于此?也未可知。尹继善为人圆滑,喜好逢迎巴结,处理政事也游刃有余,恰是贾雨村的原型。

    至于赵起,则属于大器晚成之人,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才考中举人,那时已经年过半百,遂归故里长居,奉侍双亲(赵翼是常州人),在约园以文翰自娱,不谋升官进爵。咸丰二、三年(1852—1853)间,太平军突破江南大营,克江宁(今南京)、镇江。赵起协助清军创办常州保卫局,筹办团练。咸丰七年(1857)清军收复镇江,赵起支持战役,因战功保荐为教谕,加中书衔。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包围常州,时驻常州城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及府县官吏闻风携印东逃。他则指挥余部誓死守城,派侄禄保、曹禾等激励并指挥民团顽抗。很快城陷,赵起“捐难,家属赴园池殉者三十九人“。后人拾遗骸合葬于约园西北隅。遗著有《约园词稿》等。这些故事都与批语扯不上任何关系,而且,时间又已过去百年。

    我们感兴趣的是,时年二十二岁的曹雪芹,究竟在“谢园”送茶时获得了哪些灵感?仅仅是第四十一回的品茶而己吗?我想,一定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苏州织造和江宁织造是李家与曹家的世袭铁饭碗,他们正是荣国公和宁国公的原型。而江宁织造府,正是《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原型。曹玺为江宁织造的首任郎中,其子寅,孙颙、頫亦任此职。至雍正五年(1727)曹頫罢官止,前后六十余年,不由曹氏任职的时间,不过六年。曹氏三世在官时,常以密折报告各处情况,实为清代皇帝的耳目。

    因江宁织造多由皇帝亲信的八旗人内务府大臣担任,称为“江宁织造部院”,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更受皇帝的信任,能直接向清政府提供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所以权势显赫。织造府始建于清初江宁府上元县地界(即今大行宫一带),康熙南巡时,以织造府为行宫。后来乾隆游江南又经粉饰,正式作为行宫,到同治年间命名为大行宫。其西花园原有“楝亭”一座,那便是曹家聚会文人学士的重要场所。被查抄后,此园归于接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故名“隋织造园”、“隋园”。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袁枚购得此园,名之为“随园”,死后即葬于随园。随园在太平天国时期被夷为平地,片橼无存,如今正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址。可见,所谓的织造府,下场还不如“送茶”的谢园。而谢园的“十二峰”与“二十四景”,正是读过《红楼梦》,或者仿照随园-江宁织造府而建的。

    尹继善到南京任官时,曹家虽已北返,但衙院与曹家在南京的“旧宅”相邻。尹继善本来就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仰慕已久,自己也十分喜爱诗文书史,于是有意无意间,都在“学步”曹寅。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曹雪芹迫于生计,为了《石头记》的传布到了江南,他的才华受到尹继善的赏识。读过尹继善的诗,方知其与曹雪芹相比,竟似不落下风,他的《寄继室鄂夫人两首》可以说颇具代表性:

    “故乡却似在江宁,岂为思家有泪零?别后无眠嫌夜永,行来到处爱山青。每看野店三更月,知望银河两岸星;石径风微斜照里,寻梅可到小池亭?正因被薄欲加棉,又接音书短榻前。对雪遥思长路冷,围护更虑晓水坚;不言家事知余苦,频寄征衣赖汝贤。依旧疏狂应笑否?偷闲时复耸吟肩。”如此方知,他与曹雪芹虽年龄相差不少,亦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但他是正统人物,眼见曹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有些偏激,渐渐心中不喜,出于一片好心,尹继善想以他的正统观念去改变曹雪芹。而曹雪芹却根本不能接受,最终两人不欢而散。曹雪芹乘兴而来,结果却败兴而归。但曹雪芹这半年时间可没白过,以他的才华,自然会和尹继善、钱大士、鲍楷(棠村)、郎廷槐(梅溪)、毕沅、钱泳、梁巘(松斋)、孔氏兄弟(东鲁孔)、余怀等江南一众打成一片。而且,他一定带着《红楼梦》的原稿,而尹继善的一众幕僚,也都或多或少地读过、抄写过,其间自然会产生几个爱不释手的批书者。只可惜他没待多久,与袁枚反而无缘相见。这些交往,不仅李斗《扬州画舫录》第二卷,赫然有记:曹寅、鲍楷(棠村)、梁巘(松斋)赫然在列(见拙文《“弟弟”棠村》)。比曹雪芹小一岁的余怀还著有《玉琴斋词》稿本四册,兰绸封面,不分卷,字为余澹心手写,字体清挺秀逸,册中有清吴伟业、尤侗两跋,及顾广圻、孙星衍题记。书内有朱印阳文;楝亭曹氏(曹雪芹之父曹玺和祖父曹寅)藏书。

    乾隆二十五(1760)年春,乾隆在察看八皇子永璇府邸时,无意间发现了《石头记》,恼怒至极,决心要弄清这部“淫词小说”的原委。幸亏曹雪芹的文字比较隐晦,没有日月年纪,也没有交待谁是作者。那时的尹继善绝对是消息灵通人士,尹继善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第八子永璇,是正而八经的皇亲国戚。与曹雪芹家族交好的怡亲王允祥对尹继善也另眼相看,曾赐青狐一袭以示宠荣。他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消息,而尹继善也不肯出卖曹寅的后人,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曹雪芹,让他赶紧离开幕府,远走他乡。于是,无可奈何的曹雪芹,立即收拾行装,决定北返。最后,曹雪芹在多方掩护协助下,才把此事敷衍过去,避免了一场大祸。基于清庭当时文字狱的严厉,从此,这群批书人(包括尹继善自己)就视曹雪芹为祸端,再也不敢去给他“送茶”了。

    值得注意的是,赵翼也是JS省常州人,而且,他曾在云南协办军务。赵翼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成进士。本来殿试应拟第一,想不到因为陕西多年没状元,乾隆帝为了照顾西北人民的感情,便让陕西籍的王杰当了状元,而赵翼就只能当探花。这件事,一直让老赵忿忿不平,耿耿于怀,引为终身憾事,每每想起,便借端形诸于诗篇以寄不平。傅恒算得上是赵翼的恩师,二人感情深骛,《檐曝杂记》载赵翼在军机处当差时一个貂皮帽子戴了三年,毛都拳缩的像刺猬,傅恒看了从怀里摸出五十金交给赵翼,叮嘱他换一顶新帽子过年,赵翼把五十金用在别处,依旧戴旧帽子,傅恒看见后也没说什么,赵翼很是感动。

    《清史稿·赵翼传》记载:“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因此,赵起购买谢园,恐怕也是其父赵翠重归故里、叶落归根的想法。

    钱维城也是常州的名人。他自幼聪敏、有悟性,读书每日千余言。十岁能诗,乾隆十年(1745),26岁时便中了状元郎,被授翰林院修撰。对于翰林学士们来说,那时候满文也是“必修课”,钱维城满文名列“散馆三等”,乾隆便有些不高兴:“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恒一听,急忙为他辩解一番。乾隆下命再试汉文,又说他的诗词有疵漏,文赋尚通顺,仍留“修撰”一职。因此,旧时的官场,稍不留神便会出事。没有同乡赵翼以及赵翼老师傅恒,恐怕钱维城早被开除了。

    钱维城作有一首五言律诗:

    属疾寄曹剑亭

    微疴如小隐,闭户即山林。节序抛孤枕,生涯剩苦吟。

    霜中群木尽,雨后一镫深。持此萧闲味,应符静者心。

    依照他与赵翼和傅恒等人的关系,想必此“曹剑亭”即是彼曹楝亭-曹寅!《红楼梦》中,处处皆是江南金陵的影子,而护官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总共4句,两次提到了金陵,足以表明他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之情。袁枚的《年谱新编》中有为好友蒋士铨(字苕生)作的诗《相留行为苕生作》:“金陵城,六十里,容不住一个苕生子。”这与护官符中的第二句和其相似!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记载:康熙间,曹楝亭(曹寅)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这段话研红者引用颇多。很明显,袁枚是通过明我斋-即富查明义才知道《红楼梦》的,他并没有真正读过。

    明义写的《题红楼梦》二十首绝句,诗前有小引中写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不难看出,袁枚的《随园诗话》,正是源于明义的引言。

    《随园诗话》卷十六中记载:“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属‘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袁枚由啸厓,联想到“雪芹公子”,自然亦离不开对曹寅的崇敬和对明义所言的信任,认为他二人水平相当,都是当世英才。但袁枚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还认为自己与他们“相隔已百年矣”。但其实雪芹只比袁枚大了一岁,当时交通不便,也无从联系,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遗憾!

    当然,从袁枚诗与曹雪芹护官符诗之雷同来看,袁枚或者后来池曾经读到了《红楼梦》的初稿或只言片语。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红楼梦》是根本无法大规模流传的。且不说文字狱,即使能在坊间大明大摆的抄来抄去,又有多少人可见?多少人喜欢?多少人读懂?

    袁枚与富察明义虽然年龄也相差不少,但相比于曹家的落魄,明义可是清庭大员傅恒的侄儿,是典型的官二代。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为傅恒之姊,也就是明义的亲姑母。她于雍正五年成为皇子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后,又于乾隆二年被立为皇后。因此他们相识甚早,交往颇多。

    乾隆四十六年,袁枚六十六岁时曾给明义写过名为《答明我斋参领》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秋间似村世兄处寄到和诗二章,即景情生,言从心发,押时字韵感期望之深,押经字韵见相思之切;至于廿年转职、六十生儿,正如吟诗者因迟见妙,司马长卿之三年一赋终胜于枚皋之援笔立就也。枚生平不喜佛法,而独于“因缘”二字信之最真,以为足补圣贤语录之所未及,身历名场垂五十年,事事可证。即如枚与君家亦大奇矣!二十七岁时翰林散馆在光明殿考试,蒙文忠公一见倾心,赏其爽俊,嗣后每到宫门必加奖许;后乞养山居,犹托尹相国聘为记室,枚以母老路遥,辞谢而止。三十五年王师征缅,家弟树作宰南阳,办理军需,忽接钦差六百里羽檄,合署惊惶,不知何事,启封乃绝句一章云:“双丁二陆传名久,今日相逢在路途,借问南阳贤令尹,风流得似子才无?”一时士大夫传为佳话。此即令兄讳仁者之流风遗韵也。近年来又以白下程、朱二友假馆华堂,得与执事时通芳讯。一门之内,重叠恩知,或未见而相思,或乍逢而矜宠,倘非陆法和所谓前生有香火因缘者何能如是。枚犬马之齿六十有六矣,人间万事尽付烟云,惟于感恩知己四字,一息尚存,每钦钦其在抱。未知今生得仰见贤人丰采否,言之黯然。

    其中的“似村世兄”是尹继善之六子。“文忠公”就是傅恒,而“尹相国”即是尹继善。文中甚至还提到了明义的哥哥明仁和袁枚弟弟袁树的来往,如此方知袁枚社交之目的性有多强。

    乾隆四十九年,袁枚的《明我斋参领扈跸南来见访不值将园中松竹梅兰分题四诗而去余归后钦迟不已寄五言一章》写道:

    我与我斋公,相知廿载宽。南北虽乖分,吟笺常往还。终是两人诗,不是两人面。两人心淒然,今生可得见?欣闻銮輿巡,知君必扈行。遍观从臣单,竟无君姓名。因之走东粤,不复候里巷。岂知君竟来,敲门失所望。

    这是乾隆四十九年,明义随皇帝南巡到江南,特地去随园拜访袁枚,不巧袁枚外出远游,没有见到。这就充分说明,明义是到过随园的,他那么急匆匆的离开皇帝,往随园跑,想必也并非是想去见袁枚这个“老大哥”,而是另有所图-想看看被曹雪芹倍记繁华的《红楼梦》大观园究竟什么样。因此,他们这种忘年交是靠不住的,明义与袁枚之交往皆因曹雪芹与《红楼梦》,而袁枚却浑然不知。

    《随园续同人集·寄怀类》收有明义的《以诗代书寄随园主人》:

    几回欲访蓬壶岛,只恐仙风吹却还。

    何处更寻楼百尺,凭高凝望小仓山。

    若无江令一枝笔,那有陈王八斗才。

    昨自邮筒颁二卷,已传衣钵过江来。②

    这是交往初期所写,明义称袁枚为“随园主人”,而且是“以诗代书”,大有居高临下之感。

    袁枚晚年,在《小仓山房尺牍》卷八收有《上福敬斋公相》一信,福敬斋即福康安,是傅恒之子,明义从弟。袁枚在信中说:令兄我斋先生寄示阁下所撰双忠祠碑记,读之知襄烈公镇卫藏时殉难立功至今奕奕有生气。……枚不自揣,亦想作一木之衔。其奈公府高华,何物不备,书生表敬,出手尤难。喜文字之相知,觉一芹之可献,特恭制龙宾十二、毛颖八床,交令兄我斋先生寄上。

    只因福康安是王爷,袁枚诺大年纪,仍不忘通过明义给大官送礼,龙宾是墨,毛颖是笔,所谓文人之礼,礼轻而义重⋯⋯

    乾隆六十年,袁枚写《八十自寿》七律十首,明义依韵和了十首。第十首是:

    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

    定有禽鱼知主客,岂无花木记春秋。

    西园雅集传名士,南国新词咏莫愁。

    艳煞秦淮三月水,几时衫履得陪游。

    明义的这首诗再次说明,他是读过《红楼梦》的,而且他确信,曹雪芹正是将他的早年居住地-江宁织造府,即现在的随园做为蓝本,才写出了大观园里的精彩故事。他去了随园,游览了其间的风景,才能如此肯定。“西园雅集”,说的是与敦敏、雪芹的西山之会,而“艳煞秦淮”,则是他对曹雪芹的金陵美景的向往。

    关于随园,可能爱新觉罗·裕瑞说的更为明白:“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裕瑞也指明,大观园即曹家故址,曹家即江宁织造且与平郡王府结了亲。

    另外,还有闽浙总督的伍拉纳之长子舒坤的批语:“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说明,程甲本之前,已经有钞本流传。但这种流传依然范围很小,非常隐秘。而且,唯有明义写诗概括了全貌,不论裕瑞还是舒坤,都没有提及《红楼梦》的主题,还出现了明珠、傅恒的家世说。我认为,雪芹去世前,《红楼梦》的流传就始终保持着被肢解的状态,抄手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再结合时弊,将原著随意肢解。以至于最后,后三十回逐渐散失,到舒坤所见钞本,在社会面上已经与曹氏无缘,因为文字狱之下,人们必须学会掩藏与抛弃。

    庚辰本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批语,即第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借阅者是谁?因何迷失?我认为“五六稿”的内容,“迷失”的可能性不大,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却不小!我们可以想象,后三十回的大部分内容正是这样,只因为“不合时宜”而整章整节地被逐渐破坏,到程元伟时期,《红楼梦》已经能够被当局接受,但失去的那些内容,却已经永远无法再找回了!庚辰本《石头记》第十六回,赵嬷嬷说“阿弥陀佛,……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旁有一朱批:“文忠公之嬷。”这是说,就连这时的批书者,也认为此书是傅恒家传。

    如果“金陵城,六十里,容不住一个苕生子”确实仿自《红楼梦》,那说明,袁枚后来读到过此书,他可能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就读过了《红楼梦》的初本。而那时,曹雪芹辞世尚未超过十年。

    “谢园送茶”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我们更加确定了曹雪芹与江南水乡的莫大联系,以及他幼时在金陵获得的美好灵感源。而且,最关键的是1737年谢园送茶事之有据可依,足可证明靖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看出,畸笏也并不是传说中的曹雪芹长辈。况且,依畸笏所言,谢园送茶时,曹雪芹也绝不会只是个几岁的毛孩子。关于曹雪芹的出生年份,由于没有依据,向来都是红学界的难题。就连蔡义江老师也认为抄家时雪芹尚且处于孩提,没少为他岁数不足却写下伟大作品而操心。

    这时我们就可以了解,雪芹在1737年谢园送茶时已经成年,1715年左右出生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甚至会感觉到畸笏-这个《红楼梦》中人、批书人,妙玉之原型,与她深爱的曹雪芹先生,一起携手,穿越时空,向我们款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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