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魏帝换使
萧绍瑜对京中局势的判断，最大的收获在于：
太子已然无暇顾及本王，甚好。
如此，他经营济阴的方略便可少些朝中阻力。
比李逸稍晚，苏霖之也将京中局势的变化秘奏梁帝。
李逸能查出来的事，典签府探子自然也能，而且要更多更准确。
于梁帝而言，京中局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是按照他的布局在演化，并未出圈。
引起他兴趣的是，苏霖之带来的另外一个消息：
“魏帝已准和议，并遣正使前来，已出洛阳。”
“魏国正使何人？”
“魏帝近臣，中常侍宗焕。”
宗焕官位虽仅四品，却乃魏帝恩幸，于北魏朝中地位尊崇。
然比之南梁正使南康王萧绍瑜，却显得有失分量。
梁帝原本以为，魏帝会命元沐为正使，元睿则是代行正使之权，或者另差一亲王前来。
命宗焕为正使，说明魏帝或许对元沐失去了信任，朝中亲王或许皆有所命，无暇分身。
不论如何，一旦元沐失去了和议主导权，战马交易势必要受到影响。
若魏帝欲抛弃元沐，则意味着战马交易的终结。
而这乃梁帝关切所在，他问道：
“战马交易进展如何？”
“初至睢陵，九殿下便与元睿达成了首笔交易，战马一万匹，只待与彭城王交割。”
萧绍瑜自然要奏明梁帝，实际的物资与战马交割，要由梁帝派人就近落实。
毕竟物资掌握在梁帝的手中，梁军也急需战马补充。
他的使者已在路上，只是没有典签府探子快而已。
闻报，梁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禁赞道：
“九郎办事，还是蛮有效率的嘛，朕心甚慰。
苏卿，该死的温柔能否达成，便看你的了。”
“臣已命手下，暗中破坏魏使南下沿途桥梁，并设路障于陆，或许还会有盗贼出没，毕竟魏国境内很不太平嘛。”
苏霖之有备而来，早有部署，奏对从容淡定。
“很好，秘调银光纸、松烟墨的差事，进展如何？”
迟滞宗焕，便可确保战马交易继续进行，梁帝之心稍宽，又关心起给萧绍瑜供货了。
银光纸、松烟墨的生产作坊，遍布建康四周，并非仅限于城内。
未免惊动京中的太子，梁帝秘令苏霖之秘调建康外围库存。
“臣差百人，分头秘调，已在赶往睢陵的路上。”
这件差事，苏霖之同样办得很漂亮。
50方松烟墨、5000张银光纸分散到百人，每人墨不足1方，纸不过50张。
如此，完全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似乎根本不存在这件事。
“给九郎捎句话，官办作坊的寻常纸墨，从朕这进货，朕只取三成之利，还盖章。”
梁帝也在为战后诸事发愁，他果断决定与范雍“公平竞争”寻常纸墨的供货权。
短期之内，除了萧绍瑜这笔生意，他也别无他选。
太府寺最大的进项来自于云锦，此刻恰值青黄不接，原料断供之际，指望不上的。
有些作坊又是不完全面向民间的，如东西冶，多用于满足梁军军需。
面向民间的作坊，也要面临竞争的问题，而在竞争方面，南梁朝廷还未必竞争得过地方士族。
如官办造纸作坊所造纸张，标价明显高于市价，原因自然来自于内部腐败。
比如纸官大量安置亲朋故旧，人多了，所需薪酬自然就多了，也就是人力成本增加。
而这些走门路的人，干多干少都是照拿薪酬，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就是在吃空饷。
同理，造纸所需原料，纸官也可从亲朋故旧手中采购，采购价必然高于市价，如此才能你好我也好嘛。
而采购价过高的原因，则必须是原料品质很高，物有所值。
归根结底，造纸作坊是皇家的，纸官不过是给梁帝打工的厂长。
旱涝保收之下，他是不关心盈亏的，倒是能多捞点是一点儿。
当然，账目绝对经得起梁帝派员查验。
即便是精于算学的太府卿祖暅之亲查，也查不出问题，因为问题出在那一串串数字之外。
多年来，汇聚到梁帝处的结论便是：
官办作坊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故收益难以保障，很多时候甚至还要赔钱。
若不是因为朝廷省寺府司，及地方各级衙门尚须供应，梁帝早就裁撤亏钱作坊了。
有官员建议从民间采购，既便宜又省心，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财政拮据的梁帝，自然是要试一试的。
结论却是：政府采购所需还要高于官办作坊的生产成本呢。
精明如梁帝，自知此举不过是换了一批蛀虫，还不如维持现状呢。
他也想过彻查，法办一批贪官，但理智告诉他不能。
如纸官，不过小吏，却胜在人多势众，且多出身寒门富户或是下品士族。
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一旦激起反抗，恐怕最终妥协的还得是梁帝。
与其如此，不如引而不发，至少可以掩盖矛盾，维持和谐大局。
至于税关，收益逐年下降，雪崩式下降，如今已是聊胜于无了，同样是一笔烂账。
大宗商家走税吏门路偷税漏税，小民百姓做些小买卖又收不了多少税。
为了应付差事，地方税吏皆加重盘剥小民百姓，随意抬高税率。
往往买卖收入还没税收得多呢，比如一担柴不过卖5~10钱，却要收20钱的税。
日子久了，百姓也就放弃了，税吏也就没了盘剥对象。
如此，南梁各地便出现了一副奇怪景象：
商业繁荣，大宗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太府寺所辖税关却是门可罗雀，税收寥寥。
繁荣之下的百姓，则是民生困顿，村庄凋敝随处可见。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地方豪富士族之家房屋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以此观之，南梁痼疾之深，并非仅是土地兼并那么简单。
准确说，是士族对小民百姓，全方位的剥削压榨，还是没有底线的那种。
更是士族与朝廷争利，枯竭朝廷税源而肥己。
南梁士族的强势还表现在：在南梁，盐铁并非朝廷专卖。
据史料记载，南梁诸州郡私家盐井的数量远远多于朝廷。
冶铁就更不用说了，南梁朝廷仅有太府寺辖下的东西冶，冶铁作坊在数量上同样无法与地方士族相比。
汉唐明清朝廷最大的税源，竟然也被南梁士族瓜分了！
《梁书·武帝纪》载曰：
魏帝遣正使中常侍宗焕，赴睢陵与帝洽商和议。高祖愁安抚诸事。
太子已然无暇顾及本王，甚好。
如此，他经营济阴的方略便可少些朝中阻力。
比李逸稍晚，苏霖之也将京中局势的变化秘奏梁帝。
李逸能查出来的事，典签府探子自然也能，而且要更多更准确。
于梁帝而言，京中局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是按照他的布局在演化，并未出圈。
引起他兴趣的是，苏霖之带来的另外一个消息：
“魏帝已准和议，并遣正使前来，已出洛阳。”
“魏国正使何人？”
“魏帝近臣，中常侍宗焕。”
宗焕官位虽仅四品，却乃魏帝恩幸，于北魏朝中地位尊崇。
然比之南梁正使南康王萧绍瑜，却显得有失分量。
梁帝原本以为，魏帝会命元沐为正使，元睿则是代行正使之权，或者另差一亲王前来。
命宗焕为正使，说明魏帝或许对元沐失去了信任，朝中亲王或许皆有所命，无暇分身。
不论如何，一旦元沐失去了和议主导权，战马交易势必要受到影响。
若魏帝欲抛弃元沐，则意味着战马交易的终结。
而这乃梁帝关切所在，他问道：
“战马交易进展如何？”
“初至睢陵，九殿下便与元睿达成了首笔交易，战马一万匹，只待与彭城王交割。”
萧绍瑜自然要奏明梁帝，实际的物资与战马交割，要由梁帝派人就近落实。
毕竟物资掌握在梁帝的手中，梁军也急需战马补充。
他的使者已在路上，只是没有典签府探子快而已。
闻报，梁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禁赞道：
“九郎办事，还是蛮有效率的嘛，朕心甚慰。
苏卿，该死的温柔能否达成，便看你的了。”
“臣已命手下，暗中破坏魏使南下沿途桥梁，并设路障于陆，或许还会有盗贼出没，毕竟魏国境内很不太平嘛。”
苏霖之有备而来，早有部署，奏对从容淡定。
“很好，秘调银光纸、松烟墨的差事，进展如何？”
迟滞宗焕，便可确保战马交易继续进行，梁帝之心稍宽，又关心起给萧绍瑜供货了。
银光纸、松烟墨的生产作坊，遍布建康四周，并非仅限于城内。
未免惊动京中的太子，梁帝秘令苏霖之秘调建康外围库存。
“臣差百人，分头秘调，已在赶往睢陵的路上。”
这件差事，苏霖之同样办得很漂亮。
50方松烟墨、5000张银光纸分散到百人，每人墨不足1方，纸不过50张。
如此，完全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似乎根本不存在这件事。
“给九郎捎句话，官办作坊的寻常纸墨，从朕这进货，朕只取三成之利，还盖章。”
梁帝也在为战后诸事发愁，他果断决定与范雍“公平竞争”寻常纸墨的供货权。
短期之内，除了萧绍瑜这笔生意，他也别无他选。
太府寺最大的进项来自于云锦，此刻恰值青黄不接，原料断供之际，指望不上的。
有些作坊又是不完全面向民间的，如东西冶，多用于满足梁军军需。
面向民间的作坊，也要面临竞争的问题，而在竞争方面，南梁朝廷还未必竞争得过地方士族。
如官办造纸作坊所造纸张，标价明显高于市价，原因自然来自于内部腐败。
比如纸官大量安置亲朋故旧，人多了，所需薪酬自然就多了，也就是人力成本增加。
而这些走门路的人，干多干少都是照拿薪酬，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就是在吃空饷。
同理，造纸所需原料，纸官也可从亲朋故旧手中采购，采购价必然高于市价，如此才能你好我也好嘛。
而采购价过高的原因，则必须是原料品质很高，物有所值。
归根结底，造纸作坊是皇家的，纸官不过是给梁帝打工的厂长。
旱涝保收之下，他是不关心盈亏的，倒是能多捞点是一点儿。
当然，账目绝对经得起梁帝派员查验。
即便是精于算学的太府卿祖暅之亲查，也查不出问题，因为问题出在那一串串数字之外。
多年来，汇聚到梁帝处的结论便是：
官办作坊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故收益难以保障，很多时候甚至还要赔钱。
若不是因为朝廷省寺府司，及地方各级衙门尚须供应，梁帝早就裁撤亏钱作坊了。
有官员建议从民间采购，既便宜又省心，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财政拮据的梁帝，自然是要试一试的。
结论却是：政府采购所需还要高于官办作坊的生产成本呢。
精明如梁帝，自知此举不过是换了一批蛀虫，还不如维持现状呢。
他也想过彻查，法办一批贪官，但理智告诉他不能。
如纸官，不过小吏，却胜在人多势众，且多出身寒门富户或是下品士族。
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一旦激起反抗，恐怕最终妥协的还得是梁帝。
与其如此，不如引而不发，至少可以掩盖矛盾，维持和谐大局。
至于税关，收益逐年下降，雪崩式下降，如今已是聊胜于无了，同样是一笔烂账。
大宗商家走税吏门路偷税漏税，小民百姓做些小买卖又收不了多少税。
为了应付差事，地方税吏皆加重盘剥小民百姓，随意抬高税率。
往往买卖收入还没税收得多呢，比如一担柴不过卖5~10钱，却要收20钱的税。
日子久了，百姓也就放弃了，税吏也就没了盘剥对象。
如此，南梁各地便出现了一副奇怪景象：
商业繁荣，大宗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太府寺所辖税关却是门可罗雀，税收寥寥。
繁荣之下的百姓，则是民生困顿，村庄凋敝随处可见。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地方豪富士族之家房屋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以此观之，南梁痼疾之深，并非仅是土地兼并那么简单。
准确说，是士族对小民百姓，全方位的剥削压榨，还是没有底线的那种。
更是士族与朝廷争利，枯竭朝廷税源而肥己。
南梁士族的强势还表现在：在南梁，盐铁并非朝廷专卖。
据史料记载，南梁诸州郡私家盐井的数量远远多于朝廷。
冶铁就更不用说了，南梁朝廷仅有太府寺辖下的东西冶，冶铁作坊在数量上同样无法与地方士族相比。
汉唐明清朝廷最大的税源，竟然也被南梁士族瓜分了！
《梁书·武帝纪》载曰：
魏帝遣正使中常侍宗焕，赴睢陵与帝洽商和议。高祖愁安抚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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