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针灸
不记得是几月份了，只记得是快要过年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我和同龄的同学们一起打元宝，记得就是在家门口那片空地上。
那天的天气很冷，可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我们来说，打元宝是最好的娱乐，无关乎天气的严寒与酷热。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打元宝这种游戏，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吧。
打元宝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首先将废纸叠成正反两面不同的正方形，然后将自己的元宝正反都可以的放在地上，对家只要用他自己的元宝将我地上的元宝打翻过来，那我这个元宝就成了他的财产，反之也是一个道理。
有输有赢的游戏，往往是很诱人的，无关乎道具的价值，我记得当时不论谁是输家，都会整天的缠着赢家翻本儿，这种游戏现在想起来，都是童年快乐的一部分。
记得我们一帮小同学们，正陶醉在打元宝的愉悦中之时，一位叫栋梁的村民急冲冲的向家里跑去。
小孩子的眼睛是很尖的，即便是栋梁叔一直用手捂着他的脸，小同学们还是看到了他那张脸的异样，这样形容吧，栋梁叔当时就是一个叫‘嘴眼歪斜’成语的最好诠释。
小同学们的有些举动，还不能用没有教养来评价，毕竟少年的开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栋梁叔的变化，是一个叫二狗子的小同学先发现的，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以二狗子为首、所有小朋友一起对栋梁叔的追逐嬉闹。
这样的不好举动，一直持续到栋梁叔跑到我家，等小朋友们追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都停下了脚步，因为大家对屁屁上挨针的地方，总是心存畏忌的。
不过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就不是什么值得忌讳的事情了，其实就算我畏忌也没有用，我实在是没得选择，因为那个叫家的地方，和小朋友们的畏忌之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变成了我们中间最勇敢的人。
于是，我推门走进家里，我的手在装作找着自己的什么东西，而我的眼睛却没有离开栋梁叔的脸。
只听得栋梁叔用一种很大舌头的腔调说道：“张大夫，快给我看看，我这脸睡了一觉就成了这个样子，这怎么去见人嘛。”
“我看看，脸上是不是挺麻木的，舌头是不是也有点向里面缩的感觉？”敲门托着栋梁叔的脸问道。
栋梁叔还是用那种大舌头的腔调说道：“是是是，快给我治治，一群小鬼追着看我的笑话，就连你儿子现在都在笑我。”
栋梁叔一边给我做着鬼脸，一边和母亲交流着，我听得栋梁叔在告我的状，便急忙低下头摆弄着我收获的元宝，我记得那天我赢了几十个彩卡纸叠的元宝，这种元宝是我们道具中的精品，也是我变成村里‘第一打手’的勋章。
我的眼睛没有再看栋梁叔，可是我的耳朵却没有闲着，因为大家都在等我的情报，我需要得到栋梁叔全套的信息汇报给大家，这样我才对得起‘第一打手’的荣誉。
“你这是面神经麻痹，我给你针灸一下就好。”母亲说道。
只听得栋梁叔‘啊啊啊’了几声才说道：“我下午还要到镇上置办年货，我这情况扎上几次就好了，这大过年的，我可不想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有的人一次就好，有的人需要四五次吧，好了，你就是那种只需要一次的情况。”母亲说道。
因为我不敢再看栋梁叔，所以只能用耳朵听，对于母亲和栋梁叔那时的表情变化，我是不知道的，不过等母亲说完前面那句话的时候，栋梁叔再给我母亲的回应，已经变成了正常的腔调。
“我就是只要一次的那种情况？张大夫，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啊。”
“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脸还麻吗？你现在说话还大舌头吗？就因为此，我说你是只要一次就好的那种情况，懂了吧。”
已经听到栋梁叔说话恢复正常的我，开始好奇的看着他的脸，应该是栋梁叔自己也感觉到了脸部以及说话的变化，他高兴的对我傻笑着，我也回以栋梁叔童真的笑容。
“真的好了，太好了张大夫，多少钱。”
母亲微笑的说道：“大过年的，提什么钱呀，也没什么成本，算了。”
“怎么能算了呢，你可是救了我了，要不我这个年怎么过。”
栋梁叔拿出一支烟点燃，只见他一边和母亲说着话，不时还吐个烟圈让我看，好像在无声的告诉我，他不是一个歪嘴一样。
“那就给放下一毛钱吧。”母亲还是笑着回应道。
栋梁叔直接走到门口说道：“一毛钱就算了，我还嫌给的丢人呢，过年了，我一会儿让我儿子背过一袋子山药蛋来吧。”
“也行，正好家里没有做不烂子的土豆了，我儿子就爱吃个不烂子。”
就这样，他们的交易达成，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栋梁叔家十四五岁的儿子，背着大约五十斤的土豆来到我家，母亲接过土豆袋子安顿好，然后掏出钱包来，给了栋梁叔儿子五毛钱的压岁钱。
按照现在做生意的算法，我母亲究竟是挣了还是赔了，我不知道读者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反正我是算不清，因为现在的我觉得，不是用钱来交往的生意，就是耍流氓。
那一年的整个正月里，我吃瓜子花生吃到腻，因为这些土特产，都是乡亲们送家来的，它们相当于母亲的年终奖。
可是那一年家里却只割了半斤羊肉、一斤猪肉，这些肉是大年三十包饺子用的。每每想起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很不好受，那种不好受，其实就是简单的因为，家里过年的饺子里，除了胡萝卜馅儿，很难找到一丝肉。
其实用‘那一年’这个词有点不准确，应该说是童年里的每一个正月，都是这样度过的。
不过，现在家里再也不缺肉了，可是每半年一次母亲领那每月一百元养老金时，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劝母亲不要领了，但是母亲很在意那一百元每月的养老金，母亲忘记什么都不会忘记领那一百元的养老金，因为那是她的青春。
不过，每次领那每月的一百元钱时，相关同志就会让老人提供母亲和当日报纸的合影，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相关同志需要用此来证明母亲还活着。
社会发展到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以不让老人这么尴尬的、证明活着的方法。
我无意针对谁，真的只是觉得，一定有，没有伤害的，更加妥善的，人性化的办法。
不求他们有体制内职工一样的待遇，只求尊重、理解、善待，甚至于是可怜一下他们用一生来诠释的价值观。
那天的天气很冷，可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我们来说，打元宝是最好的娱乐，无关乎天气的严寒与酷热。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打元宝这种游戏，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吧。
打元宝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首先将废纸叠成正反两面不同的正方形，然后将自己的元宝正反都可以的放在地上，对家只要用他自己的元宝将我地上的元宝打翻过来，那我这个元宝就成了他的财产，反之也是一个道理。
有输有赢的游戏，往往是很诱人的，无关乎道具的价值，我记得当时不论谁是输家，都会整天的缠着赢家翻本儿，这种游戏现在想起来，都是童年快乐的一部分。
记得我们一帮小同学们，正陶醉在打元宝的愉悦中之时，一位叫栋梁的村民急冲冲的向家里跑去。
小孩子的眼睛是很尖的，即便是栋梁叔一直用手捂着他的脸，小同学们还是看到了他那张脸的异样，这样形容吧，栋梁叔当时就是一个叫‘嘴眼歪斜’成语的最好诠释。
小同学们的有些举动，还不能用没有教养来评价，毕竟少年的开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栋梁叔的变化，是一个叫二狗子的小同学先发现的，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以二狗子为首、所有小朋友一起对栋梁叔的追逐嬉闹。
这样的不好举动，一直持续到栋梁叔跑到我家，等小朋友们追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都停下了脚步，因为大家对屁屁上挨针的地方，总是心存畏忌的。
不过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就不是什么值得忌讳的事情了，其实就算我畏忌也没有用，我实在是没得选择，因为那个叫家的地方，和小朋友们的畏忌之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变成了我们中间最勇敢的人。
于是，我推门走进家里，我的手在装作找着自己的什么东西，而我的眼睛却没有离开栋梁叔的脸。
只听得栋梁叔用一种很大舌头的腔调说道：“张大夫，快给我看看，我这脸睡了一觉就成了这个样子，这怎么去见人嘛。”
“我看看，脸上是不是挺麻木的，舌头是不是也有点向里面缩的感觉？”敲门托着栋梁叔的脸问道。
栋梁叔还是用那种大舌头的腔调说道：“是是是，快给我治治，一群小鬼追着看我的笑话，就连你儿子现在都在笑我。”
栋梁叔一边给我做着鬼脸，一边和母亲交流着，我听得栋梁叔在告我的状，便急忙低下头摆弄着我收获的元宝，我记得那天我赢了几十个彩卡纸叠的元宝，这种元宝是我们道具中的精品，也是我变成村里‘第一打手’的勋章。
我的眼睛没有再看栋梁叔，可是我的耳朵却没有闲着，因为大家都在等我的情报，我需要得到栋梁叔全套的信息汇报给大家，这样我才对得起‘第一打手’的荣誉。
“你这是面神经麻痹，我给你针灸一下就好。”母亲说道。
只听得栋梁叔‘啊啊啊’了几声才说道：“我下午还要到镇上置办年货，我这情况扎上几次就好了，这大过年的，我可不想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有的人一次就好，有的人需要四五次吧，好了，你就是那种只需要一次的情况。”母亲说道。
因为我不敢再看栋梁叔，所以只能用耳朵听，对于母亲和栋梁叔那时的表情变化，我是不知道的，不过等母亲说完前面那句话的时候，栋梁叔再给我母亲的回应，已经变成了正常的腔调。
“我就是只要一次的那种情况？张大夫，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啊。”
“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脸还麻吗？你现在说话还大舌头吗？就因为此，我说你是只要一次就好的那种情况，懂了吧。”
已经听到栋梁叔说话恢复正常的我，开始好奇的看着他的脸，应该是栋梁叔自己也感觉到了脸部以及说话的变化，他高兴的对我傻笑着，我也回以栋梁叔童真的笑容。
“真的好了，太好了张大夫，多少钱。”
母亲微笑的说道：“大过年的，提什么钱呀，也没什么成本，算了。”
“怎么能算了呢，你可是救了我了，要不我这个年怎么过。”
栋梁叔拿出一支烟点燃，只见他一边和母亲说着话，不时还吐个烟圈让我看，好像在无声的告诉我，他不是一个歪嘴一样。
“那就给放下一毛钱吧。”母亲还是笑着回应道。
栋梁叔直接走到门口说道：“一毛钱就算了，我还嫌给的丢人呢，过年了，我一会儿让我儿子背过一袋子山药蛋来吧。”
“也行，正好家里没有做不烂子的土豆了，我儿子就爱吃个不烂子。”
就这样，他们的交易达成，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栋梁叔家十四五岁的儿子，背着大约五十斤的土豆来到我家，母亲接过土豆袋子安顿好，然后掏出钱包来，给了栋梁叔儿子五毛钱的压岁钱。
按照现在做生意的算法，我母亲究竟是挣了还是赔了，我不知道读者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反正我是算不清，因为现在的我觉得，不是用钱来交往的生意，就是耍流氓。
那一年的整个正月里，我吃瓜子花生吃到腻，因为这些土特产，都是乡亲们送家来的，它们相当于母亲的年终奖。
可是那一年家里却只割了半斤羊肉、一斤猪肉，这些肉是大年三十包饺子用的。每每想起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很不好受，那种不好受，其实就是简单的因为，家里过年的饺子里，除了胡萝卜馅儿，很难找到一丝肉。
其实用‘那一年’这个词有点不准确，应该说是童年里的每一个正月，都是这样度过的。
不过，现在家里再也不缺肉了，可是每半年一次母亲领那每月一百元养老金时，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劝母亲不要领了，但是母亲很在意那一百元每月的养老金，母亲忘记什么都不会忘记领那一百元的养老金，因为那是她的青春。
不过，每次领那每月的一百元钱时，相关同志就会让老人提供母亲和当日报纸的合影，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相关同志需要用此来证明母亲还活着。
社会发展到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以不让老人这么尴尬的、证明活着的方法。
我无意针对谁，真的只是觉得，一定有，没有伤害的，更加妥善的，人性化的办法。
不求他们有体制内职工一样的待遇，只求尊重、理解、善待，甚至于是可怜一下他们用一生来诠释的价值观。
温馨提示：按 回车[Enter]键 返回书目，按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键 进入下一页，加入书签方便您下次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