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打开木箱，里面除了一本四十年前爷爷编写的《高原地区常见心脏病》之外，剩下的都是爷爷援藏三十年间写下的读书笔记和工作笔记。
我听了卓玛的话，开始读这些已经褪了色、毛了边甚至散了架的笔记。
“汽车一天天前进，海拔一天天地升高，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高原反应让我觉得脑袋快要胀裂，想要吸氧的时候才发现车上的氧气袋已经全部胀破了。”
“晚上汽车到达运输站，我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总算能吃到今天唯一的一顿饭：又凉又硬的干馒头。
该睡觉了，可是被子上爬满了虱子，我把棉袄套在里面，被子蒙在外面，一觉醒来发现虱子已经钻进了棉袄。”
“强烈的高原反应和恶劣的气候让我深深的领教了世界屋脊的威严。
今天我被分配到纳布畜牧兽医学校，这里是一片方圆六十公里没有村镇的荒芜之地。
上级让我在这里担任校医，学校分给我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医务室，里面除了一个破旧的小橱架和一张床，再也看不到第三件物品了。”
“高原的风像野兽在咆哮。外面冰天雪地，根本找不到水。
我还是习惯不了像当地牧民那样不洗脸的生活。
泽里旺在附近的河面上凿开二十几公分厚的冰层，帮我打来冰水洗脸，水很凉，我一洗一激灵。”
“我还是不会用牛粪生火取暖。今天生火，又是吹又是煽，折腾了老半天也没有点着。
我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冻得牙齿咯噔咯噔，浑身直打哆嗦。
我想，要是每天能吃上两顿饭就好了。”
“阿慧给我寄来了小麦，我磨了面粉，擀成面条，但是一煮就成了浆糊；
我又把面粉做成馒头，但是上笼蒸完又成了稠一些的浆糊。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吃不到蔬菜，要是能吃到萝卜、白菜或者土豆就好了。”
在最后一本笔记的扉页上，我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到今天，我已经在纳布整整工作了三十年。
这里的条件依然艰苦，医学杂志上提到的那些先进的设备我们见都没见过。
我还得要求学生们要刻苦学习教材，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拘泥于教材。
要大胆灵活的运用理论知识来克服物质条件上的不足，创造条件治愈患者。
与三十年前相比，纳布的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其它地区相比，纳布的环境依然艰苦。
我的技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也被同学和同行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但是我并不后悔。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下，在纳布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有幸能够真正做一点对祖国有用而人民需要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是难以描述和无与伦比的……”
爷爷的笔记里除了医学专业内容外，就是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没有豪情壮志，没有响亮的口号，却每一段都让我忍不住落泪。
当年忍受着那么艰苦的环境，耗尽了所有的心力。
要是按照爷爷的标准，做一个医生真的太难了。
在笔记本的最后，我翻出了厚厚一摞捐赠证明。
这些证明上分别记录着近二十年来爷爷陆续向纳布医院捐赠的医疗设备：电子腹腔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数字化X光机、血透机、麻醉机、呼吸机……
按照最低配置算下来这些设备也得好几百万。
一直以来，爷爷拿着东安省卫生系统最高的工资和国家级的专家津贴，还能时不时的挣一些稿费。
挣这么多钱，爷爷却一直保持着极度简朴的生活状态：家具都是三十年前打的，衣服好多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的，袜子和毛巾上常年都打着补丁，很多时候甚至家里吃的菜都是在菜市场别人褪掉的菜堆里捡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爷爷攒钱是要为我买房买车娶媳妇儿，然而我都长这么大了爷爷都没有一次拿钱跟我表示过。
我拿起电话打给爷爷，电话好一会儿才接通。
我说：“总算知道这些年咱家的钱都花到哪儿了！”
可是电话那边却传来了我们院长的声音。
“师父昨天晚上开始昏迷，一直到现在都没醒。
他怕影响你的工作，一直拦着不让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你。
快回来吧孩子，再晚的话我怕你要落下终生遗憾了……”
话刚说完，电话里传来了院长嚎啕的哭声。
我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久才哭出来。卓玛坚持要和我一起回家，路上她让我想一想对爷爷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弥补。
我说，我留给爷爷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他看到我娶媳妇儿。
卓玛没再多说什么，在LS等飞机的空档她把我拉到附近的民政局扯了结婚证。
我和卓玛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刚从甘肃回来。我们一家人至少已经有三年没团聚过了。
院长把爷爷写好的遗嘱交给我，简短得都没占满一张信纸。
作为党员，我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如下安排：
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我的这个病的病理分型十分特殊，所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看能不能有新发现供后人借鉴。
银行卡里的余额全部打给纳布医院泽里旺院长，看看够不够再给他们置办一台手术显微镜。
读罢遗嘱，我和父母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下午的时候，爷爷清醒了一个多小时。
他醒来看到依然打着点滴，责备院长道：“别再用那些昂贵的药品了，纯属浪费！你只要能让我稍稍减轻痛苦就好。”
卓玛把我们的结婚证拿给爷爷看，爷爷竟然激动到落泪。
爷爷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神经早已像钢丝一样坚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落泪。
爷爷握着我的手，攒了些力气后跟我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担心，唯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着重交代：收红包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拒绝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第一次开始就不要收！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贪财，一辈子都将碌碌无为！”
没想到爷爷今生跟我交代的最后一件事依然是多年不变的价值观问题。
不过这一次我是真的听进去了，爷爷说的每一个字都如同天条一般刻进了我的心上。
在之后的几天里，病房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前来探望。
有工人，有农民；有将军，有士兵；有教授，有学生；有媒体记者，还有十几位从纳布坐飞机赶来的牧民和医生。
看到爷爷蜡黄色的面容，很多人控制不住感情失声痛哭。
院长怕影响爷爷的休息，就在病区门外贴了一张告示：无论是谁，一律不得探视。
之后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央求院长，在爷爷睡着的时候，允许他们透过房门上的小窗户偷偷望上一眼，鞠一个躬。
更多的人则是眼含泪水守在病区门外，把各色鲜花和写着祝福的卡片摆满了楼道。
三天之后，带着无数人的眷恋和不舍，爷爷还是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又是一年初春时节。冰原之上，雪线之下，绚丽的云彩，空灵的美景一如神话般的世界。
从最高处流淌而来的透明的阳光照在我们奔向纳布的吉普车上，卓玛指着不远处的山丘喊道：“家驹哥，你快看！”
我看向远处，牧民们骑着骏马向我们奔涌而来，很快便跟到吉普车的两旁，他们唱着清亮的民歌欢迎我和卓玛。
随着一阵喝彩，大家一起把洁白的哈达投上吉普车，我们的后座上像堆起了一座小小的雪山。
又一首歌曲唱罢，牧民们纷纷散去，像是一团被风吹散的云，留下一阵阵欢歌笑语在雪原上回荡。
我抬眼望向前方，庄严的庙宇出现在视野中。
纳布，我回来了
我听了卓玛的话，开始读这些已经褪了色、毛了边甚至散了架的笔记。
“汽车一天天前进，海拔一天天地升高，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高原反应让我觉得脑袋快要胀裂，想要吸氧的时候才发现车上的氧气袋已经全部胀破了。”
“晚上汽车到达运输站，我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总算能吃到今天唯一的一顿饭：又凉又硬的干馒头。
该睡觉了，可是被子上爬满了虱子，我把棉袄套在里面，被子蒙在外面，一觉醒来发现虱子已经钻进了棉袄。”
“强烈的高原反应和恶劣的气候让我深深的领教了世界屋脊的威严。
今天我被分配到纳布畜牧兽医学校，这里是一片方圆六十公里没有村镇的荒芜之地。
上级让我在这里担任校医，学校分给我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医务室，里面除了一个破旧的小橱架和一张床，再也看不到第三件物品了。”
“高原的风像野兽在咆哮。外面冰天雪地，根本找不到水。
我还是习惯不了像当地牧民那样不洗脸的生活。
泽里旺在附近的河面上凿开二十几公分厚的冰层，帮我打来冰水洗脸，水很凉，我一洗一激灵。”
“我还是不会用牛粪生火取暖。今天生火，又是吹又是煽，折腾了老半天也没有点着。
我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冻得牙齿咯噔咯噔，浑身直打哆嗦。
我想，要是每天能吃上两顿饭就好了。”
“阿慧给我寄来了小麦，我磨了面粉，擀成面条，但是一煮就成了浆糊；
我又把面粉做成馒头，但是上笼蒸完又成了稠一些的浆糊。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吃不到蔬菜，要是能吃到萝卜、白菜或者土豆就好了。”
在最后一本笔记的扉页上，我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到今天，我已经在纳布整整工作了三十年。
这里的条件依然艰苦，医学杂志上提到的那些先进的设备我们见都没见过。
我还得要求学生们要刻苦学习教材，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拘泥于教材。
要大胆灵活的运用理论知识来克服物质条件上的不足，创造条件治愈患者。
与三十年前相比，纳布的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其它地区相比，纳布的环境依然艰苦。
我的技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也被同学和同行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但是我并不后悔。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下，在纳布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有幸能够真正做一点对祖国有用而人民需要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是难以描述和无与伦比的……”
爷爷的笔记里除了医学专业内容外，就是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没有豪情壮志，没有响亮的口号，却每一段都让我忍不住落泪。
当年忍受着那么艰苦的环境，耗尽了所有的心力。
要是按照爷爷的标准，做一个医生真的太难了。
在笔记本的最后，我翻出了厚厚一摞捐赠证明。
这些证明上分别记录着近二十年来爷爷陆续向纳布医院捐赠的医疗设备：电子腹腔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数字化X光机、血透机、麻醉机、呼吸机……
按照最低配置算下来这些设备也得好几百万。
一直以来，爷爷拿着东安省卫生系统最高的工资和国家级的专家津贴，还能时不时的挣一些稿费。
挣这么多钱，爷爷却一直保持着极度简朴的生活状态：家具都是三十年前打的，衣服好多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的，袜子和毛巾上常年都打着补丁，很多时候甚至家里吃的菜都是在菜市场别人褪掉的菜堆里捡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爷爷攒钱是要为我买房买车娶媳妇儿，然而我都长这么大了爷爷都没有一次拿钱跟我表示过。
我拿起电话打给爷爷，电话好一会儿才接通。
我说：“总算知道这些年咱家的钱都花到哪儿了！”
可是电话那边却传来了我们院长的声音。
“师父昨天晚上开始昏迷，一直到现在都没醒。
他怕影响你的工作，一直拦着不让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你。
快回来吧孩子，再晚的话我怕你要落下终生遗憾了……”
话刚说完，电话里传来了院长嚎啕的哭声。
我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久才哭出来。卓玛坚持要和我一起回家，路上她让我想一想对爷爷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弥补。
我说，我留给爷爷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他看到我娶媳妇儿。
卓玛没再多说什么，在LS等飞机的空档她把我拉到附近的民政局扯了结婚证。
我和卓玛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刚从甘肃回来。我们一家人至少已经有三年没团聚过了。
院长把爷爷写好的遗嘱交给我，简短得都没占满一张信纸。
作为党员，我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如下安排：
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我的这个病的病理分型十分特殊，所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看能不能有新发现供后人借鉴。
银行卡里的余额全部打给纳布医院泽里旺院长，看看够不够再给他们置办一台手术显微镜。
读罢遗嘱，我和父母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下午的时候，爷爷清醒了一个多小时。
他醒来看到依然打着点滴，责备院长道：“别再用那些昂贵的药品了，纯属浪费！你只要能让我稍稍减轻痛苦就好。”
卓玛把我们的结婚证拿给爷爷看，爷爷竟然激动到落泪。
爷爷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神经早已像钢丝一样坚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落泪。
爷爷握着我的手，攒了些力气后跟我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担心，唯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着重交代：收红包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拒绝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第一次开始就不要收！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贪财，一辈子都将碌碌无为！”
没想到爷爷今生跟我交代的最后一件事依然是多年不变的价值观问题。
不过这一次我是真的听进去了，爷爷说的每一个字都如同天条一般刻进了我的心上。
在之后的几天里，病房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前来探望。
有工人，有农民；有将军，有士兵；有教授，有学生；有媒体记者，还有十几位从纳布坐飞机赶来的牧民和医生。
看到爷爷蜡黄色的面容，很多人控制不住感情失声痛哭。
院长怕影响爷爷的休息，就在病区门外贴了一张告示：无论是谁，一律不得探视。
之后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央求院长，在爷爷睡着的时候，允许他们透过房门上的小窗户偷偷望上一眼，鞠一个躬。
更多的人则是眼含泪水守在病区门外，把各色鲜花和写着祝福的卡片摆满了楼道。
三天之后，带着无数人的眷恋和不舍，爷爷还是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又是一年初春时节。冰原之上，雪线之下，绚丽的云彩，空灵的美景一如神话般的世界。
从最高处流淌而来的透明的阳光照在我们奔向纳布的吉普车上，卓玛指着不远处的山丘喊道：“家驹哥，你快看！”
我看向远处，牧民们骑着骏马向我们奔涌而来，很快便跟到吉普车的两旁，他们唱着清亮的民歌欢迎我和卓玛。
随着一阵喝彩，大家一起把洁白的哈达投上吉普车，我们的后座上像堆起了一座小小的雪山。
又一首歌曲唱罢，牧民们纷纷散去，像是一团被风吹散的云，留下一阵阵欢歌笑语在雪原上回荡。
我抬眼望向前方，庄严的庙宇出现在视野中。
纳布，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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