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一路走来，叶尔康和老师一行几人经过长途跋涉，在初秋时节抵达玉门。这个时候，中国的石油摇篮已经在这里诞生了，那时的玉门石油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玉门老君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庙，里面供奉着给玉皇大帝炼仙丹的“太上老君”。如果不知道老君庙历史的人肯定会对这里没有一丝的兴趣，而且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香火，更没有和尚、道士之类的修行者。但离这不远处的山沟里，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这个时候，从工学院毕业的地质地理系的学生陆续到达了玉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些中坚的技术人员奠定了中国石油早期的技术力量。到若干年后，哪里有石油，哪里就会有玉门人的身影。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就是土生土长的玉门人，在薛晔教授第一次考察玉门时，王进喜才是个仅有三岁的小孩子。直到一九五〇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至于他想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那已经是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时期了。
由于缺少汽油，政府密令，尽量利用其他运输工具或他种燃料，如木炭、酒精、煤气、植物油等，非作战上必要之需用，概不准利用汽车油。即使看到偶尔有卡车行驶，那也是改制的不用汽油做燃料的苏制吉斯五型货车，运送羊毛等物资。大多数情况下，若不是运输武器等，就不可能动用汽车运输，只能在民间组织胶轮大车队和骆驼队运送。所以在通往新疆的沙土公路上，庞大的驼群很是壮观。为抗战，中国需要大量军事物资，由于没有外汇，苏联援华物资只能用羊毛、皮张和矿产品交换。出于这种情况，薛晔才争取到有限的经费，前往河西走廊进行地质调查。
薛晔望着远去的胶轮大车和驼群，心情很沉重。“欧美国家都进入工业化时代了，可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却还停留在如此原始的状态，这就是差距，我们沉睡的时间太长了。”
在山下的小村庄住下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广阔的戈壁滩、巍峨的祁连山孜孜以求探讨着大地的奥秘。在这片古西羌地，他们初步发现了芒硝、石膏、铁、锰等矿产。
走累了，坐在坍塌了的长城烽燧上休息，眼望素有“塞垣咽喉、表里藩维”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玉门荒滩，薛烨对叶尔康说，老君庙能发现石油，可以想象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时期，这儿是怎样的一片汪洋泽国啊，只可惜那是个死寂的世界，也不会有歌声。
霞光如血，蜿蜒的长城断壁残垣显得格外凝重、默然，那是一段尘封了的历史，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累累白骨被扬起的风沙掩埋……
一首诗从叶尔康脑海涌出，如果不是老师在身边，他会大声喊出来：
就是这片远古的泽国，
波涛死了，连水的灰烬都不曾飞扬，
漠漠旷野，白骨在诉说往日的爱恨情殇。
在白昼与长夜的纠结中，
秋风把盛夏的彩衣层层剥落，
是这夕阳给瀚海留下一缕念想。
我说，这里是我梦中到过的地方，
可那抹阳光只留给我最后一丝温柔，
竟然听不见我的呼唤，收起了光芒。
那一道隐形的地平线，
就像血色模糊的印迹如盼春的哀歌，
还有留守在原地的我黯然神伤……
就在那里，血色黄昏下，他们遇到了从浪漫之都巴黎旅居归来的常先生。
巴黎本就是艺术的殿堂，那里有永远画不完的妇人——站着的，坐着的，斜倚的，躺着的……那么妩媚，那么风情万种，衬托着山、水、云、树，到了极致。偶然间，常先生在街头看到了一本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那会常先生的心底却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就是从那刻起，他强烈地有了回归祖国的意愿，哪怕生于柳浪闻莺之地的美丽妻子反对，他也义无反顾。几近周折，回到国内的常先生从战时陪都重庆出发，带着一家人还有他的学生，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朔风，长途跋涉，一头扎进风沙滚滚的莫高窟。从此，这位艺术家放弃赛纳河畔的风光，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地成了一名虔诚的敦煌“守护神”，着实令人敬佩。同为艺术家的妻子举目远眺，苍茫大地，荒凉彻骨，只有几株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抖动，一股怆然的悲壮涌上了这位江南才女的心头：今后寂寞凄苦的“流放”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
那个时候，常先生和他的女雕塑家妻子被莫高窟斑斓璀璨的彩色造像和壁画震撼了，这是怎样的殿堂啊，如此的惟妙惟肖，这般的富丽多彩，用再美的词语形容也不为过。可有那么一天，秋风乍起，九层大佛殿上的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悠长而苍凉，声声敲打着常先生的心弦，正在洞窟临摹飞天的他得知妻子不辞而别后，放下画笔，星夜骑马追赶，沿着无边无际的戈壁不停驰骋。
不是女雕塑家不爱这里的艺术，她也惊叹那些彩塑的精美，无论圆塑、浮塑还是影塑、善业塑，其高超的手艺、丰富的题材，都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再加上雄伟瑰丽的壁画，简直无与伦比。可她受不了难耐的寂寞和喧嚣的大漠风沙，竟然扔下一双儿女，和一位同乡男子逃离了。
太阳渐渐西斜，追赶中的常先生融进了暮色下的荒芜里。终究，他身疲力竭，无望地一头从马背上坠了下来。
是外出的薛晔和他的学生发现了昏晕在地的常先生，赶忙将他背到了土胚屋里，温暖的炉火慢慢苏醒了他僵硬的身体。
那夜，围坐在热炕上的常先生向薛晔讲起了巴黎，更多地是在述说莫高窟的可悲遭遇。他说，从历史的风尘中走过来的莫高窟如果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对不起祖宗，无疑是千古罪人。
薛晔问他：“那你接下来怎么办，离开敦煌？”
常先生坚定了摇了摇头，他说，“我不会离开，哪怕众叛亲离。既然选择了，敦煌就是我的生命。按照张大千居士赠给我的一句话‘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
薛晔被感动了。同为海外归来的学子，滚烫的心贴在了一起，两双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深情的眼眸里分明传递了相同的誓言：一切为了祖国母亲！
可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日本侵略者为了维系军事开支，大肆从中国的土地上掠夺，国民政府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断了经费的薛晔不得不黯然离去。在河都薛晔拜会了老友袁征先生，然后与学生分别。临走前，薛晔对叶尔康说，等将来有条件了，不妨到“北草地”去看看，那里会有收获的。
叶尔康记下了。
原本叶尔康是想再次前往玉门的，那里的滚滚的石油深深吸引着他。但袁征先生希望他留下来，原因是玉门已经有一批专业人士了，眼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并不仅仅缺少石油，诸多金属领域同样需要有学识的人去开拓。譬如钢铁方面，这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偌大的西北地区，竟然没有一家拥有矿山开采的钢铁公司。而在煤炭方面，全省竟然没有一对正规的矿井，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一些私营的独眼小井、小煤窑在浅部开采，其经营权多由豪绅、把头控制，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完全靠人工采掘，井下灾害甚多，煤炭产量极低。在抗战之前粗略统计，全省煤炭年产量竟然只有区区八万吨。河都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完全依靠南部的狼山矿区提供做饭取暖的煤炭，到了冬季常常大闹煤荒，抢购现象甚为严重。也就是这个小小的狼山矿区，十几个小煤窑占据了全省一多半的产煤量。特别是抗战爆发后，身为大后方的河都，大量人口流入，燃料供应尤其紧张。一些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看到开采煤炭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开矿，一时间狼山深处热闹非凡。
袁先生的叙述让叶尔康感到心情沉重，他决定留下来，在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谋得了一份差事。这个所汇聚了抗战后来自沦陷区的三十多名技术人员，实力雄厚。所长岳纶先生对叶尔康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好啊，听说你是薛教授的得意弟子，又深得袁征先生的器重，我们地质工作后继有人啊！”
岳纶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培养的地质学家，为中国寒武纪特别是前寒武纪地层研究付出了巨大精力，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来被尊称为地质领域的“铁牛”。他是个普通农家子弟，自幼天资聪慧，父母决心省吃俭用将其培养成材。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再没有余力供他上学，被迫中断学业。由于他聪明好学名传乡里，有几家较富裕的父老资助其继续求学，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大学，学习采矿。毕业后先后在北平、贵州、云南等地从事探矿事业。今年初才到达西北，在河都负责组建西北地质分所。
叶尔康原本以为这下可以和众多的同行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但岳先生不得不告诉他，缺少经费，我们只能有限地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时期，大家的吃饭都面临问题，更不要说大张旗鼓地组队进行地质勘探了，购置必要的钻探设备也就无从谈起。唯一的希望就是战争赶快结束，只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国家才能安心搞建设，各行各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就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地质人员凭着一颗良心，仍旧孜孜以求地叩问大地。好在省建设厅伸出了援助之手，拨出款项支持地质所在近郊的狼山开展外围普查工作，以及派出小分队前往大窑山和炭山岭一带展开煤田地质项目，其目的就是解决日益紧张的河都煤炭供应状况。
叶尔康跟随第一小分队走进了狼山。
这里地处郊区，离城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一条顺河而建的沙土路崎岖蜿蜒，且仅能通过一辆马车，只有个别地方拓宽了会车的一些“港湾”。虽说来往拉煤的大车很多，但路面上倒很干净，看不到黑乎乎的煤尘。是当地的老百姓及时清扫拿回了家，每天那些小脚老太太们就恭候的路边，一经有煤洒落，蜂拥着就冲上去了，甚至有吵架拌嘴的事发生。
到了狼山矿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群山染墨，一片肮脏，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都被染成了黑色。并不宽敞的沟谷地带布满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矿井。那些负重的“煤黑子”们，要么拖着“木斗”在低矮的井巷里匍匐爬行，要么在能直起身子的巷道里背着箩筐像牛一样粗喘气，不时还能看到井口耀武扬威的“把头”厉声在呵斥着什么，甚至动起了鞭子。
叶尔康看不惯了，上前制止，“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劳工？”
那把头气焰嚣张地冲叶尔康来了，“咋样，你是救世主？我给他开工钱，他就得好好干活，这有错吗？”
“可他们也是人啊！”
没人会听他的，旁边的人把叶尔康劝走了。
更令叶尔康心情沉重的是星罗棋布的小煤窑无序地开采，致使整个煤田遭到了破坏，即使将来有条件了进行机械开采也是困难重重。小分队只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外围，以期有重要的发现。
果不然，在往里十多公里后，按照构造理论，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爆破后，地下裸露出的岩层预示着“构造相同”，褶皱延伸下极有可能在深部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那个时期勘探手段简单，加之条件限制，唯一能确定井田的只有靠钻机打孔，获取地下详实的岩石层理。
当时地质所还没有钻探设备，建设厅倒是有一台苏制的三百米钻机，这已经是最先进的了。经过协调转运过来后，立即安装调试，还属正常。由于已经进入寒冬，泥浆池冻封，只能等春暖花开时再开工了。
收工放假，能回家的大多陆续走了，地处占领区回不了家的人只能继续留下来，望着星星思念故乡。有些人觉得与其留在这里苦熬，不如早做打算的好，索性选择离开了地质所。叶尔康没有走，他以整理资料为借口，没想着回去看望父母，还有苦苦等待的妻子俞英莲。从这点来说就是他的不是了，逃避不是办法，即使心里真没有俞英莲了，那至少得回去有个交代呀，哪怕休了她，这样也不耽误俞英莲再往前走一步，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不到二十岁，正是女人芳菲年华的好光景。
但没有，他辜负了俞英莲的期待，把心也丢了。
玉门老君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庙，里面供奉着给玉皇大帝炼仙丹的“太上老君”。如果不知道老君庙历史的人肯定会对这里没有一丝的兴趣，而且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香火，更没有和尚、道士之类的修行者。但离这不远处的山沟里，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这个时候，从工学院毕业的地质地理系的学生陆续到达了玉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些中坚的技术人员奠定了中国石油早期的技术力量。到若干年后，哪里有石油，哪里就会有玉门人的身影。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就是土生土长的玉门人，在薛晔教授第一次考察玉门时，王进喜才是个仅有三岁的小孩子。直到一九五〇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至于他想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那已经是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时期了。
由于缺少汽油，政府密令，尽量利用其他运输工具或他种燃料，如木炭、酒精、煤气、植物油等，非作战上必要之需用，概不准利用汽车油。即使看到偶尔有卡车行驶，那也是改制的不用汽油做燃料的苏制吉斯五型货车，运送羊毛等物资。大多数情况下，若不是运输武器等，就不可能动用汽车运输，只能在民间组织胶轮大车队和骆驼队运送。所以在通往新疆的沙土公路上，庞大的驼群很是壮观。为抗战，中国需要大量军事物资，由于没有外汇，苏联援华物资只能用羊毛、皮张和矿产品交换。出于这种情况，薛晔才争取到有限的经费，前往河西走廊进行地质调查。
薛晔望着远去的胶轮大车和驼群，心情很沉重。“欧美国家都进入工业化时代了，可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却还停留在如此原始的状态，这就是差距，我们沉睡的时间太长了。”
在山下的小村庄住下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广阔的戈壁滩、巍峨的祁连山孜孜以求探讨着大地的奥秘。在这片古西羌地，他们初步发现了芒硝、石膏、铁、锰等矿产。
走累了，坐在坍塌了的长城烽燧上休息，眼望素有“塞垣咽喉、表里藩维”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玉门荒滩，薛烨对叶尔康说，老君庙能发现石油，可以想象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时期，这儿是怎样的一片汪洋泽国啊，只可惜那是个死寂的世界，也不会有歌声。
霞光如血，蜿蜒的长城断壁残垣显得格外凝重、默然，那是一段尘封了的历史，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累累白骨被扬起的风沙掩埋……
一首诗从叶尔康脑海涌出，如果不是老师在身边，他会大声喊出来：
就是这片远古的泽国，
波涛死了，连水的灰烬都不曾飞扬，
漠漠旷野，白骨在诉说往日的爱恨情殇。
在白昼与长夜的纠结中，
秋风把盛夏的彩衣层层剥落，
是这夕阳给瀚海留下一缕念想。
我说，这里是我梦中到过的地方，
可那抹阳光只留给我最后一丝温柔，
竟然听不见我的呼唤，收起了光芒。
那一道隐形的地平线，
就像血色模糊的印迹如盼春的哀歌，
还有留守在原地的我黯然神伤……
就在那里，血色黄昏下，他们遇到了从浪漫之都巴黎旅居归来的常先生。
巴黎本就是艺术的殿堂，那里有永远画不完的妇人——站着的，坐着的，斜倚的，躺着的……那么妩媚，那么风情万种，衬托着山、水、云、树，到了极致。偶然间，常先生在街头看到了一本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那会常先生的心底却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就是从那刻起，他强烈地有了回归祖国的意愿，哪怕生于柳浪闻莺之地的美丽妻子反对，他也义无反顾。几近周折，回到国内的常先生从战时陪都重庆出发，带着一家人还有他的学生，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朔风，长途跋涉，一头扎进风沙滚滚的莫高窟。从此，这位艺术家放弃赛纳河畔的风光，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地成了一名虔诚的敦煌“守护神”，着实令人敬佩。同为艺术家的妻子举目远眺，苍茫大地，荒凉彻骨，只有几株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抖动，一股怆然的悲壮涌上了这位江南才女的心头：今后寂寞凄苦的“流放”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
那个时候，常先生和他的女雕塑家妻子被莫高窟斑斓璀璨的彩色造像和壁画震撼了，这是怎样的殿堂啊，如此的惟妙惟肖，这般的富丽多彩，用再美的词语形容也不为过。可有那么一天，秋风乍起，九层大佛殿上的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悠长而苍凉，声声敲打着常先生的心弦，正在洞窟临摹飞天的他得知妻子不辞而别后，放下画笔，星夜骑马追赶，沿着无边无际的戈壁不停驰骋。
不是女雕塑家不爱这里的艺术，她也惊叹那些彩塑的精美，无论圆塑、浮塑还是影塑、善业塑，其高超的手艺、丰富的题材，都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再加上雄伟瑰丽的壁画，简直无与伦比。可她受不了难耐的寂寞和喧嚣的大漠风沙，竟然扔下一双儿女，和一位同乡男子逃离了。
太阳渐渐西斜，追赶中的常先生融进了暮色下的荒芜里。终究，他身疲力竭，无望地一头从马背上坠了下来。
是外出的薛晔和他的学生发现了昏晕在地的常先生，赶忙将他背到了土胚屋里，温暖的炉火慢慢苏醒了他僵硬的身体。
那夜，围坐在热炕上的常先生向薛晔讲起了巴黎，更多地是在述说莫高窟的可悲遭遇。他说，从历史的风尘中走过来的莫高窟如果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对不起祖宗，无疑是千古罪人。
薛晔问他：“那你接下来怎么办，离开敦煌？”
常先生坚定了摇了摇头，他说，“我不会离开，哪怕众叛亲离。既然选择了，敦煌就是我的生命。按照张大千居士赠给我的一句话‘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
薛晔被感动了。同为海外归来的学子，滚烫的心贴在了一起，两双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深情的眼眸里分明传递了相同的誓言：一切为了祖国母亲！
可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日本侵略者为了维系军事开支，大肆从中国的土地上掠夺，国民政府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断了经费的薛晔不得不黯然离去。在河都薛晔拜会了老友袁征先生，然后与学生分别。临走前，薛晔对叶尔康说，等将来有条件了，不妨到“北草地”去看看，那里会有收获的。
叶尔康记下了。
原本叶尔康是想再次前往玉门的，那里的滚滚的石油深深吸引着他。但袁征先生希望他留下来，原因是玉门已经有一批专业人士了，眼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并不仅仅缺少石油，诸多金属领域同样需要有学识的人去开拓。譬如钢铁方面，这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偌大的西北地区，竟然没有一家拥有矿山开采的钢铁公司。而在煤炭方面，全省竟然没有一对正规的矿井，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一些私营的独眼小井、小煤窑在浅部开采，其经营权多由豪绅、把头控制，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完全靠人工采掘，井下灾害甚多，煤炭产量极低。在抗战之前粗略统计，全省煤炭年产量竟然只有区区八万吨。河都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完全依靠南部的狼山矿区提供做饭取暖的煤炭，到了冬季常常大闹煤荒，抢购现象甚为严重。也就是这个小小的狼山矿区，十几个小煤窑占据了全省一多半的产煤量。特别是抗战爆发后，身为大后方的河都，大量人口流入，燃料供应尤其紧张。一些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看到开采煤炭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开矿，一时间狼山深处热闹非凡。
袁先生的叙述让叶尔康感到心情沉重，他决定留下来，在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谋得了一份差事。这个所汇聚了抗战后来自沦陷区的三十多名技术人员，实力雄厚。所长岳纶先生对叶尔康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好啊，听说你是薛教授的得意弟子，又深得袁征先生的器重，我们地质工作后继有人啊！”
岳纶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培养的地质学家，为中国寒武纪特别是前寒武纪地层研究付出了巨大精力，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来被尊称为地质领域的“铁牛”。他是个普通农家子弟，自幼天资聪慧，父母决心省吃俭用将其培养成材。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再没有余力供他上学，被迫中断学业。由于他聪明好学名传乡里，有几家较富裕的父老资助其继续求学，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大学，学习采矿。毕业后先后在北平、贵州、云南等地从事探矿事业。今年初才到达西北，在河都负责组建西北地质分所。
叶尔康原本以为这下可以和众多的同行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但岳先生不得不告诉他，缺少经费，我们只能有限地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时期，大家的吃饭都面临问题，更不要说大张旗鼓地组队进行地质勘探了，购置必要的钻探设备也就无从谈起。唯一的希望就是战争赶快结束，只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国家才能安心搞建设，各行各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就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地质人员凭着一颗良心，仍旧孜孜以求地叩问大地。好在省建设厅伸出了援助之手，拨出款项支持地质所在近郊的狼山开展外围普查工作，以及派出小分队前往大窑山和炭山岭一带展开煤田地质项目，其目的就是解决日益紧张的河都煤炭供应状况。
叶尔康跟随第一小分队走进了狼山。
这里地处郊区，离城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一条顺河而建的沙土路崎岖蜿蜒，且仅能通过一辆马车，只有个别地方拓宽了会车的一些“港湾”。虽说来往拉煤的大车很多，但路面上倒很干净，看不到黑乎乎的煤尘。是当地的老百姓及时清扫拿回了家，每天那些小脚老太太们就恭候的路边，一经有煤洒落，蜂拥着就冲上去了，甚至有吵架拌嘴的事发生。
到了狼山矿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群山染墨，一片肮脏，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都被染成了黑色。并不宽敞的沟谷地带布满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矿井。那些负重的“煤黑子”们，要么拖着“木斗”在低矮的井巷里匍匐爬行，要么在能直起身子的巷道里背着箩筐像牛一样粗喘气，不时还能看到井口耀武扬威的“把头”厉声在呵斥着什么，甚至动起了鞭子。
叶尔康看不惯了，上前制止，“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劳工？”
那把头气焰嚣张地冲叶尔康来了，“咋样，你是救世主？我给他开工钱，他就得好好干活，这有错吗？”
“可他们也是人啊！”
没人会听他的，旁边的人把叶尔康劝走了。
更令叶尔康心情沉重的是星罗棋布的小煤窑无序地开采，致使整个煤田遭到了破坏，即使将来有条件了进行机械开采也是困难重重。小分队只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外围，以期有重要的发现。
果不然，在往里十多公里后，按照构造理论，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爆破后，地下裸露出的岩层预示着“构造相同”，褶皱延伸下极有可能在深部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那个时期勘探手段简单，加之条件限制，唯一能确定井田的只有靠钻机打孔，获取地下详实的岩石层理。
当时地质所还没有钻探设备，建设厅倒是有一台苏制的三百米钻机，这已经是最先进的了。经过协调转运过来后，立即安装调试，还属正常。由于已经进入寒冬，泥浆池冻封，只能等春暖花开时再开工了。
收工放假，能回家的大多陆续走了，地处占领区回不了家的人只能继续留下来，望着星星思念故乡。有些人觉得与其留在这里苦熬，不如早做打算的好，索性选择离开了地质所。叶尔康没有走，他以整理资料为借口，没想着回去看望父母，还有苦苦等待的妻子俞英莲。从这点来说就是他的不是了，逃避不是办法，即使心里真没有俞英莲了，那至少得回去有个交代呀，哪怕休了她，这样也不耽误俞英莲再往前走一步，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不到二十岁，正是女人芳菲年华的好光景。
但没有，他辜负了俞英莲的期待，把心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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