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锄禾日当午”的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这首《悯农》朗朗上口，人们从小便能熟背，而他的另外一首《悯农》同样被人们熟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两首《悯农》，仅仅四十个字，语言通俗质朴，将农家生活的艰辛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了大家的眼前，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的道理，而这两首诗的作者李绅也俨然成为“悯农”的代言人。
1、“官二代”李绅
实际上，李绅是个“官二代”，他的曾祖父李敬玄曾担任过宰相，但后来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只是担任县令一类的官职。李绅父亲去世得早，他6岁时便跟着母亲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当时一些有庙产的寺庙会给男子提供食宿，于是寺庙就成为李绅读书的好去处，不仅包吃包住还清净。读书之余，李绅还喜欢搞创作，但他穷得连草稿纸都买不起，便拿庙里的佛经去打草稿，后来被和尚发现了，还把他痛打了一顿。
也许是营养不良，李绅身材矮小，甚至得了个“短李”的外号。贫困也让他亲身体会到民间疾苦，并目睹了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的悲惨生活，于是他以强烈的同情和愤慨之心写出了两首《悯农》，虽然朴实无华，却以真挚的情感和通俗的语句被人们口口相传。由此，李绅被誉为“悯农诗人”。
李绅的勤奋也得到了回报，年纪轻轻，好名声便传了出去，元稹的岳父、当时的苏州刺史韦夏卿经常夸奖李绅的才华。李绅到长安参加科举，连韩愈都特别赏识他。当时举荐之风盛行，大臣们发现了人才可以打招呼让考官格外关注，韩愈便帮李绅打了招呼。然而，毕竟僧多粥少，打招呼的人又太多，李绅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虽然科场失意，但李绅收获了友谊。
2、朝廷器重，新乐府代表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35岁的李绅终于进士及第，得到了一个国子监助教的官职。然而，李绅不喜欢这份工作，就离职回家了。正好当时的金陵观察使李锜很看重李绅的才华和名声，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幕府里当专职秘书。李锜是皇族子弟，行事非常蛮横，暗中还积蓄力量图谋造反。
皇帝想找李锜聊聊天，李锜也坚决不去，幕僚中没人敢吭声，只有李绅敢于劝谏，但是李锜不仅不听，还让李绅帮忙写辩解的奏疏。李绅表面同意，却假装紧张到握不住笔，涂涂改改浪费了好几张纸。李锜见了大怒：“你不怕死吗？”李绅正气凛然地答道：“我生平还没见过兵器铠甲，今天死得其所了。”
李绅被李锜关进了监狱，直到李锜兵败后才被无罪释放。当时有人知道了李绅的事迹，想向朝廷汇报，李绅却拒绝：“这是我作为臣子应尽的本分啊，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后来，李绅的事迹还是被朝廷知道了，他不仅受到了嘉奖，还被调回了长安任职。
作为一名职场新星，李绅拥有满腔的抱负，他还不拘一格，敢于打破常规。比如，他曾写了《乐府新题》二十首送给元稹，他是第一位用“新乐府”来标注自己乐府诗的诗人。当时的乐府诗用的都是汉乐府的老题目，“新乐府”就是用自创的新题目来写时事，这类诗通常都有着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大力发扬了乐府诗歌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的作用。
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李绅自然敢于揭露社会的现实，毕竟，他是知名的“悯农诗人”。《悯农》所表现出来的悲天悯人正是“新乐府”的精神内核，而他的《乐府新题》在当时独树一帜，为中唐的诗歌世界激扬起绚丽的浪花。
3、和韩愈撕逼
在官场摸爬滚打十来年后，李绅的官运越来越好，尤其是后来登基的皇帝唐穆宗很喜欢他，李绅也得以入职翰林，成为天子近臣。当时同在翰林院的还有元稹和李德裕，时称“翰林三俊”。
李绅和李德裕的政见相近，也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当时，大唐朝堂之上，牛李党争正悄然拉开序幕。牛党的主要成员多是出身寒门的新科进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而李党成员大多是士族出身，主张以门荫入仕。出身士族却尝尽人间冷暖的李绅选择与李党为伍，他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官运亨通的李绅有些忘乎所以了。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李绅与韩愈展开了一场“互撕”大战。韩愈当时刚被任命为京兆尹，朝廷还给了韩愈一个御史大夫的荣誉头衔，而李绅当时则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是当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是副官，但由于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唐代中后期很少会专门任命，御史中丞倒成了御史台的实际长官。
按照规定，京城附近的地方官上任之初要去参见御史台长官以表敬畏，这叫作“台参”。然而，韩愈好歹是李绅名义上的上司，对李绅还有举荐之恩，算得上李绅的老师了，让一把手参见二把手、让老师参见学生，无论哪条都不合理。李绅性格刚烈，认死理，而韩愈脾气火暴，寸步不让。
这场“互撕”大战非常激烈，并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不过，“互撕”最终没有胜利者，韩愈和李绅都捞了个处分，韩愈被剥夺了御史大夫头衔，改任兵部侍郎，李绅则被外放到地方担任观察使，远离权力中枢。
当时天下人都在吃韩愈和李绅的瓜，唯独皇帝一人蒙在鼓里，他甚至天真地以为李绅自己想到基层锻炼、为国分忧。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牛僧孺、李逢吉为首的牛党设计的圈套，他们充分利用了韩愈和李绅脾气火暴的性格弱点使其相轧，从而打击李党的势力。后知后觉的李绅便这样成了人家的“棋子”，等他反应过来后为时已晚。
李绅临行前，唐穆宗还让人带着礼物去慰问李绅。结果李绅当着使者的面号啕大哭：“我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呀，李绅只想陪皇上终老。”对于李绅的申诉，唐穆宗高度重视，在听取了李绅的禀报之后，撤回了将李绅外放的决定，并给他安排了户部侍郎的官职。就这样，哭了一场的李绅摇身一变，成为大唐“财政部的副部长”。
4、司空见惯的李绅变了
然而，李绅终究还是没有逃过牛党的魔爪。唐穆宗去世不久，唐敬宗登基，这个少年天子对朝政不熟，牛党趁机在小皇帝面前诬陷李绅，李绅瞬间就被贬到了遥远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做司马。这个岗位是唐代被贬高官的标配，属于一个没实务的闲官。
之后的十几年间，李绅又分别在江州、滁州、寿州等地担任过地方官。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岗位根本满足不了他对权力的欲望，他已经爱上荣华富贵和纸醉金迷的生活了。
曾几何时，李绅“一盘鸡舌杀300只活鸡”的段子广为流传，但史料中没有此类记载，应是谣传。但李绅生活开始腐化倒有根据，唐朝人便记录过，当时的孟启在《本事诗》中为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李绅的故事：话说刘禹锡从和州调入京城，正好李绅也处于岗位调整的空档期，也滞留在京城，李绅便请刘禹锡吃饭，还让歌妓助兴。刘禹锡在饭局上赋诗一首：“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杜韦娘》是当时的教坊曲，而司空则是对曾任要职的李绅的敬称。刘禹锡的意思是：梳着宫女式样发髻的歌女唱着《杜韦娘》让人如坐春风一般，李司空自然是见惯了这样的“大场面”，可是我这个从江南回来的刺史却是很不习惯，简直要断肠销魂了呀。
对于刘禹锡的这首诗，后世解释不一。有人认为刘禹锡对宴席上的奢华感到不满与痛惜，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对李绅的谴责与劝诫，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是逢场作戏的恭维，而当时的李绅显然以为这首诗是对自己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一高兴竟把歌姬送给了刘禹锡。不过刘禹锡的诗歌备受推崇、流传很广，李绅花天酒地的事儿一下便给捅了出去，而且还为后世贡献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
有人觉得《本事诗》的这个故事有演绎的成分，但李绅之所以被演绎完全是自己作的，他自己便毫不掩饰对荣华富贵的倾慕之情。自从官场失意后，李绅开始使劲写诗抒发心中的郁闷。然而，李绅此时写出来的诗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性和百姓生活。
首先，他写诗喜欢摆谱了，不断使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其次，他的诗由现实性创作蜕变成回忆性创作，回忆的内容大都是曾经陪伴在皇帝身边的日子，在对朝廷歌功颂德的同时大力吹捧自己，将醉生梦死的官宦生活描绘得天花乱坠，将侍奉皇帝描绘得万分荣幸。再次，李绅还善于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比如他形容皇家庭院：“桥转彩虹当绮殿，舰浮花鹢近蓬莱。”这当中哪儿还有现实主义的影子。
如果说李绅早年的诗歌是“兼济天下”的话，那么他后期的诗歌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个人得失了。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看了李绅后期的诗歌更是评价道：“大是宦梦难醒。”的确，李绅的官瘾非常大，当年那个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青年已经不知何处去了。
5、变成了耍官威的酷吏
因为官瘾大，李绅也不太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时弊了。在滁州做刺史时，当地老虎很多，百姓通过挖坑、射猎等手段都制服不了，李绅到任后把这些设施都撤除了，老虎反而不伤人了。李绅还特意写诗歌颂自己：“南山白额同驯扰，亦变仁心去杀机。”原来野兽也能够被感化。
在李绅这儿，类似于“虎不食人”的事儿还不是个例。他后来担任了宣武军节度使，那年正逢大旱闹蝗灾，李绅告诉皇帝蝗虫到了他的辖区竟然不吃田苗了，想必也被感化了。当时的皇帝唐文宗竟信以为真，还通报表扬了李绅。这几件荒谬的事都见诸正史，正史也讲不出野兽和蝗虫为何不找李绅的麻烦，但后人却觉得细思极恐。
李绅的官威很大。唐代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就记载了几条李绅耍官威的事儿。比如李绅年轻时曾寄宿在同族长辈李元将家中，并叫人家叔叔，但李绅发迹后李元将前来拜访，李绅却不开心。李元将将自己的辈分降到弟、侄，李绅仍不满意，最后直到自降为孙子之后，李绅才微微露出笑容。
李绅对百姓也很刻薄。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曾在冬季下令征收蛤蜊。蛤蜊通常聚集在深水区，必须潜水捕捞，所以夏季才是吃蛤蜊的季节。李绅的做法连底下的官吏都看不下去了，于是有县令上疏抨击他这种不“悯农”的行为，李绅最后只好作罢。
由于成了远近闻名的酷吏，当时很多淮南的百姓纷纷外出逃难。下面的官员向他汇报，李绅却很淡定：“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就会留下来，而秕糠就会随风飘走，以后这种事不用汇报。”由此看来，李绅依旧很了解农事，只不过，他已不在乎百姓的生死了，以至于宋代史学类书《册府元龟》直接将李绅列在了“酷虐”卷。
李绅终如自己所愿，官越当越大，并在71岁时位极人臣，得居宰相之尊。三年之后因为腿脚不利索，李绅又回到了江南担任淮南节度使。在李绅最后的日子里还因为“酷虐”卷入了一场惊天大案中。
当时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收受贿赂和强抢民女，李绅审讯之后便直接处决了他。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吴家是牛党的忠实支持者，有人认为李绅是公事私办。几年后牛党得势，这个案子又被翻了出来，牛党认为李绅完全是炮制了一场冤假错案。尽管李绅当时已经去世，但还是被追加了一个“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严重处分。
当时就有人认为李绅做官过于暴虐苛刻，所以死后才会因为吴湘案受了处分。但实际上，当李绅疯狂投身到党争的旋涡中时，就注定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两首《悯农》，仅仅四十个字，语言通俗质朴，将农家生活的艰辛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了大家的眼前，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的道理，而这两首诗的作者李绅也俨然成为“悯农”的代言人。
1、“官二代”李绅
实际上，李绅是个“官二代”，他的曾祖父李敬玄曾担任过宰相，但后来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只是担任县令一类的官职。李绅父亲去世得早，他6岁时便跟着母亲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当时一些有庙产的寺庙会给男子提供食宿，于是寺庙就成为李绅读书的好去处，不仅包吃包住还清净。读书之余，李绅还喜欢搞创作，但他穷得连草稿纸都买不起，便拿庙里的佛经去打草稿，后来被和尚发现了，还把他痛打了一顿。
也许是营养不良，李绅身材矮小，甚至得了个“短李”的外号。贫困也让他亲身体会到民间疾苦，并目睹了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的悲惨生活，于是他以强烈的同情和愤慨之心写出了两首《悯农》，虽然朴实无华，却以真挚的情感和通俗的语句被人们口口相传。由此，李绅被誉为“悯农诗人”。
李绅的勤奋也得到了回报，年纪轻轻，好名声便传了出去，元稹的岳父、当时的苏州刺史韦夏卿经常夸奖李绅的才华。李绅到长安参加科举，连韩愈都特别赏识他。当时举荐之风盛行，大臣们发现了人才可以打招呼让考官格外关注，韩愈便帮李绅打了招呼。然而，毕竟僧多粥少，打招呼的人又太多，李绅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虽然科场失意，但李绅收获了友谊。
2、朝廷器重，新乐府代表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35岁的李绅终于进士及第，得到了一个国子监助教的官职。然而，李绅不喜欢这份工作，就离职回家了。正好当时的金陵观察使李锜很看重李绅的才华和名声，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幕府里当专职秘书。李锜是皇族子弟，行事非常蛮横，暗中还积蓄力量图谋造反。
皇帝想找李锜聊聊天，李锜也坚决不去，幕僚中没人敢吭声，只有李绅敢于劝谏，但是李锜不仅不听，还让李绅帮忙写辩解的奏疏。李绅表面同意，却假装紧张到握不住笔，涂涂改改浪费了好几张纸。李锜见了大怒：“你不怕死吗？”李绅正气凛然地答道：“我生平还没见过兵器铠甲，今天死得其所了。”
李绅被李锜关进了监狱，直到李锜兵败后才被无罪释放。当时有人知道了李绅的事迹，想向朝廷汇报，李绅却拒绝：“这是我作为臣子应尽的本分啊，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后来，李绅的事迹还是被朝廷知道了，他不仅受到了嘉奖，还被调回了长安任职。
作为一名职场新星，李绅拥有满腔的抱负，他还不拘一格，敢于打破常规。比如，他曾写了《乐府新题》二十首送给元稹，他是第一位用“新乐府”来标注自己乐府诗的诗人。当时的乐府诗用的都是汉乐府的老题目，“新乐府”就是用自创的新题目来写时事，这类诗通常都有着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大力发扬了乐府诗歌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的作用。
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李绅自然敢于揭露社会的现实，毕竟，他是知名的“悯农诗人”。《悯农》所表现出来的悲天悯人正是“新乐府”的精神内核，而他的《乐府新题》在当时独树一帜，为中唐的诗歌世界激扬起绚丽的浪花。
3、和韩愈撕逼
在官场摸爬滚打十来年后，李绅的官运越来越好，尤其是后来登基的皇帝唐穆宗很喜欢他，李绅也得以入职翰林，成为天子近臣。当时同在翰林院的还有元稹和李德裕，时称“翰林三俊”。
李绅和李德裕的政见相近，也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当时，大唐朝堂之上，牛李党争正悄然拉开序幕。牛党的主要成员多是出身寒门的新科进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而李党成员大多是士族出身，主张以门荫入仕。出身士族却尝尽人间冷暖的李绅选择与李党为伍，他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官运亨通的李绅有些忘乎所以了。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李绅与韩愈展开了一场“互撕”大战。韩愈当时刚被任命为京兆尹，朝廷还给了韩愈一个御史大夫的荣誉头衔，而李绅当时则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是当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是副官，但由于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唐代中后期很少会专门任命，御史中丞倒成了御史台的实际长官。
按照规定，京城附近的地方官上任之初要去参见御史台长官以表敬畏，这叫作“台参”。然而，韩愈好歹是李绅名义上的上司，对李绅还有举荐之恩，算得上李绅的老师了，让一把手参见二把手、让老师参见学生，无论哪条都不合理。李绅性格刚烈，认死理，而韩愈脾气火暴，寸步不让。
这场“互撕”大战非常激烈，并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不过，“互撕”最终没有胜利者，韩愈和李绅都捞了个处分，韩愈被剥夺了御史大夫头衔，改任兵部侍郎，李绅则被外放到地方担任观察使，远离权力中枢。
当时天下人都在吃韩愈和李绅的瓜，唯独皇帝一人蒙在鼓里，他甚至天真地以为李绅自己想到基层锻炼、为国分忧。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牛僧孺、李逢吉为首的牛党设计的圈套，他们充分利用了韩愈和李绅脾气火暴的性格弱点使其相轧，从而打击李党的势力。后知后觉的李绅便这样成了人家的“棋子”，等他反应过来后为时已晚。
李绅临行前，唐穆宗还让人带着礼物去慰问李绅。结果李绅当着使者的面号啕大哭：“我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呀，李绅只想陪皇上终老。”对于李绅的申诉，唐穆宗高度重视，在听取了李绅的禀报之后，撤回了将李绅外放的决定，并给他安排了户部侍郎的官职。就这样，哭了一场的李绅摇身一变，成为大唐“财政部的副部长”。
4、司空见惯的李绅变了
然而，李绅终究还是没有逃过牛党的魔爪。唐穆宗去世不久，唐敬宗登基，这个少年天子对朝政不熟，牛党趁机在小皇帝面前诬陷李绅，李绅瞬间就被贬到了遥远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做司马。这个岗位是唐代被贬高官的标配，属于一个没实务的闲官。
之后的十几年间，李绅又分别在江州、滁州、寿州等地担任过地方官。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岗位根本满足不了他对权力的欲望，他已经爱上荣华富贵和纸醉金迷的生活了。
曾几何时，李绅“一盘鸡舌杀300只活鸡”的段子广为流传，但史料中没有此类记载，应是谣传。但李绅生活开始腐化倒有根据，唐朝人便记录过，当时的孟启在《本事诗》中为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李绅的故事：话说刘禹锡从和州调入京城，正好李绅也处于岗位调整的空档期，也滞留在京城，李绅便请刘禹锡吃饭，还让歌妓助兴。刘禹锡在饭局上赋诗一首：“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杜韦娘》是当时的教坊曲，而司空则是对曾任要职的李绅的敬称。刘禹锡的意思是：梳着宫女式样发髻的歌女唱着《杜韦娘》让人如坐春风一般，李司空自然是见惯了这样的“大场面”，可是我这个从江南回来的刺史却是很不习惯，简直要断肠销魂了呀。
对于刘禹锡的这首诗，后世解释不一。有人认为刘禹锡对宴席上的奢华感到不满与痛惜，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对李绅的谴责与劝诫，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是逢场作戏的恭维，而当时的李绅显然以为这首诗是对自己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一高兴竟把歌姬送给了刘禹锡。不过刘禹锡的诗歌备受推崇、流传很广，李绅花天酒地的事儿一下便给捅了出去，而且还为后世贡献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
有人觉得《本事诗》的这个故事有演绎的成分，但李绅之所以被演绎完全是自己作的，他自己便毫不掩饰对荣华富贵的倾慕之情。自从官场失意后，李绅开始使劲写诗抒发心中的郁闷。然而，李绅此时写出来的诗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性和百姓生活。
首先，他写诗喜欢摆谱了，不断使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其次，他的诗由现实性创作蜕变成回忆性创作，回忆的内容大都是曾经陪伴在皇帝身边的日子，在对朝廷歌功颂德的同时大力吹捧自己，将醉生梦死的官宦生活描绘得天花乱坠，将侍奉皇帝描绘得万分荣幸。再次，李绅还善于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比如他形容皇家庭院：“桥转彩虹当绮殿，舰浮花鹢近蓬莱。”这当中哪儿还有现实主义的影子。
如果说李绅早年的诗歌是“兼济天下”的话，那么他后期的诗歌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个人得失了。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看了李绅后期的诗歌更是评价道：“大是宦梦难醒。”的确，李绅的官瘾非常大，当年那个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青年已经不知何处去了。
5、变成了耍官威的酷吏
因为官瘾大，李绅也不太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时弊了。在滁州做刺史时，当地老虎很多，百姓通过挖坑、射猎等手段都制服不了，李绅到任后把这些设施都撤除了，老虎反而不伤人了。李绅还特意写诗歌颂自己：“南山白额同驯扰，亦变仁心去杀机。”原来野兽也能够被感化。
在李绅这儿，类似于“虎不食人”的事儿还不是个例。他后来担任了宣武军节度使，那年正逢大旱闹蝗灾，李绅告诉皇帝蝗虫到了他的辖区竟然不吃田苗了，想必也被感化了。当时的皇帝唐文宗竟信以为真，还通报表扬了李绅。这几件荒谬的事都见诸正史，正史也讲不出野兽和蝗虫为何不找李绅的麻烦，但后人却觉得细思极恐。
李绅的官威很大。唐代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就记载了几条李绅耍官威的事儿。比如李绅年轻时曾寄宿在同族长辈李元将家中，并叫人家叔叔，但李绅发迹后李元将前来拜访，李绅却不开心。李元将将自己的辈分降到弟、侄，李绅仍不满意，最后直到自降为孙子之后，李绅才微微露出笑容。
李绅对百姓也很刻薄。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曾在冬季下令征收蛤蜊。蛤蜊通常聚集在深水区，必须潜水捕捞，所以夏季才是吃蛤蜊的季节。李绅的做法连底下的官吏都看不下去了，于是有县令上疏抨击他这种不“悯农”的行为，李绅最后只好作罢。
由于成了远近闻名的酷吏，当时很多淮南的百姓纷纷外出逃难。下面的官员向他汇报，李绅却很淡定：“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就会留下来，而秕糠就会随风飘走，以后这种事不用汇报。”由此看来，李绅依旧很了解农事，只不过，他已不在乎百姓的生死了，以至于宋代史学类书《册府元龟》直接将李绅列在了“酷虐”卷。
李绅终如自己所愿，官越当越大，并在71岁时位极人臣，得居宰相之尊。三年之后因为腿脚不利索，李绅又回到了江南担任淮南节度使。在李绅最后的日子里还因为“酷虐”卷入了一场惊天大案中。
当时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收受贿赂和强抢民女，李绅审讯之后便直接处决了他。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吴家是牛党的忠实支持者，有人认为李绅是公事私办。几年后牛党得势，这个案子又被翻了出来，牛党认为李绅完全是炮制了一场冤假错案。尽管李绅当时已经去世，但还是被追加了一个“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严重处分。
当时就有人认为李绅做官过于暴虐苛刻，所以死后才会因为吴湘案受了处分。但实际上，当李绅疯狂投身到党争的旋涡中时，就注定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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