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往事
还没到村委会前我就冷静了下来。现在和谁说都没用，把我的猜想告诉村长，只会引得他哈哈大笑，以为我这个记者又在脑洞大开。
我换了个方向折回我的车里，坐在那里仔细地想着全部的来龙去脉。
现在有四个在村民看来该死的人。
第一个自然是我，我断了村里捞尸人的营生，报导一出，再也没有攀岩爱好者来这片山崖了。
第二个是童老板，他开发了后山矿区，在我之后进一步断绝了捞尸行当的复苏。
我们两个是第一级该死的人，也是村民最初简单粗暴的计划中就要杀的人。就如小鹿儿先前说的“原本我们想的没那么复杂，就是抽两个人，一个杀童老板，一个杀你”。
但后来显然事情变得更复杂，也更周全了，他们用一个新案子引导出了张勤牛的旧案子，成功让童老板伏法。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晓汪磊的真实身份，但就算不知道，光凭张勤牛的案子也能让他死！这样就不用牺牲第二个村民来作案了。
这个2.0版的计划就引出了后面第三和第四个该死的人。
第三个是张采离，或者说是村里所有和童老板有染的女人（也许嫣红也在此列），她们中需要找出一个来做工具人，被抽签抽中的人杀害，以此来制造一个新案件。
第四个是周大伟，他是个运气极糟的人。原本或许可死可不死，但抽签偏偏抽中了他！如果抽签抽中的是别人，大概就会在成功拉扯出童老板后再次翻供，以第三次开庭的说辞脱罪，但抽签恰好抽中的是周大伟，是村民们不想救的人，他将部分客流分给了前山，让村民可选择的肥羊大幅减少……于是就有了两位村民在法庭做假证的那一幕，成功地把他也一并送了进去！而周大伟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跟原先说好的脱罪计划不一样了……
真是一套完美的组合拳。我的介入让我成为了调查童老板的出头鸟，把童老板的仇怨完全引向我，让我们自相残杀。而原本1.0计划中会冒险的两位村民现在也不用冒险了，正好一并解决了两个次一等该死的人，真是皆大欢喜啊！
从周大伟行凶的那一刻起，计划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他号称有隐情，让小律师去找知名记者来听，却在见到梁洪后各种划水，因为梁洪不是他想见的人，他是在等我！在那之前去多少记者都没用，他会一直等到我的出现才开口说买凶的事。
他如愿了，第二个出现的就是我，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五年前与我接触过的村民对我的性格也有所了解，我确实很难无视张家村的名字，因而如他们所愿地卷入其中……
我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咒骂着自己的愚蠢。
此时车窗外的土路上，有几个村里的孩子正在折磨一只猫。想必他们都应该是村办小学的学生。在学校围墙内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也正襟端坐，像模像样地学习文化知识，但暑假让他们没了去处，重新融入了这些土田与山头。
现在的他们才是原来的模样，好几个孩子都围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猫，他们手拿削尖了的竹棒，故意不戳猫的要害，而在它身上的其他部位接二连三地戳出血来，继而雀跃欢呼。直到猫不堪剧痛，奋起咬了一只按压着它的手，那只手的主人尖叫一声，才如一声号令般引来了天罗地网般的尖锐竹棒，终于有一两根竹尖刺中了要害，结束了它的苦难。
看到流了一地的血和内脏，小一些的孩子在欢笑，大一些的孩子在唾骂，但不久又归于了空虚和无聊，他们将尸体踢进路边的沟堑里，头也不回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我厌恶地别过头去，这些孩子也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那些事他们有没有份？他们又都知晓多少？在对我的跟踪和尾随中有没有他们？
如果不是我写了那篇报导，他们中的男孩也会顺利成长为身手了得的捞尸人，女孩则会嫁到临近村庄继续打理家务和农活，然后换回那边的姑娘嫁进来，继续生出这些虐猫的小崽子……
我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拖着翻滚的烟尘离开村子。
我一路狂飙，用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回到省城，路上不停地想着老杨以前跟我说的话。他说农村里的那些事是不能用你城里人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有着古老的情感连接，一种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诡异团结扎根在他们的意识中。
所以染上了精致利己主义的我难道还要赞扬他们？还要钦佩他们公平抽签来冒险牺牲的精神？不对，这肯定不对！因为他们杀了人，而且——是杀了很多人！
我没有回家，径直来到了报社，现在的我急需和老杨谈一谈。
他一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我不对劲，他像个真正的老人那样弓身站起来，吃力地去关上门。
等他泡好茶坐定后，我也安定好了心神，冷淡地说：“杨老师，那个时候你坚持让我改稿是错的。”
他眯起眼睛，好像在进行多艰难的回忆一般，惨然地说道：“不那样写又有什么办法呢，老村长和村高官把一切罪责都扛下来了，司法上的定案就是我们应该报导的内容。”
“但你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老村长一个人干的。”
“我知道，我知道……”
他拉开左手边的第一个抽屉，拿出了一张发黄的报纸。原来他一直将报导放在手边翻看，就放在这么近的地方随时翻看。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上面写着什么，那一整个版面上，写着一桩惊天大案！
五年前，我前往张家村调查那里频发的游客坠崖事件。即便那里的山崖再如何险峻，这么多次的坠崖也太过夸张了。毕竟选择去那里冒险的，好歹也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攀岩能手，怎会隔三差五的有人掉下去呢！
我在村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村长，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一脸山里人的褶子，根本看不出多少岁。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和本村人说当地话时我更是一句也听不懂，但他总是朴实地笑着，是我印象中该有的老农的样子。
他的笑或许是真诚的，因为直到死亡，他都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心安理得地引导着当地人赚那两千块捞尸费，也心安理得地——将活人推下悬崖。
事故不是天天有，尸体也不是天天捞，即便省吃俭用，两千块钱也总有花完的时候。于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将活人推下去制造事故的念头。在老村长后来的招供中，一个落单的女大学生是第一个受害者。她一身反骨，非要摆脱景区里的家人，独自一人来后山“探险”，结果就被盯上了。这样消瘦的女娃娃，只要一个壮体力下去，就能直接背上来，是个轻松活计。
自那以后，落单的游人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攀岩爱好者在村民眼里，就不再是人，而是“轻活”还是“重活”的衡量。
村长说看到那个女大学生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没有动容，他只惦记着这对夫妻怎么只知道哭，哭了这么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要答谢下崖背人的老乌头。还有这一单给了老乌头，喜猴子那一队怕要吃酸了，下回得分给喜猴子他们。还有独居的张勤牛，这个人饿死了也没人知道，千万不能在自己村子发生饿死人的事，必须在下半年里分他一回……
村长一边看着她的父母痛苦哀嚎，一边在心里盘算着那操不完的心。
有了第一次，当然就会有第二次，老村长在招供中明确说出了好几个。但我知道那不是全部，甚至那个女大学也不是第一个，甚至于，老村长也不是唯一的那个罪犯。
村里捞尸活计的频度控制得很好，一开始并没有惹人怀疑，村民也是够温饱就好，毕竟干一票就能悠闲好几个月，也是划算的。
直到——那个人从天而降。
有一天，村里突然调来了一位村高官。据说这个人原是大城市里的干部，后来犯了事被折贬，但只要干得好，还能有翻身的机会。
在一个穷山村里，怎样才能算干得好？那当然是把经济搞上去啰！
这村高官和老村长可不一样，人家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互联网工具，知道新媒体平台，于是，网红攀岩地就应运而生了。
在村高官的炒作下，原本守株待兔的营生又多了一剂灵药，在网络的炒作下，更多的攀岩爱好者和野外冒险者慕名而来。这下，肥羊还能挑挑拣拣了。要挑“轻活”，要挑家境好的“肥活”，要挑缺心眼的“呆活”……这下农家乐成了信息过滤的情报营。周大伟和其他在农家乐打工的村民会热情地与来客交谈，装作友善交好的样子，将他们的家世背景了解个清楚。这里面有钱人家的孩子、大城市里的孩子是头等货色，他们的父母不仅付捞尸费的时候眼睛也不眨一下，甚至良好的素养还会让他们对捞尸人感恩戴德，事后予以重谢。
这一下，跌下山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我踏入张家村的起点，一连串可疑的事故数字。
当时很多同事都嘲笑我太敏感了，不就是险峻地区事故频发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毅然决然地踏进了那个村子，被罪恶召唤得明明白白。
老杨用懒散的眼光又扫了一遍报纸，他大概已经把每一行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他和五年前一样再一次问我：“你真的确定，那时候是全村人都参与了推人下崖？”
当然，这种事情还能乱说吗！我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村民，无论谁逮到合适的机会，就要果断动手，推人下崖。因为机会不等人，尤其是有些成群结队来的客人，遇到落单的机会可不多，所以无论谁撞见了，都要毫不犹豫地下手！
但是东窗事发后，一方面老村长一个人把罪责担了下来，另一方面司法机构面对整村的嫌犯也确实不好处理，于是就以村长主谋，村高官协同辅助为结论，草草结案了。
写稿子的时候，老杨再三嘱咐我不要自找麻烦，司法结论是什么就写什么。
“杨老师，那个时候我听您的话妥协了，没有全部写出来。但现在，我后悔了。”
“你后悔个屁！”老杨难得地爆了粗口，对我骂道：“你以为你写了就能发出来？和司法结论不一样的内容可以发？这几年的干饭都吃到屁眼里去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此时的我，一腔怨怼无处发泄，正憋得慌。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面对我是真的心累了。
报社大厅里的灯光开始逐一熄灭，又到了下班时间。老杨是一向准时下班的，我不再打扰他，起身告辞。临走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杨老师，当年的真相您还与什么人说过吗？”
他皱了皱眉反问我：“那些扑朔迷离的传闻难道不是你自己传出去的？我以为你不满改稿，自己去传扬了内情，好让多一点人知道。”
“我没有。”
老杨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一字一字咬着音节说道：“小张，对你的人身安全会造成隐患的事情，我是一概守口如瓶的。”
我换了个方向折回我的车里，坐在那里仔细地想着全部的来龙去脉。
现在有四个在村民看来该死的人。
第一个自然是我，我断了村里捞尸人的营生，报导一出，再也没有攀岩爱好者来这片山崖了。
第二个是童老板，他开发了后山矿区，在我之后进一步断绝了捞尸行当的复苏。
我们两个是第一级该死的人，也是村民最初简单粗暴的计划中就要杀的人。就如小鹿儿先前说的“原本我们想的没那么复杂，就是抽两个人，一个杀童老板，一个杀你”。
但后来显然事情变得更复杂，也更周全了，他们用一个新案子引导出了张勤牛的旧案子，成功让童老板伏法。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晓汪磊的真实身份，但就算不知道，光凭张勤牛的案子也能让他死！这样就不用牺牲第二个村民来作案了。
这个2.0版的计划就引出了后面第三和第四个该死的人。
第三个是张采离，或者说是村里所有和童老板有染的女人（也许嫣红也在此列），她们中需要找出一个来做工具人，被抽签抽中的人杀害，以此来制造一个新案件。
第四个是周大伟，他是个运气极糟的人。原本或许可死可不死，但抽签偏偏抽中了他！如果抽签抽中的是别人，大概就会在成功拉扯出童老板后再次翻供，以第三次开庭的说辞脱罪，但抽签恰好抽中的是周大伟，是村民们不想救的人，他将部分客流分给了前山，让村民可选择的肥羊大幅减少……于是就有了两位村民在法庭做假证的那一幕，成功地把他也一并送了进去！而周大伟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跟原先说好的脱罪计划不一样了……
真是一套完美的组合拳。我的介入让我成为了调查童老板的出头鸟，把童老板的仇怨完全引向我，让我们自相残杀。而原本1.0计划中会冒险的两位村民现在也不用冒险了，正好一并解决了两个次一等该死的人，真是皆大欢喜啊！
从周大伟行凶的那一刻起，计划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他号称有隐情，让小律师去找知名记者来听，却在见到梁洪后各种划水，因为梁洪不是他想见的人，他是在等我！在那之前去多少记者都没用，他会一直等到我的出现才开口说买凶的事。
他如愿了，第二个出现的就是我，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五年前与我接触过的村民对我的性格也有所了解，我确实很难无视张家村的名字，因而如他们所愿地卷入其中……
我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咒骂着自己的愚蠢。
此时车窗外的土路上，有几个村里的孩子正在折磨一只猫。想必他们都应该是村办小学的学生。在学校围墙内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也正襟端坐，像模像样地学习文化知识，但暑假让他们没了去处，重新融入了这些土田与山头。
现在的他们才是原来的模样，好几个孩子都围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猫，他们手拿削尖了的竹棒，故意不戳猫的要害，而在它身上的其他部位接二连三地戳出血来，继而雀跃欢呼。直到猫不堪剧痛，奋起咬了一只按压着它的手，那只手的主人尖叫一声，才如一声号令般引来了天罗地网般的尖锐竹棒，终于有一两根竹尖刺中了要害，结束了它的苦难。
看到流了一地的血和内脏，小一些的孩子在欢笑，大一些的孩子在唾骂，但不久又归于了空虚和无聊，他们将尸体踢进路边的沟堑里，头也不回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我厌恶地别过头去，这些孩子也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那些事他们有没有份？他们又都知晓多少？在对我的跟踪和尾随中有没有他们？
如果不是我写了那篇报导，他们中的男孩也会顺利成长为身手了得的捞尸人，女孩则会嫁到临近村庄继续打理家务和农活，然后换回那边的姑娘嫁进来，继续生出这些虐猫的小崽子……
我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拖着翻滚的烟尘离开村子。
我一路狂飙，用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回到省城，路上不停地想着老杨以前跟我说的话。他说农村里的那些事是不能用你城里人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有着古老的情感连接，一种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诡异团结扎根在他们的意识中。
所以染上了精致利己主义的我难道还要赞扬他们？还要钦佩他们公平抽签来冒险牺牲的精神？不对，这肯定不对！因为他们杀了人，而且——是杀了很多人！
我没有回家，径直来到了报社，现在的我急需和老杨谈一谈。
他一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我不对劲，他像个真正的老人那样弓身站起来，吃力地去关上门。
等他泡好茶坐定后，我也安定好了心神，冷淡地说：“杨老师，那个时候你坚持让我改稿是错的。”
他眯起眼睛，好像在进行多艰难的回忆一般，惨然地说道：“不那样写又有什么办法呢，老村长和村高官把一切罪责都扛下来了，司法上的定案就是我们应该报导的内容。”
“但你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老村长一个人干的。”
“我知道，我知道……”
他拉开左手边的第一个抽屉，拿出了一张发黄的报纸。原来他一直将报导放在手边翻看，就放在这么近的地方随时翻看。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上面写着什么，那一整个版面上，写着一桩惊天大案！
五年前，我前往张家村调查那里频发的游客坠崖事件。即便那里的山崖再如何险峻，这么多次的坠崖也太过夸张了。毕竟选择去那里冒险的，好歹也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攀岩能手，怎会隔三差五的有人掉下去呢！
我在村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村长，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一脸山里人的褶子，根本看不出多少岁。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和本村人说当地话时我更是一句也听不懂，但他总是朴实地笑着，是我印象中该有的老农的样子。
他的笑或许是真诚的，因为直到死亡，他都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心安理得地引导着当地人赚那两千块捞尸费，也心安理得地——将活人推下悬崖。
事故不是天天有，尸体也不是天天捞，即便省吃俭用，两千块钱也总有花完的时候。于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将活人推下去制造事故的念头。在老村长后来的招供中，一个落单的女大学生是第一个受害者。她一身反骨，非要摆脱景区里的家人，独自一人来后山“探险”，结果就被盯上了。这样消瘦的女娃娃，只要一个壮体力下去，就能直接背上来，是个轻松活计。
自那以后，落单的游人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攀岩爱好者在村民眼里，就不再是人，而是“轻活”还是“重活”的衡量。
村长说看到那个女大学生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没有动容，他只惦记着这对夫妻怎么只知道哭，哭了这么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要答谢下崖背人的老乌头。还有这一单给了老乌头，喜猴子那一队怕要吃酸了，下回得分给喜猴子他们。还有独居的张勤牛，这个人饿死了也没人知道，千万不能在自己村子发生饿死人的事，必须在下半年里分他一回……
村长一边看着她的父母痛苦哀嚎，一边在心里盘算着那操不完的心。
有了第一次，当然就会有第二次，老村长在招供中明确说出了好几个。但我知道那不是全部，甚至那个女大学也不是第一个，甚至于，老村长也不是唯一的那个罪犯。
村里捞尸活计的频度控制得很好，一开始并没有惹人怀疑，村民也是够温饱就好，毕竟干一票就能悠闲好几个月，也是划算的。
直到——那个人从天而降。
有一天，村里突然调来了一位村高官。据说这个人原是大城市里的干部，后来犯了事被折贬，但只要干得好，还能有翻身的机会。
在一个穷山村里，怎样才能算干得好？那当然是把经济搞上去啰！
这村高官和老村长可不一样，人家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互联网工具，知道新媒体平台，于是，网红攀岩地就应运而生了。
在村高官的炒作下，原本守株待兔的营生又多了一剂灵药，在网络的炒作下，更多的攀岩爱好者和野外冒险者慕名而来。这下，肥羊还能挑挑拣拣了。要挑“轻活”，要挑家境好的“肥活”，要挑缺心眼的“呆活”……这下农家乐成了信息过滤的情报营。周大伟和其他在农家乐打工的村民会热情地与来客交谈，装作友善交好的样子，将他们的家世背景了解个清楚。这里面有钱人家的孩子、大城市里的孩子是头等货色，他们的父母不仅付捞尸费的时候眼睛也不眨一下，甚至良好的素养还会让他们对捞尸人感恩戴德，事后予以重谢。
这一下，跌下山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我踏入张家村的起点，一连串可疑的事故数字。
当时很多同事都嘲笑我太敏感了，不就是险峻地区事故频发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毅然决然地踏进了那个村子，被罪恶召唤得明明白白。
老杨用懒散的眼光又扫了一遍报纸，他大概已经把每一行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他和五年前一样再一次问我：“你真的确定，那时候是全村人都参与了推人下崖？”
当然，这种事情还能乱说吗！我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村民，无论谁逮到合适的机会，就要果断动手，推人下崖。因为机会不等人，尤其是有些成群结队来的客人，遇到落单的机会可不多，所以无论谁撞见了，都要毫不犹豫地下手！
但是东窗事发后，一方面老村长一个人把罪责担了下来，另一方面司法机构面对整村的嫌犯也确实不好处理，于是就以村长主谋，村高官协同辅助为结论，草草结案了。
写稿子的时候，老杨再三嘱咐我不要自找麻烦，司法结论是什么就写什么。
“杨老师，那个时候我听您的话妥协了，没有全部写出来。但现在，我后悔了。”
“你后悔个屁！”老杨难得地爆了粗口，对我骂道：“你以为你写了就能发出来？和司法结论不一样的内容可以发？这几年的干饭都吃到屁眼里去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此时的我，一腔怨怼无处发泄，正憋得慌。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面对我是真的心累了。
报社大厅里的灯光开始逐一熄灭，又到了下班时间。老杨是一向准时下班的，我不再打扰他，起身告辞。临走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杨老师，当年的真相您还与什么人说过吗？”
他皱了皱眉反问我：“那些扑朔迷离的传闻难道不是你自己传出去的？我以为你不满改稿，自己去传扬了内情，好让多一点人知道。”
“我没有。”
老杨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一字一字咬着音节说道：“小张，对你的人身安全会造成隐患的事情，我是一概守口如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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