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我的陈队长
一个老师，3个学生，3辆自行车沿着明嘉线从燕王镇向土桥汽车站骑去。坐在我车后座上的徐晓明喊着李医生：“李医生，等一会儿让我来打针，可以吗？”
“可以啊，你身体没问题？”
“没问题，我好着呢!”
老师、学生一问一答，倒也热和。
徐晓明这小子也真行，眼里已没有了我这个还在担心他身体是否康复、蹬着车的组长，不打招呼、不问我有个啥意见，直接跟老师套上近乎了。刚才在圈舍中的熊样，还说我害他，现在有能耐了，就把我和张正华凉一边儿了。
“徐晓明，刚才在猪圈里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一屁股坐在地下的，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因为我逼着你打针，你不高兴了，吓吓我的；还是我真的害了你，让你身体受了伤害，陈站长说你中暑了，那我这里向你道歉了。徐晓明，今后我不再逼你做什么了。”
徐晓明聪明人，听得懂我话外音，忙说：“易一文，你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不希望我成为我们小组的学习困难户，拖大家的后腿。现在是培训阶段，如果学习跟不上，不能及时掌握医术，半个月后，怎样回大队上岗，这个道理我懂，我不会怪你。当时我确是被你逼急了才说‘你害我’，你不要当真。说实话，当时我心中确实是不高兴，给你逼得也没有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后来我也不知怎么的眼前一黑，再睁开眼已坐在了地上，我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我长这么大，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情况，刚才陈站长、李医生说是中暑，那就是中暑了。我绝对没有因为对你有意见，故意坐到地上来吓你。你虽然年龄比我小2岁，但你是组长，我也感觉到，你比我有能耐，今后只要我们在一起，我都听你的。”
这时正好有一辆卖冰棍的自行车擦身而过，徐晓明跳下自行车，买了四根冰棍，一人一根。送到我面前时，还特意说了一句谢谢。
看着脸色还没有完会恢复的娃娃脸，我有些心软了，心中想着，这小子也真不容易，今天他是因病得福了，不但掌握了静脉注射技术，还在人前长了脸。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吃了大苦头，中了暑，才把今天这个坎跨过去了。
看着徐晓明的“小样”，我说：“我有什么能耐，就是胆子大一些，有时头脑发热、不计后果‘冲’。李医生答应你了，你就打吧，我和张正华协助你。”
潘奎清在圈舍处等我们，见我们进村了。忙迎了上来。“猪怎么样？”李医生边走边问。
“猪中午就进食了。刚才摸摸猪耳朵，好像烧也退了。”潘奎清语调中透着轻松。
“易一文，量一下猪的体温。”还没等我说什么，徐晓明已从李医生手中拿过体温表。几十公斤的生猪，烧退后，就没有像昨晚那样老实地让你摆布了，它与徐晓明玩起了捉迷藏，徐晓明病刚好，体虚力乏，竟然搞不定也刚退了烧的病猪。见状，我与张正华赶忙上前帮忙。
“猪体温正常了。猪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了避免病情反复，再给一个维持药量，也不需静脉注射，只要肌肉注射就可以。”
“什么，李医生，不打静脉注射了？”徐晓明有些急了，想露一手的机会没了。
“猪没事了，打一针肌肉针也只是预防复发。不要急，今后有你忙的时候。”李医生安慰着徐晓明。
“这个猪的病，怎么会痊愈得这么快。”徐晓明心有不甘地说着。我与张正华、李医生看着徐晓明的失望样子，都笑了。这家伙还不希望猪的病早一点儿治好。刚学习兽医这个职业没几天，他可能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兽医的职责是什么。可能徐晓明还不知道，给猪用药，单就一个用药方式，收取的费用就不同。我们兽医，既要把病治好，又要争取为社员减轻每一次的治疗费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兽用抗生素各类药品价格都是较贵的。例如一支300万单位的青霉素需要3元多人民币，这是一个普通人10天的生活费。作为一名兽医，在选用药品和用药方式上是可以有所选择的。
今日回知青点，社员们收工回家，在路上遇到队里的政治队长陈队长，我与他打了一个招呼，晚饭后，到他家说说近阶段在外的工作。
我所在的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第4生产队，既没有一个“村”名、又没有一个“庄”名，对外自报户口所在地或填写通讯地址就是行政区域划分的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第4生产队。
整个生产队老少30口人，11户人家。有三户大姓，陈、沈、王。每个大姓也就2-3户人家，还有1户1姓2家。
住房毫无规律散落在李家塘支流，名为“叶泾”的东西两岸的河湾里。
有100多亩土地。按上级的种植作物规定，约70%土地种植粮食——小麦、水稻；约30%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油菜、棉花、薄荷。
除去小孩，每天能下地干农活的男女有二十多人，男壮劳力有6至7人。属一个田多人少，特别是缺少青壮劳力的生产队。
1965年丰仓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生产队接纳了5男3女8位知青，1968年又接纳了2位吴州市男知青。从生产队接纳知青性别和人数可感觉到生产队领导希望通过接纳知青插队，使人口结构在年龄层次、性别上更趋优化合理。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国家政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闹革命”。“扎根农村”，就是一辈子在农村，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生产队接纳这么多知青，希望若干年后，队里就能人丁兴旺，气象万千了。
但这种美好愿望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先后有2位知青应征入伍。当地农村青年退伍时，哪里来哪里回；但知识青年退伍就不回原插队的生产队，返了城。知识青年下乡没有几年，1970年开始掀开了知青返城大幕，没几年，知青全离开生产队回城了。2015年，知识青年下乡50周年之际，我们这批知青组织了一次返乡活动。行政区域名已不是当年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等4生产队了，而变成明溪镇土桥村委会了。
原生产队的老人大部分已离世，现在60岁左右的老人，当年是10岁左右的小孩，对50年前发生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热闹红火岁月这一段历史记忆模糊了。陈队长早“走”了，已87岁的生产队队长沈老伯还健在，他哽咽着说：“我以为你们早把我们忘了。”
老队长讲起当年敲锣打鼓，把我们迎进队里，然后一个又一个再把我们送走，说到动情处，大家的双眼都湿润了。老人说：“等你们10位知青全走了后，一是为了平整土地，二是为了减少看着你们的住房，思念各位知青而引发的伤感，把你们知青的茅屋、猪舍、厕所全拆了，重新变成了耕地。再过几年，等我们都‘走了’，这段历史，不会有人再记得或提起了，我也不知现在村委会的历史档案中是否会记录一笔上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这一重要事件。”这是后话。
当年下乡时，我们几个男生16-17岁，身体尚显单薄，但3年后，当地的优质水稻品种“老来青”大米，已滋养得我们这批知青变成了一个个壮实小伙子了。在社员们的悉心教授下，都成为生产队干农活的好把式了。
从公社回大队已好几天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清晨出门，摸黑回家，没有时间向队长汇报在外忙些什么及下阶段的工作。当然，陈队长可能早就知道我在公社兽医站学习，大队领导会及时通报给生产队我的情况。只是一段时间不见队里的人，内心特想念他们。下乡3年来，队里的领导、社员们待我们知青如亲人，我们知青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有了准备一辈子做一个农民的心理准备了。有的女知青已找好婆家；有些知青与队内队外的当地青年谈起了恋爱；也有男、女知青在一个锅里吃饭了。站在人前，如果不说自己是知青，与当地青年外表并无差异。我插队的地方，农家子弟读书比比皆是，我大队有明溪中学高中毕业，燕王中学初中毕业的学生多人。
晚饭过后，在河湾里洗了个澡，拿了把芭蕉扇，一路拍打着蚊子，朝陈队长家走去。
李家塘支流“叶泾”流经的河道两旁有大小几十个河湾，河湾既是农户选择家居之地，也是各生产队仓库码头所在地。
陈队长的家就在“叶泾”流经第4生产队地域的河湾半岛上，三面环河，家门口的一条路前伸外延，转个弯才能到生产队的大路。
陈队长家的住房与徐晓明家的住房结构相似：三间一排的瓦房，外加一间用作厨房的偏房。陈队长夫妇育有儿女成双，大女儿在我们来队前已出嫁，陈队长已有了外孙子，外孙子读书成才，上世纪80年代已是大学生了，现在吴州工业园区工作、定居，这是后话了。家中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
陈队长知道我要去，已在门前空场上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干净，摆上了洗干净一剖两半的香瓜。我也不客气，没等队长开口，拿起瓜吃了起来。青皮绿肉的香瓜，香气袭人，瓜肉脆甜。吃了半个不够，又拿起了半个，吃完瓜，才与陈队长打招呼：“瓜真好。”
“要吃再拿。”队长看着我的吃相，笑着说。
“饱了，吃不下了。”我一屁股坐到了桌子旁的长条登上，扇子连续拍打着大腿，刚才只顾吃瓜，已被蚊子偷袭叮咬了几口。下乡几年，皮肤早已适应当地一年四季的气候环境变化，大热天，只感觉到被蚊子叮了，但皮肤不红不肿，不痒不痛。
在芭蕉扇不停地拍打声中，我把半年来可以说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向陈队长做了汇报。
“你在公社的半年工作中，听从‘里边’传出来的信息说，你做事有原则，不欺负人。”我想，陈队长怎会知道我在公社有关部门工作的具体情况，当时也不方便详细问及消息来源，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因“口误”进了我们管辖的部门，由我们小组负责，经查实，无大错，没吃什么苦就让回家了。此人恰巧是我队王姓人家的女婿，这是后话。
“你正在学习做大队赤脚兽医的事，前二天，大队部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开会前向大家通报了。易一文，好好学习，学成了，我们就不用担心猪有病必须赶公社兽医站请人了。”
“可以啊，你身体没问题？”
“没问题，我好着呢!”
老师、学生一问一答，倒也热和。
徐晓明这小子也真行，眼里已没有了我这个还在担心他身体是否康复、蹬着车的组长，不打招呼、不问我有个啥意见，直接跟老师套上近乎了。刚才在圈舍中的熊样，还说我害他，现在有能耐了，就把我和张正华凉一边儿了。
“徐晓明，刚才在猪圈里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一屁股坐在地下的，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因为我逼着你打针，你不高兴了，吓吓我的；还是我真的害了你，让你身体受了伤害，陈站长说你中暑了，那我这里向你道歉了。徐晓明，今后我不再逼你做什么了。”
徐晓明聪明人，听得懂我话外音，忙说：“易一文，你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不希望我成为我们小组的学习困难户，拖大家的后腿。现在是培训阶段，如果学习跟不上，不能及时掌握医术，半个月后，怎样回大队上岗，这个道理我懂，我不会怪你。当时我确是被你逼急了才说‘你害我’，你不要当真。说实话，当时我心中确实是不高兴，给你逼得也没有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后来我也不知怎么的眼前一黑，再睁开眼已坐在了地上，我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我长这么大，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情况，刚才陈站长、李医生说是中暑，那就是中暑了。我绝对没有因为对你有意见，故意坐到地上来吓你。你虽然年龄比我小2岁，但你是组长，我也感觉到，你比我有能耐，今后只要我们在一起，我都听你的。”
这时正好有一辆卖冰棍的自行车擦身而过，徐晓明跳下自行车，买了四根冰棍，一人一根。送到我面前时，还特意说了一句谢谢。
看着脸色还没有完会恢复的娃娃脸，我有些心软了，心中想着，这小子也真不容易，今天他是因病得福了，不但掌握了静脉注射技术，还在人前长了脸。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吃了大苦头，中了暑，才把今天这个坎跨过去了。
看着徐晓明的“小样”，我说：“我有什么能耐，就是胆子大一些，有时头脑发热、不计后果‘冲’。李医生答应你了，你就打吧，我和张正华协助你。”
潘奎清在圈舍处等我们，见我们进村了。忙迎了上来。“猪怎么样？”李医生边走边问。
“猪中午就进食了。刚才摸摸猪耳朵，好像烧也退了。”潘奎清语调中透着轻松。
“易一文，量一下猪的体温。”还没等我说什么，徐晓明已从李医生手中拿过体温表。几十公斤的生猪，烧退后，就没有像昨晚那样老实地让你摆布了，它与徐晓明玩起了捉迷藏，徐晓明病刚好，体虚力乏，竟然搞不定也刚退了烧的病猪。见状，我与张正华赶忙上前帮忙。
“猪体温正常了。猪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了避免病情反复，再给一个维持药量，也不需静脉注射，只要肌肉注射就可以。”
“什么，李医生，不打静脉注射了？”徐晓明有些急了，想露一手的机会没了。
“猪没事了，打一针肌肉针也只是预防复发。不要急，今后有你忙的时候。”李医生安慰着徐晓明。
“这个猪的病，怎么会痊愈得这么快。”徐晓明心有不甘地说着。我与张正华、李医生看着徐晓明的失望样子，都笑了。这家伙还不希望猪的病早一点儿治好。刚学习兽医这个职业没几天，他可能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兽医的职责是什么。可能徐晓明还不知道，给猪用药，单就一个用药方式，收取的费用就不同。我们兽医，既要把病治好，又要争取为社员减轻每一次的治疗费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兽用抗生素各类药品价格都是较贵的。例如一支300万单位的青霉素需要3元多人民币，这是一个普通人10天的生活费。作为一名兽医，在选用药品和用药方式上是可以有所选择的。
今日回知青点，社员们收工回家，在路上遇到队里的政治队长陈队长，我与他打了一个招呼，晚饭后，到他家说说近阶段在外的工作。
我所在的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第4生产队，既没有一个“村”名、又没有一个“庄”名，对外自报户口所在地或填写通讯地址就是行政区域划分的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第4生产队。
整个生产队老少30口人，11户人家。有三户大姓，陈、沈、王。每个大姓也就2-3户人家，还有1户1姓2家。
住房毫无规律散落在李家塘支流，名为“叶泾”的东西两岸的河湾里。
有100多亩土地。按上级的种植作物规定，约70%土地种植粮食——小麦、水稻；约30%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油菜、棉花、薄荷。
除去小孩，每天能下地干农活的男女有二十多人，男壮劳力有6至7人。属一个田多人少，特别是缺少青壮劳力的生产队。
1965年丰仓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生产队接纳了5男3女8位知青，1968年又接纳了2位吴州市男知青。从生产队接纳知青性别和人数可感觉到生产队领导希望通过接纳知青插队，使人口结构在年龄层次、性别上更趋优化合理。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国家政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闹革命”。“扎根农村”，就是一辈子在农村，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生产队接纳这么多知青，希望若干年后，队里就能人丁兴旺，气象万千了。
但这种美好愿望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先后有2位知青应征入伍。当地农村青年退伍时，哪里来哪里回；但知识青年退伍就不回原插队的生产队，返了城。知识青年下乡没有几年，1970年开始掀开了知青返城大幕，没几年，知青全离开生产队回城了。2015年，知识青年下乡50周年之际，我们这批知青组织了一次返乡活动。行政区域名已不是当年燕王公社红星大队等4生产队了，而变成明溪镇土桥村委会了。
原生产队的老人大部分已离世，现在60岁左右的老人，当年是10岁左右的小孩，对50年前发生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热闹红火岁月这一段历史记忆模糊了。陈队长早“走”了，已87岁的生产队队长沈老伯还健在，他哽咽着说：“我以为你们早把我们忘了。”
老队长讲起当年敲锣打鼓，把我们迎进队里，然后一个又一个再把我们送走，说到动情处，大家的双眼都湿润了。老人说：“等你们10位知青全走了后，一是为了平整土地，二是为了减少看着你们的住房，思念各位知青而引发的伤感，把你们知青的茅屋、猪舍、厕所全拆了，重新变成了耕地。再过几年，等我们都‘走了’，这段历史，不会有人再记得或提起了，我也不知现在村委会的历史档案中是否会记录一笔上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这一重要事件。”这是后话。
当年下乡时，我们几个男生16-17岁，身体尚显单薄，但3年后，当地的优质水稻品种“老来青”大米，已滋养得我们这批知青变成了一个个壮实小伙子了。在社员们的悉心教授下，都成为生产队干农活的好把式了。
从公社回大队已好几天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清晨出门，摸黑回家，没有时间向队长汇报在外忙些什么及下阶段的工作。当然，陈队长可能早就知道我在公社兽医站学习，大队领导会及时通报给生产队我的情况。只是一段时间不见队里的人，内心特想念他们。下乡3年来，队里的领导、社员们待我们知青如亲人，我们知青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有了准备一辈子做一个农民的心理准备了。有的女知青已找好婆家；有些知青与队内队外的当地青年谈起了恋爱；也有男、女知青在一个锅里吃饭了。站在人前，如果不说自己是知青，与当地青年外表并无差异。我插队的地方，农家子弟读书比比皆是，我大队有明溪中学高中毕业，燕王中学初中毕业的学生多人。
晚饭过后，在河湾里洗了个澡，拿了把芭蕉扇，一路拍打着蚊子，朝陈队长家走去。
李家塘支流“叶泾”流经的河道两旁有大小几十个河湾，河湾既是农户选择家居之地，也是各生产队仓库码头所在地。
陈队长的家就在“叶泾”流经第4生产队地域的河湾半岛上，三面环河，家门口的一条路前伸外延，转个弯才能到生产队的大路。
陈队长家的住房与徐晓明家的住房结构相似：三间一排的瓦房，外加一间用作厨房的偏房。陈队长夫妇育有儿女成双，大女儿在我们来队前已出嫁，陈队长已有了外孙子，外孙子读书成才，上世纪80年代已是大学生了，现在吴州工业园区工作、定居，这是后话了。家中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
陈队长知道我要去，已在门前空场上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干净，摆上了洗干净一剖两半的香瓜。我也不客气，没等队长开口，拿起瓜吃了起来。青皮绿肉的香瓜，香气袭人，瓜肉脆甜。吃了半个不够，又拿起了半个，吃完瓜，才与陈队长打招呼：“瓜真好。”
“要吃再拿。”队长看着我的吃相，笑着说。
“饱了，吃不下了。”我一屁股坐到了桌子旁的长条登上，扇子连续拍打着大腿，刚才只顾吃瓜，已被蚊子偷袭叮咬了几口。下乡几年，皮肤早已适应当地一年四季的气候环境变化，大热天，只感觉到被蚊子叮了，但皮肤不红不肿，不痒不痛。
在芭蕉扇不停地拍打声中，我把半年来可以说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向陈队长做了汇报。
“你在公社的半年工作中，听从‘里边’传出来的信息说，你做事有原则，不欺负人。”我想，陈队长怎会知道我在公社有关部门工作的具体情况，当时也不方便详细问及消息来源，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因“口误”进了我们管辖的部门，由我们小组负责，经查实，无大错，没吃什么苦就让回家了。此人恰巧是我队王姓人家的女婿，这是后话。
“你正在学习做大队赤脚兽医的事，前二天，大队部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开会前向大家通报了。易一文，好好学习，学成了，我们就不用担心猪有病必须赶公社兽医站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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