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节 分红
当打谷场上拖带脱粒机转动的发动机的引擎声停止嘶吼，世界瞬时安静下来了。高分贝噪声连续二天刺激着每一个在打谷场上干活的男女社员们的耳膜。机器声停下来时，人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相互间说话时还是大着嗓门。
棉花地里棉枝上挂着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完全绽放的棉桃中的棉瓣，也让社员们扒开外壳给起了出来。
秋收结束了。秋阳下，打谷场水泥地上铺开了金灿灿的稻谷，几位老把式手中的木锹不停地翻动着谷子。稻谷中的含水量必须达到国家收购标准才能交售公粮。
女社员们则在忙着分拣摊开在晒架上的棉花。棉花收上来后，如果不进行分拣，以“统棉”出售给国家，收购的价格较低。国家收购棉花是按棉花的质量给予相对应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又有对应的收购价格。所以分拣棉花，区分等级，是力争让每一朵棉花在出售给国家时，能够给生产队带来最大化的收益。
当生产队仓库的某个角落里仅剩下几袋码放整齐的留作来年播种用的稻种和棉花种子时，表明今年生产队的农事基本结束了。依据国家下达的卖给国家的稻谷、棉花的任务已完成；给生产队每家每人分配的口粮，也让社员们挑回了家。
此时，整个生产队，从队长到社员，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人——生产队会计。生产队会计这几天把自己关在会计室内，白天晚上连轴转，不停他拨弄着办公桌上的算盘，算珠噼啪作响，牵动着前来打探消息的，站在会计室窗外所有人的心儿。
当算盘珠子没了声音，当生产队会计室的大门被拉开，当门内生产队会计睁着一双带有血丝的双眼望着大家时，门外社员们鸦雀无声，只等会计从口中嘣出的一个数字来。
有人给会计递上了一支烟，两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中徐徐向外冒出。烟气散尽，会计嘴巴动了一下：“8角2分。”这个8角2分的钱数字，就是今年生产队十个工分的价值。每一位社员，在这一年中，把每天出工劳动所挣得到的工分累计数乘以8角2分，就可获得一年的现金收获数值。
8角2分，这个数值，意味着是生产队这几年中十个工分值最高的一年。1969年春节前的大雪下过后，一年来，风调雨顺。夏收的小麦、油菜；秋收的稻谷、棉花都取得了好收成。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声后，各人回家报信去了。我相信，这些在第一时间听到今年的分值数字后的社员，肯定是一路走着，心中已在根据数值计算自己家今年的总收入了。每一位社员，每一户人家，今年参加生产队劳动所得的工分数，早就在前二天会计室墙上张榜公布了。再过二天，让生产队会计把每户人家的总收入刨去每户人家一年中在生产队预支的钱款和口粮钱后，余下的就是年终的分红了。
召开年终分配会，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每户人家一位当家人参加。当参加会议人员到齐，生产队政治队长宣布开会。会议就一个议程：生产队会计把每一户人家一年来收入、支出的流水账报一遍。当会计报账结束，对方没有异议后，会计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叠现金交经该户当家人，当家人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数没错，签名、按手印。
我今年除了生产队得到的分红，另外大队给予我担任赤脚兽医的补贴，两笔钱加起来过了300元，扣除在生产队一年的预支钱款和口粮后，我得到200元左右的现金。这笔钱怎么用，我心中早已计划好了：首先，我要买一块表。因为经常有社会活动，得有个时间观念，手上没有一块表，非常不方便。其次，该添置一些衣服。下乡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些衣服还是刚下乡插队时置办的。这几年身体结实多了，有些衣服把人裹得像粽子，该换了。最后，稍留些零用钱外，余额交给父母以尽孝道。家中现在已不再需要我的分红钱贴补家用，我下面的大弟也下乡插队了，所以家中仅剩2个弟弟，生活不再那么拮据。从父母的口中知道，他们希望我明年开始把从黄土地里“抠”出来的钱存起来。
为了李医生提亲一事，我也利用到县城购置兽药时征求了父母意见。父母态度很明确，不干涉我的婚姻，一切由我自己决定。父母只是像在拉家常一样告诉我，现在每年街道居委会都有知青下乡，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有知青回城的，倒是在街坊邻居中经常会听到谁谁人家的女孩嫁给了插队所在大队的刚退伍的复员军人，谁谁人家的男孩子入赘，做了上门女婿，谁谁人家们的两位男女知青相恋，未婚先孕，因为不是合法怀孕，必须堕胎，还要托关系、走后门到医院做人流手术，男女两家大人在手术室外相对着流泪。
我明白父母心里想的。他们作为父母，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没有一点儿作为，也就放弃了父母该尽的一份责任，甚至一句建议的话都没有。
197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专门到土桥大队叫上张正华一起赶到徐晓明家里，我想听一听他俩关于李医生提亲一事的看法。
到了徐晓明家里，只见一家人正忙着准备往上海亲家送年货。徐晓明告诉我：“老婆元旦前夕回的上海，再有2个月就要“生产”了。生孩子还是在上海大医院安全。”
“对，还是应该到医院。”张正华是过来人，他懂。
徐晓明接着说：“再说了，现在邻里间的闲话比以前少得多了，就这么一件事，嚼过几回舌头根子后，再说已没有什么听众了。众邻里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在外面支边、插队、下农场，半斤对八两，理解万岁。倒是看见我老婆腆着个大肚子回娘家，迎来了大家羡慕惊喜的眼光，对着我丈人、丈母娘说：‘好啊！老阿哥、老阿婆，要升级当外公外婆哉，恭喜’。所以我岳父母和老婆也不再拒绝我登门，我也识相，送上东西就走，从不在丈人家过夜。”
三人在堂屋坐定，我把李医生做媒一事及女方家情况这样长那样短一说，他俩对望一眼，还是徐晓明嘴快：“易一文，这个事要应下来。李医生有眼光，能替你找到这样一家请你‘上门’，机缘难得，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去跟女方见见面，女方外貌、身材如果长得还可以，就相互交往一阵子，进一步了解一下性格脾性，看看是不是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
张正华也点点头说：“徐晓明说得没错，先交往了解一下。也有可能不是你看不上人家，或许女方根本没把你瞧上眼。”
徐晓明见张正华说女方可能看不上我，有些急了，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位组长，小阿弟，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女方会看不上眼？除非眼睛里眼屎多得糊蒙了眼睛。”
“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和男人看一个男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比你更懂。易一文，人倒是蛮精神的，模样还说得过去，只是被太阳晒得像是非洲国里的人，姑娘们会喜欢吗？整天一本正经的一张脸，你问他，他会说一句跟女人调情的话吗？易一文在这方面木得很，不讨女孩喜欢的。”
“易一文，我也是要做爹的人了，我知道，我也深有体会，张正华说的话在理，今后有关这方面的事，还得请张正华多点拨指点。
听了他俩说的话，我也不置可否地说一句：“该怎么做，我知道了。”
我转移了话题，指着徐晓明家堂屋里的大包小包：“你明天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上长途车方便吗？”
“我明天起大早骑自行车上路，3个小时后就能到岳父母家，吃一口午饭，休息一下，返程，下午5时就回来了。”
徐晓明要到上海送年货，我心中突然有了个想法：“张正华，你的自行车明天能否借我一用，我明天陪着徐晓明一起到上海，到了上海，他去岳父母家，我去我上海亲戚家。”
“自行车借给你没有问题，到亲戚家去干什么？”
“我这次到上海，想去买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需要到亲戚家去讨要一张‘手表券’和若干张‘工业卷’。”
上世纪六十年代，手表是紧俏的轻工业商品。我们江南一带只有上海大商场里才有上海牌的手表售卖。有二种型号：上海牌全钢手表，人民币120元；上海牌半钢手表，人民币100元。市民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除人民币外，另外还要向营业员提供“手表券”和“工业卷”。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每一年每一位持有上海市户籍的市民可领到若干张“工业券”，另外每一户还发放品种多样的轻工业票证。如皮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等。在购买产品时，各类产品相对应收取的“工业券”张数也不一样，越是大件的工业品收取的就越多。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能需要全家人（应该是有几口人的家庭）一年所发的工业卷凑集起来还不一定够数。
当年，上海市民手中的“二票”还发挥着另外一种作用：社会底层的上海市民家庭，每月的收入只能维持家庭生活日常开支，即使算计着过日子，每月的结余也就是看得见的几块钱。所以，一般情况，一个家庭不会去购买价格昂贵且需要票券的轻工业商品。上海市周边广大的农村社员瞅准了这一商机，每当秋收过后，特别是临近年关，社员们携带大量的农副产品到上海市的弄堂里，用手中的农产品与市民手中的票券进行物、票交换，各得其所。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后来有一些对市场商机敏感的人，对物、票交换“划拉着”干了不少“杂事”，已是故事之外的故事了
“你要去买手表，好事，你平时事多，应该有块表不误事。”张正华支持我买手表。
“那我们就散了，我还得回自留地里挖一些芋头，明天带给亲戚们。徐晓明，明天清晨6点种，在土桥车站碰头，不见不散。”
到了上海市区，我与徐晓明分了手，他奔岳父母家去，我到亲戚家去。
我父亲兄弟姐妹多，我父亲是长兄，一家人在丰仓过日子。其他弟妹都在上海工作，上海的弟妹们各家都在一条弄堂里住着。他们见我这个在乡下插队的大侄子突然站在他们面前，高兴异常。
我带去的“龙头芋”是上海市民特别喜欢的一种芋头品种。这种芋头，个头大一点儿的有如橄榄球大小，两头尖、中间鼓，一煮就酥烂。切条煮汤、葱烧芋头、与猪肉相伴红烧，吃客只吃芋头不吃肉。
小姑妈问我这次到上海有何事？几年不见，长成大小伙子了。
我老老实实回答，这次来是向叔叔姑妈们讨要一张“手表券”和几张“工业卷”，要买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
小姑妈和其他叔叔姑妈们听我要买手表，相互望了一下，小姑妈进了里间房，其他叔叔姑妈也跟了进去……
一会儿功夫，又回到了外间，还是小姑妈开口：“一文，我与几个长辈商量了一下，当下我们一下子凑不出100元钱给你买表。要不这样，等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们上海的长辈们凑了份子钱给你买块手表。”
是我说话急，没有把话说清楚吧，看把叔叔、姑妈们给惊着了，他们以为我要让他们给我买表。
“叔叔，姑妈们，我不是要你们给我买手表，我是自己掏钱买。我只是希望你们哪一位长辈能支援一张‘手表券’和几‘张工业卷’。”
“一文，你一个人在乡下插队，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能攒下买手表的钱？”姑妈和叔叔的眼神，分明不信。
我从口袋中把钱拿出来，他们才相信了我说的话。
难怪他们不相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币100元，可不是笔小钱。它是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是工厂里一位二级工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粮店，大米1角4分钱1斤，可买700斤。当然，没有粮票，钱再多也买不到1粒米。
我在小姑妈的陪伴下，在上海淮海路上的钟表店购买到了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平生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贵重固定资产。
棉花地里棉枝上挂着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完全绽放的棉桃中的棉瓣，也让社员们扒开外壳给起了出来。
秋收结束了。秋阳下，打谷场水泥地上铺开了金灿灿的稻谷，几位老把式手中的木锹不停地翻动着谷子。稻谷中的含水量必须达到国家收购标准才能交售公粮。
女社员们则在忙着分拣摊开在晒架上的棉花。棉花收上来后，如果不进行分拣，以“统棉”出售给国家，收购的价格较低。国家收购棉花是按棉花的质量给予相对应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又有对应的收购价格。所以分拣棉花，区分等级，是力争让每一朵棉花在出售给国家时，能够给生产队带来最大化的收益。
当生产队仓库的某个角落里仅剩下几袋码放整齐的留作来年播种用的稻种和棉花种子时，表明今年生产队的农事基本结束了。依据国家下达的卖给国家的稻谷、棉花的任务已完成；给生产队每家每人分配的口粮，也让社员们挑回了家。
此时，整个生产队，从队长到社员，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人——生产队会计。生产队会计这几天把自己关在会计室内，白天晚上连轴转，不停他拨弄着办公桌上的算盘，算珠噼啪作响，牵动着前来打探消息的，站在会计室窗外所有人的心儿。
当算盘珠子没了声音，当生产队会计室的大门被拉开，当门内生产队会计睁着一双带有血丝的双眼望着大家时，门外社员们鸦雀无声，只等会计从口中嘣出的一个数字来。
有人给会计递上了一支烟，两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中徐徐向外冒出。烟气散尽，会计嘴巴动了一下：“8角2分。”这个8角2分的钱数字，就是今年生产队十个工分的价值。每一位社员，在这一年中，把每天出工劳动所挣得到的工分累计数乘以8角2分，就可获得一年的现金收获数值。
8角2分，这个数值，意味着是生产队这几年中十个工分值最高的一年。1969年春节前的大雪下过后，一年来，风调雨顺。夏收的小麦、油菜；秋收的稻谷、棉花都取得了好收成。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声后，各人回家报信去了。我相信，这些在第一时间听到今年的分值数字后的社员，肯定是一路走着，心中已在根据数值计算自己家今年的总收入了。每一位社员，每一户人家，今年参加生产队劳动所得的工分数，早就在前二天会计室墙上张榜公布了。再过二天，让生产队会计把每户人家的总收入刨去每户人家一年中在生产队预支的钱款和口粮钱后，余下的就是年终的分红了。
召开年终分配会，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每户人家一位当家人参加。当参加会议人员到齐，生产队政治队长宣布开会。会议就一个议程：生产队会计把每一户人家一年来收入、支出的流水账报一遍。当会计报账结束，对方没有异议后，会计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叠现金交经该户当家人，当家人当着众人的面清点，钱数没错，签名、按手印。
我今年除了生产队得到的分红，另外大队给予我担任赤脚兽医的补贴，两笔钱加起来过了300元，扣除在生产队一年的预支钱款和口粮后，我得到200元左右的现金。这笔钱怎么用，我心中早已计划好了：首先，我要买一块表。因为经常有社会活动，得有个时间观念，手上没有一块表，非常不方便。其次，该添置一些衣服。下乡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些衣服还是刚下乡插队时置办的。这几年身体结实多了，有些衣服把人裹得像粽子，该换了。最后，稍留些零用钱外，余额交给父母以尽孝道。家中现在已不再需要我的分红钱贴补家用，我下面的大弟也下乡插队了，所以家中仅剩2个弟弟，生活不再那么拮据。从父母的口中知道，他们希望我明年开始把从黄土地里“抠”出来的钱存起来。
为了李医生提亲一事，我也利用到县城购置兽药时征求了父母意见。父母态度很明确，不干涉我的婚姻，一切由我自己决定。父母只是像在拉家常一样告诉我，现在每年街道居委会都有知青下乡，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有知青回城的，倒是在街坊邻居中经常会听到谁谁人家的女孩嫁给了插队所在大队的刚退伍的复员军人，谁谁人家的男孩子入赘，做了上门女婿，谁谁人家们的两位男女知青相恋，未婚先孕，因为不是合法怀孕，必须堕胎，还要托关系、走后门到医院做人流手术，男女两家大人在手术室外相对着流泪。
我明白父母心里想的。他们作为父母，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没有一点儿作为，也就放弃了父母该尽的一份责任，甚至一句建议的话都没有。
197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专门到土桥大队叫上张正华一起赶到徐晓明家里，我想听一听他俩关于李医生提亲一事的看法。
到了徐晓明家里，只见一家人正忙着准备往上海亲家送年货。徐晓明告诉我：“老婆元旦前夕回的上海，再有2个月就要“生产”了。生孩子还是在上海大医院安全。”
“对，还是应该到医院。”张正华是过来人，他懂。
徐晓明接着说：“再说了，现在邻里间的闲话比以前少得多了，就这么一件事，嚼过几回舌头根子后，再说已没有什么听众了。众邻里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在外面支边、插队、下农场，半斤对八两，理解万岁。倒是看见我老婆腆着个大肚子回娘家，迎来了大家羡慕惊喜的眼光，对着我丈人、丈母娘说：‘好啊！老阿哥、老阿婆，要升级当外公外婆哉，恭喜’。所以我岳父母和老婆也不再拒绝我登门，我也识相，送上东西就走，从不在丈人家过夜。”
三人在堂屋坐定，我把李医生做媒一事及女方家情况这样长那样短一说，他俩对望一眼，还是徐晓明嘴快：“易一文，这个事要应下来。李医生有眼光，能替你找到这样一家请你‘上门’，机缘难得，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去跟女方见见面，女方外貌、身材如果长得还可以，就相互交往一阵子，进一步了解一下性格脾性，看看是不是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
张正华也点点头说：“徐晓明说得没错，先交往了解一下。也有可能不是你看不上人家，或许女方根本没把你瞧上眼。”
徐晓明见张正华说女方可能看不上我，有些急了，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位组长，小阿弟，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女方会看不上眼？除非眼睛里眼屎多得糊蒙了眼睛。”
“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和男人看一个男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比你更懂。易一文，人倒是蛮精神的，模样还说得过去，只是被太阳晒得像是非洲国里的人，姑娘们会喜欢吗？整天一本正经的一张脸，你问他，他会说一句跟女人调情的话吗？易一文在这方面木得很，不讨女孩喜欢的。”
“易一文，我也是要做爹的人了，我知道，我也深有体会，张正华说的话在理，今后有关这方面的事，还得请张正华多点拨指点。
听了他俩说的话，我也不置可否地说一句：“该怎么做，我知道了。”
我转移了话题，指着徐晓明家堂屋里的大包小包：“你明天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上长途车方便吗？”
“我明天起大早骑自行车上路，3个小时后就能到岳父母家，吃一口午饭，休息一下，返程，下午5时就回来了。”
徐晓明要到上海送年货，我心中突然有了个想法：“张正华，你的自行车明天能否借我一用，我明天陪着徐晓明一起到上海，到了上海，他去岳父母家，我去我上海亲戚家。”
“自行车借给你没有问题，到亲戚家去干什么？”
“我这次到上海，想去买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需要到亲戚家去讨要一张‘手表券’和若干张‘工业卷’。”
上世纪六十年代，手表是紧俏的轻工业商品。我们江南一带只有上海大商场里才有上海牌的手表售卖。有二种型号：上海牌全钢手表，人民币120元；上海牌半钢手表，人民币100元。市民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除人民币外，另外还要向营业员提供“手表券”和“工业卷”。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每一年每一位持有上海市户籍的市民可领到若干张“工业券”，另外每一户还发放品种多样的轻工业票证。如皮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等。在购买产品时，各类产品相对应收取的“工业券”张数也不一样，越是大件的工业品收取的就越多。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能需要全家人（应该是有几口人的家庭）一年所发的工业卷凑集起来还不一定够数。
当年，上海市民手中的“二票”还发挥着另外一种作用：社会底层的上海市民家庭，每月的收入只能维持家庭生活日常开支，即使算计着过日子，每月的结余也就是看得见的几块钱。所以，一般情况，一个家庭不会去购买价格昂贵且需要票券的轻工业商品。上海市周边广大的农村社员瞅准了这一商机，每当秋收过后，特别是临近年关，社员们携带大量的农副产品到上海市的弄堂里，用手中的农产品与市民手中的票券进行物、票交换，各得其所。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后来有一些对市场商机敏感的人，对物、票交换“划拉着”干了不少“杂事”，已是故事之外的故事了
“你要去买手表，好事，你平时事多，应该有块表不误事。”张正华支持我买手表。
“那我们就散了，我还得回自留地里挖一些芋头，明天带给亲戚们。徐晓明，明天清晨6点种，在土桥车站碰头，不见不散。”
到了上海市区，我与徐晓明分了手，他奔岳父母家去，我到亲戚家去。
我父亲兄弟姐妹多，我父亲是长兄，一家人在丰仓过日子。其他弟妹都在上海工作，上海的弟妹们各家都在一条弄堂里住着。他们见我这个在乡下插队的大侄子突然站在他们面前，高兴异常。
我带去的“龙头芋”是上海市民特别喜欢的一种芋头品种。这种芋头，个头大一点儿的有如橄榄球大小，两头尖、中间鼓，一煮就酥烂。切条煮汤、葱烧芋头、与猪肉相伴红烧，吃客只吃芋头不吃肉。
小姑妈问我这次到上海有何事？几年不见，长成大小伙子了。
我老老实实回答，这次来是向叔叔姑妈们讨要一张“手表券”和几张“工业卷”，要买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
小姑妈和其他叔叔姑妈们听我要买手表，相互望了一下，小姑妈进了里间房，其他叔叔姑妈也跟了进去……
一会儿功夫，又回到了外间，还是小姑妈开口：“一文，我与几个长辈商量了一下，当下我们一下子凑不出100元钱给你买表。要不这样，等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们上海的长辈们凑了份子钱给你买块手表。”
是我说话急，没有把话说清楚吧，看把叔叔、姑妈们给惊着了，他们以为我要让他们给我买表。
“叔叔，姑妈们，我不是要你们给我买手表，我是自己掏钱买。我只是希望你们哪一位长辈能支援一张‘手表券’和几‘张工业卷’。”
“一文，你一个人在乡下插队，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能攒下买手表的钱？”姑妈和叔叔的眼神，分明不信。
我从口袋中把钱拿出来，他们才相信了我说的话。
难怪他们不相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币100元，可不是笔小钱。它是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是工厂里一位二级工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粮店，大米1角4分钱1斤，可买700斤。当然，没有粮票，钱再多也买不到1粒米。
我在小姑妈的陪伴下，在上海淮海路上的钟表店购买到了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平生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贵重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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