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秦法兴
在古代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秦国的兴起犹如大海的浩荡洪流一般，让其他国家难以抗拒。然而，这股浩然之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秦国农业和经济的爆发式跃进。
悠悠郑国渠，滚滚黄河水，充沛的水源滋润着平原的每一寸土壤，滋养了万物生灵。它如同一条生命之脉，为秦国带来了繁荣与富饶。郑国渠的修建点燃了秦国的希望之火，也如同一粒种子在沃土中发芽，让经济发展的阳光洒满大地。
农业兴起的秦国并非止步于此。在制造业和工业的浪潮中，秦国更是展现出了无比的智慧与勇气。冶铁的火花绽放，冶金的奇迹铸就，纺织之线纵横交织，百业蓬勃发展。秦国成为了一个工业之巅的璀璨明珠，闪耀着智慧和创造的光芒。
而这一切的伟大源泉，莫过于商鞅变法所铸造的秦法。它犹如一面明镜，时刻映照着秦国的权利中枢、从君王到大臣皆为励精图治的贤者，也激发出了秦国人民的创造潜能。通过重塑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框架，商鞅变法为秦国朝政创造了稳定而高效的治理体系。这是一场变革的狂风暴雨，却也孕育出了秦国的春华秋实。
一、农业革命
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秦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在吕不韦的支持下，嬴政继承了秦国王位，并且秦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展现出向东扩张的意图。作为秦国的邻国，韩国虽然实力不强，但对秦国的崛起感到非常担忧。
为了自保，韩国的国君桓王想到了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帮助他们修建一条水渠。郑国是罕见的水利人才，一到秦国就发现了秦国的问题。他计划修建一条全长300余里的水渠，将泾水引到洛水，使原本干旱贫瘠的土地瞬间变成可灌溉的良田，同时减少泾水两岸的水患。这条水渠的修建将使关中地区成为广袤的农田，也会成为秦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渠成之后，灌溉的土地面积达到四万余顷，每亩产量为一钟，使得关中成为沃野，不再有凶年之忧，秦国可以因此变得富强。
尽管理想很丰满，但实际情况却十分艰难。由于修建工程规模庞大，从嬴政登基开始，历时十年才完工。期间投入了数十万民工，耗费了大量物资，并且占用了大片土地，可以说秦国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这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所以大臣们也对愈演愈烈的民生问题重点关注。由此，他们从韩国打探到了消息，称郑国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修建水渠只是“疲秦之计”。
嬴政意识到郑国一行的真实目的后，一度冲动地下令抓捕郑国。然而，郑国是一位专业的水利工程师，对水利建设执着追求，超越了国家间的恩怨。他向嬴政解释道，尽管嬴政知道了他的目的，但修建水渠对秦国并不会带来坏处，反而有利于秦国和天下人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即使把它看作是缓兵之计，最多只能换来韩国几年的安稳，而秦国获得的好处将是永久的。郑国的言辞得体，言之凿凿，触动了嬴政的内心。
之前秦国征服了西南的巴蜀地区，并在那里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的修建利用了峨眉山的自然地理条件，将岷江水引入成灌溉水源，创造了著名的“天府之国”，确保了巴蜀地区的粮食产量，为秦国提供了重要的粮食支持。嬴政开始重新思考此事，由衷的想重新创造出一片现代版的“天府之国”，由此超越个人的情感，不但没有追究郑国的责任，反而展现出智慧和胸怀全力支持他。郑国渠修建完成的那一刻，嬴政真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实惠，因此将水渠以郑国的名字命名，显示出他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和真诚赞赏。
修建郑国渠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最终的成果却是巨大的。这条水渠改变了秦国的地貌，彻底解决了秦国关中平原干旱贫瘠的土地问题，增加了农田沃土面积和粮食产量，其成果堪称一场农业革命，直接奠定了秦国的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工业革命
在古代的秦国，阳光透过薄雾洒在繁忙的城区街道上，呈现出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一座座巨大的兵工坊高耸在城中，烟囱中冉冉升起的烟雾，象征着这个国家工业的繁荣。
工坊内，铁匠们忙碌地打造着各种兵器。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精确的工艺，使得每一件兵器都具备了出色的品质和制造标准。依据秦法，每一把刀剑上都必须刻上铭文，铭文刻着五六级干系人的名字，下到工匠、上到丞相，都要为这件兵器负责，以确保其质量无可挑剔。这样生产过程中每一道工序有任何不符合标准的细节，都会被严厉地指出和纠正，因为兵器的质量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安全。
宰相吕不韦和李斯在位期间，将秦国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兵工坊就是这段时间兴起的。生产标准化武器的兵工坊是秦国工业的耀眼明珠，这里生产出了大量的标准化兵器和箭头。合金箭头是其中的瑰宝，它们经过精确的制作工艺，具备了精准射击和破甲能力。这使得秦国的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实现精确打击和有效防御，赢得了众多战役的胜利。
在箭头工坊中，精湛的工匠们以合金打造出了独具匠心的箭头。这些箭头是按照同一批模具标准化制作而成的，一个工坊可以制作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万只。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箭头的制作精度极高，最大误差仅为0.22毫米，最小误差仅为0.02毫米。
箭杆是由三种金属制作的合金：含有3%锡(Sb)和1%铅(Pd)，而剩下的96%则是纯铜。这种设计使得箭杆轻巧而坚固，具备出色的飞行性能，能够飞得更远。由于不需要打磨，在制作过程中箭杆直接由标准化模具浇筑。
而箭头则是由两种金属制作的合金直接浇筑而成：20%的铅(Pb)和80%的铜(Cu)。这种结构使箭头具有更高的密度和强度，使其具备出色的穿甲能力。在制作过程中，首先将制作好的箭杆固定在模具中，然后浇筑箭头。这样的制作流程保证了箭头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秦国的箭头采用了三棱形设计，与现代子弹的空气动力学特性非常相似，甚至更为出色。相比于其他形状的箭头，秦国放弃了杀伤力更大的异形箭头，因为这种箭头容易受到风的影响，准确度不高，而且在拔出时会造成二次伤害。他们也摒弃了带有血槽的棱形箭头，因为这种设计会增加风阻，导致箭头飞行距离不够远。
秦国的箭头制作工艺和设计精妙，使得秦军在战场上拥有了强大的射击力量。无论是射程还是穿甲能力，秦国箭头都表现出色，成为秦军战胜敌人的可靠利器。
与箭头搭配的是弩机，在古代的战场上，一把青铜弩机承载着无尽的力量和毁灭。它由三个标准化的部件组成：望山、悬刀和勾牙。秦国的工坊遍布全国各地，弩机也是批量生产制造的，出土的秦弩弩机仍然可以自由组装，只需将弩机安装到木质弩臂上，一把强弩便威力无穷。
由于设备的标准化批量生产，使用起来非常便捷。便捷到只需3周就可以将普通百姓变为熟练使用弩机的士兵。青铜弩机和弩兵的配合，成为秦国军队的杀手锏。它们的出现改变了战场的格局，使得秦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青铜弩机的威力和弩兵的战斗技巧相辅相成，使得秦国的军队无往不胜。
秦国的弩兵分为前后两排，采用手踩脚拉的姿势进行上弦。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弩机，两排交替射击。这种战术使得秦军的弩箭覆盖范围达到了300米，而在150米内，中箭必死。双排射速每分钟可达3-5发，形成了犹如风暴般的箭雨。这种高射程和快速射击的能力，让秦军的弩兵成为战场上的恐怖存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青铜弩机成为了秦国工业的一大辉煌成就。它们不仅展示了秦国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更为秦国的战争征服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匈奴人那弓弦上拉力仅为23公斤的弓，秦军的青铜弩机却具备180公斤的拉力，这差距是巨大的。匈奴人对抗的是装备着远古加特林的秦军，他们很难战胜这样的敌人。他们的弓无法与秦军的青铜弩机相媲美，无论是力量还是射程都远远落后。在秦军的箭雨下，匈奴人几乎没有任何存活的机会。这种悬殊的战斗力让匈奴人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屡屡败北。他们尝试与秦军对抗，但面对装备精良的秦军，他们的努力往往化为泡影。
秦国的剑也是工业技术的杰作。秦剑被设计成刺杀型，只需一探之间，便能夺敌性命。剑身上复杂的几何线条，包括八条棱线和变宽变窄的形状，不仅减轻了剑的自重，还增加了剑的灵活性和穿透力。每一把剑都经过精心打磨和调试，确保其刀锋锋利无比。
秦国人对马匹的培养也是极其讲究的。他们传承着祖先的经验和技术，使得马匹在身高和步长上都保持统一，就连战马的马尾都是统一的砍半截并包扎起来的。这种统一的马匹标准为军队的运输和战争提供了便利，使得整个军队能够快速地调动和展开作战。
而在秦国的交通工具方面，他们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处古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四轮车和双源车。这些车辆至今仍能自由行驶，展现出秦国在交通工具制造方面的高超技术。
据考究秦国的兵种主要包括：
1.步兵：秦国的步兵由各种不同类型组成，如陷队兵（敢死队）、长戟兵（斩马士）、剑士（肉搏军）等，他们在近距离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2.弓兵：秦国有弩机强弩手和传统弓箭手两种远程兵种，他们利用弓弩进行射击，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
3.骑兵：秦国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起到重要的侦查、追击和快速机动的作用。
4.战车兵：秦国的战车部队是由战车手和战车组成，战车上装备有弓箭手或长矛手，用于冲锋和远程攻击。
5.重击车：秦国还拥有弓弩车和投石车，是一种装备有大型弩弓的战车，可以在战场上提供强大的远程火力支援。
不同的兵种在秦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自具备不同的战术和特点，共同构成了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个工业发达的秦国，兵器制造、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装备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高度的工艺水平和技术创新。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使得秦国的工业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先进的工业技术为秦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而在农田里，农民们努力地耕种着土地。秦国实行了独特的耕战制度，将战争和耕种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前线，勇士们奋勇杀敌，捍卫着国家的疆土；而在后方，农民们用他们的双手耕种着土地，为战士们提供粮食和资源。这种耕战制度的运行，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互促进，达到了最佳的平衡状态。
三、政治革命
之前提到，秦国的政治制度为社会底层的百姓们开启了追求官职的机会，贤人出任官职已成为常态。作为一位商人，吕不韦之所以能在秦国做官，也是受益于秦国的政治制度。
公元前356年，秦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一场被人们后世称为商鞅变法的变革。这场变革彻底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也为后来吕不韦这样的商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商鞅变法的内容涵盖了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合法化土地私有制，废除世袭制度确立等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统一度量衡，依法治国，提倡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政策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彻底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秦国的人民因此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裕。人们的生活变得安定而富足，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秩序井然，人们勇于为国家战斗，抵制私斗。
商鞅的变法不仅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它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变革还将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换成了法家思想的官僚政治，这一影响甚至延续了整整两千多年。
然而，尽管秦国的变革带来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和优势，其他六个国家却并没有效仿。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效仿秦国的改革呢？
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对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变革体制意味着将一切行为都置于集权的服从之下，君王将承担更多繁重的政务，整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而这与先前奠定的贵族分封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基础格格不入。在这些国家眼中，他们的统治思想建立在文化人的统治之上，弘扬文明、修文备舞，与秦国全民耕战的军国体制形成鲜明对比。
正因为如此，其他六国对秦国的变革并不看好，甚至有一句成语流传至今：“仲连蹈海”。当时，秦国正在对赵国展开侵略，而仲连则在游说各国支援赵国并反对秦国。他指出，秦国摒弃了礼义道德，追求的只是战功和权力。掌握权力的大臣们通过秦国的法律控制着人民，征服其他国家将其变为奴隶。如果秦国能够统治天下，那么他宁愿跳进东海而去死，也不忍看到人民沦为秦国的奴隶。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其他六国对秦国变革的不满和抵制，他们认为秦国的改革是以权力和战争为导向，忽视了礼义道德和人民的权益。
此外，在长平之战中，韩国割让上党郡与秦国和谈时，老百姓强烈反对加入秦国：秦国已经攻占了上党，上党的人民不乐意成为秦国的臣民，全国各地对成为秦国人民这件事，非常不满意。
因此，尽管秦国的变革给百姓们带来了繁荣和富裕，但在其他六国看来，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强权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上的。其他六国更倾向于保持他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愿效仿秦国的改革。
这样的差异和对立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七国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被称为战国时代。秦国凭借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逐渐吞并了其他六国，最终统一了中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为什么秦国会进行商鞅变法？在秦献公即位之前，秦国东面的魏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变法，使其国力大为增强。魏国在魏文侯统治下的三十八年间，凭借杰出将领吴起的指挥，连续击败秦军，成功夺回了秦国占据的河西地区。秦国陷入困境，只剩下渭河平原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陇山地区，土地被大大缩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
当时的秦国社会非常混乱，人民粗暴，私斗横行。整个国家陷入困境，与魏国的强盛形成鲜明对比。秦献公在流亡期间亲眼目睹了秦国与魏国国力悬殊的情景，这给了他巨大的刺激。当秦献公回国继位后，他决心展开类似于魏国的变革。然而，他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且缺乏优秀的辅佐人才，这次变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在秦献公之前，秦国也曾经历过困境，甚至出现过昏君，像秦简公一样。即使秦献公本人也难以被称为贤君，他试图推动一些政绩，结果却导致更大的混乱。
然而，在秦献公临死之前，他将秦国托付给了赢渠梁，即秦孝公，充满遗憾和鼓励。秦孝公后来积极进行变革，接手的秦国实际上仍然是一片破败景象，没有任何希望的感觉。然而，物极必反，正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激发了秦孝公的巨大决心，他发誓要扭转国家的衰落势头。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来自魏国的商鞅进行变法。六年后，商鞅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通过大胆的新政改革，彻底扭转了秦国的国势。
在秦孝公的变法下，秦国的国势得以扭转。秦军趁魏国与齐国交战之际夺回了重要的河西地区。与此同时，魏国在桂陵和马陵两次战败，导致主帅庞涓阵亡，魏国的精锐部队魏武卒也遭受重大损失。秦国和魏国的国力差距因此缩小，为秦国向东扩张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遭到诛杀，但他的变法并未被废除，继续实行。在随后的五位秦国君主中，都依照商鞅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继续推动秦国的壮大。西汉时期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曾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里的“六世之余烈”指的就是秦孝公及其后继者秦国君主们继续推动的变法措施。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不是昏君。以下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对于商鞅变法的传承：
1.秦惠文王：在位26年，他铲除了阻碍变法的保守派，推行相分权制度，扩张领土，壮大国力。他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君主。
2.秦武王：在位3年，大致延续了秦惠文王的政策。他本身身强体壮，带领军队攻下了宜阳。然而，他宠幸一个大力士将军，将军立下战功后封其高官。一天秦武王与大力士比赛时举鼎砸断了腿，失血过多而死了。秦武王虽然有明显的重武倾向，但他在位期间，政策上没有任何问题暴露出来。
3.秦昭襄王：在位54年，他重用了范雎、白起等人后夺回最高权利，继续推行变法，坚持富国强兵的政策。秦国在他的统治下蓬勃发展，为未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秦昭襄王打赢长平之战后，综合国力第一、远超嬴政一统天下时。尽管赐白起饮恨自刎后，秦军损失惨重，但秦昭襄王的功绩仍然很高，仅次于秦孝公。
4.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只有三天，没有一天掌握最高权利，因政治斗争继位后就不久去世，起码无过。
5.秦庄襄王：在位3年，因为力捧成蛟陷入政治斗争而死。他的功绩主要是吕不韦辅佐完成的，继续为商鞅变法的政策注入新鲜血液。
秦穆公称霸并未吞并六国，为啥？是因为周王室的威望还在，五霸相继兴起，却都遵奉周王室。到了亲王政这一代，虽然秦国军力在六国中不强不弱，但先前各代秦王励精图治70余载，根基已经打好了，尤其是人民的思想，也已经扭转了，所以统一六国也不算逆时代潮流而行。
悠悠郑国渠，滚滚黄河水，充沛的水源滋润着平原的每一寸土壤，滋养了万物生灵。它如同一条生命之脉，为秦国带来了繁荣与富饶。郑国渠的修建点燃了秦国的希望之火，也如同一粒种子在沃土中发芽，让经济发展的阳光洒满大地。
农业兴起的秦国并非止步于此。在制造业和工业的浪潮中，秦国更是展现出了无比的智慧与勇气。冶铁的火花绽放，冶金的奇迹铸就，纺织之线纵横交织，百业蓬勃发展。秦国成为了一个工业之巅的璀璨明珠，闪耀着智慧和创造的光芒。
而这一切的伟大源泉，莫过于商鞅变法所铸造的秦法。它犹如一面明镜，时刻映照着秦国的权利中枢、从君王到大臣皆为励精图治的贤者，也激发出了秦国人民的创造潜能。通过重塑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框架，商鞅变法为秦国朝政创造了稳定而高效的治理体系。这是一场变革的狂风暴雨，却也孕育出了秦国的春华秋实。
一、农业革命
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秦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在吕不韦的支持下，嬴政继承了秦国王位，并且秦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展现出向东扩张的意图。作为秦国的邻国，韩国虽然实力不强，但对秦国的崛起感到非常担忧。
为了自保，韩国的国君桓王想到了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帮助他们修建一条水渠。郑国是罕见的水利人才，一到秦国就发现了秦国的问题。他计划修建一条全长300余里的水渠，将泾水引到洛水，使原本干旱贫瘠的土地瞬间变成可灌溉的良田，同时减少泾水两岸的水患。这条水渠的修建将使关中地区成为广袤的农田，也会成为秦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渠成之后，灌溉的土地面积达到四万余顷，每亩产量为一钟，使得关中成为沃野，不再有凶年之忧，秦国可以因此变得富强。
尽管理想很丰满，但实际情况却十分艰难。由于修建工程规模庞大，从嬴政登基开始，历时十年才完工。期间投入了数十万民工，耗费了大量物资，并且占用了大片土地，可以说秦国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这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所以大臣们也对愈演愈烈的民生问题重点关注。由此，他们从韩国打探到了消息，称郑国是韩国派来的间谍，修建水渠只是“疲秦之计”。
嬴政意识到郑国一行的真实目的后，一度冲动地下令抓捕郑国。然而，郑国是一位专业的水利工程师，对水利建设执着追求，超越了国家间的恩怨。他向嬴政解释道，尽管嬴政知道了他的目的，但修建水渠对秦国并不会带来坏处，反而有利于秦国和天下人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即使把它看作是缓兵之计，最多只能换来韩国几年的安稳，而秦国获得的好处将是永久的。郑国的言辞得体，言之凿凿，触动了嬴政的内心。
之前秦国征服了西南的巴蜀地区，并在那里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的修建利用了峨眉山的自然地理条件，将岷江水引入成灌溉水源，创造了著名的“天府之国”，确保了巴蜀地区的粮食产量，为秦国提供了重要的粮食支持。嬴政开始重新思考此事，由衷的想重新创造出一片现代版的“天府之国”，由此超越个人的情感，不但没有追究郑国的责任，反而展现出智慧和胸怀全力支持他。郑国渠修建完成的那一刻，嬴政真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实惠，因此将水渠以郑国的名字命名，显示出他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和真诚赞赏。
修建郑国渠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最终的成果却是巨大的。这条水渠改变了秦国的地貌，彻底解决了秦国关中平原干旱贫瘠的土地问题，增加了农田沃土面积和粮食产量，其成果堪称一场农业革命，直接奠定了秦国的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工业革命
在古代的秦国，阳光透过薄雾洒在繁忙的城区街道上，呈现出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一座座巨大的兵工坊高耸在城中，烟囱中冉冉升起的烟雾，象征着这个国家工业的繁荣。
工坊内，铁匠们忙碌地打造着各种兵器。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精确的工艺，使得每一件兵器都具备了出色的品质和制造标准。依据秦法，每一把刀剑上都必须刻上铭文，铭文刻着五六级干系人的名字，下到工匠、上到丞相，都要为这件兵器负责，以确保其质量无可挑剔。这样生产过程中每一道工序有任何不符合标准的细节，都会被严厉地指出和纠正，因为兵器的质量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安全。
宰相吕不韦和李斯在位期间，将秦国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兵工坊就是这段时间兴起的。生产标准化武器的兵工坊是秦国工业的耀眼明珠，这里生产出了大量的标准化兵器和箭头。合金箭头是其中的瑰宝，它们经过精确的制作工艺，具备了精准射击和破甲能力。这使得秦国的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实现精确打击和有效防御，赢得了众多战役的胜利。
在箭头工坊中，精湛的工匠们以合金打造出了独具匠心的箭头。这些箭头是按照同一批模具标准化制作而成的，一个工坊可以制作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万只。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箭头的制作精度极高，最大误差仅为0.22毫米，最小误差仅为0.02毫米。
箭杆是由三种金属制作的合金：含有3%锡(Sb)和1%铅(Pd)，而剩下的96%则是纯铜。这种设计使得箭杆轻巧而坚固，具备出色的飞行性能，能够飞得更远。由于不需要打磨，在制作过程中箭杆直接由标准化模具浇筑。
而箭头则是由两种金属制作的合金直接浇筑而成：20%的铅(Pb)和80%的铜(Cu)。这种结构使箭头具有更高的密度和强度，使其具备出色的穿甲能力。在制作过程中，首先将制作好的箭杆固定在模具中，然后浇筑箭头。这样的制作流程保证了箭头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秦国的箭头采用了三棱形设计，与现代子弹的空气动力学特性非常相似，甚至更为出色。相比于其他形状的箭头，秦国放弃了杀伤力更大的异形箭头，因为这种箭头容易受到风的影响，准确度不高，而且在拔出时会造成二次伤害。他们也摒弃了带有血槽的棱形箭头，因为这种设计会增加风阻，导致箭头飞行距离不够远。
秦国的箭头制作工艺和设计精妙，使得秦军在战场上拥有了强大的射击力量。无论是射程还是穿甲能力，秦国箭头都表现出色，成为秦军战胜敌人的可靠利器。
与箭头搭配的是弩机，在古代的战场上，一把青铜弩机承载着无尽的力量和毁灭。它由三个标准化的部件组成：望山、悬刀和勾牙。秦国的工坊遍布全国各地，弩机也是批量生产制造的，出土的秦弩弩机仍然可以自由组装，只需将弩机安装到木质弩臂上，一把强弩便威力无穷。
由于设备的标准化批量生产，使用起来非常便捷。便捷到只需3周就可以将普通百姓变为熟练使用弩机的士兵。青铜弩机和弩兵的配合，成为秦国军队的杀手锏。它们的出现改变了战场的格局，使得秦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青铜弩机的威力和弩兵的战斗技巧相辅相成，使得秦国的军队无往不胜。
秦国的弩兵分为前后两排，采用手踩脚拉的姿势进行上弦。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弩机，两排交替射击。这种战术使得秦军的弩箭覆盖范围达到了300米，而在150米内，中箭必死。双排射速每分钟可达3-5发，形成了犹如风暴般的箭雨。这种高射程和快速射击的能力，让秦军的弩兵成为战场上的恐怖存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青铜弩机成为了秦国工业的一大辉煌成就。它们不仅展示了秦国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更为秦国的战争征服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匈奴人那弓弦上拉力仅为23公斤的弓，秦军的青铜弩机却具备180公斤的拉力，这差距是巨大的。匈奴人对抗的是装备着远古加特林的秦军，他们很难战胜这样的敌人。他们的弓无法与秦军的青铜弩机相媲美，无论是力量还是射程都远远落后。在秦军的箭雨下，匈奴人几乎没有任何存活的机会。这种悬殊的战斗力让匈奴人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屡屡败北。他们尝试与秦军对抗，但面对装备精良的秦军，他们的努力往往化为泡影。
秦国的剑也是工业技术的杰作。秦剑被设计成刺杀型，只需一探之间，便能夺敌性命。剑身上复杂的几何线条，包括八条棱线和变宽变窄的形状，不仅减轻了剑的自重，还增加了剑的灵活性和穿透力。每一把剑都经过精心打磨和调试，确保其刀锋锋利无比。
秦国人对马匹的培养也是极其讲究的。他们传承着祖先的经验和技术，使得马匹在身高和步长上都保持统一，就连战马的马尾都是统一的砍半截并包扎起来的。这种统一的马匹标准为军队的运输和战争提供了便利，使得整个军队能够快速地调动和展开作战。
而在秦国的交通工具方面，他们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处古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四轮车和双源车。这些车辆至今仍能自由行驶，展现出秦国在交通工具制造方面的高超技术。
据考究秦国的兵种主要包括：
1.步兵：秦国的步兵由各种不同类型组成，如陷队兵（敢死队）、长戟兵（斩马士）、剑士（肉搏军）等，他们在近距离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2.弓兵：秦国有弩机强弩手和传统弓箭手两种远程兵种，他们利用弓弩进行射击，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
3.骑兵：秦国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起到重要的侦查、追击和快速机动的作用。
4.战车兵：秦国的战车部队是由战车手和战车组成，战车上装备有弓箭手或长矛手，用于冲锋和远程攻击。
5.重击车：秦国还拥有弓弩车和投石车，是一种装备有大型弩弓的战车，可以在战场上提供强大的远程火力支援。
不同的兵种在秦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自具备不同的战术和特点，共同构成了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个工业发达的秦国，兵器制造、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装备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高度的工艺水平和技术创新。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使得秦国的工业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先进的工业技术为秦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而在农田里，农民们努力地耕种着土地。秦国实行了独特的耕战制度，将战争和耕种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前线，勇士们奋勇杀敌，捍卫着国家的疆土；而在后方，农民们用他们的双手耕种着土地，为战士们提供粮食和资源。这种耕战制度的运行，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互促进，达到了最佳的平衡状态。
三、政治革命
之前提到，秦国的政治制度为社会底层的百姓们开启了追求官职的机会，贤人出任官职已成为常态。作为一位商人，吕不韦之所以能在秦国做官，也是受益于秦国的政治制度。
公元前356年，秦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一场被人们后世称为商鞅变法的变革。这场变革彻底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也为后来吕不韦这样的商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商鞅变法的内容涵盖了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合法化土地私有制，废除世袭制度确立等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统一度量衡，依法治国，提倡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政策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彻底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秦国的人民因此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裕。人们的生活变得安定而富足，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秩序井然，人们勇于为国家战斗，抵制私斗。
商鞅的变法不仅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它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变革还将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换成了法家思想的官僚政治，这一影响甚至延续了整整两千多年。
然而，尽管秦国的变革带来了如此显著的成就和优势，其他六个国家却并没有效仿。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效仿秦国的改革呢？
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对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变革体制意味着将一切行为都置于集权的服从之下，君王将承担更多繁重的政务，整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而这与先前奠定的贵族分封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基础格格不入。在这些国家眼中，他们的统治思想建立在文化人的统治之上，弘扬文明、修文备舞，与秦国全民耕战的军国体制形成鲜明对比。
正因为如此，其他六国对秦国的变革并不看好，甚至有一句成语流传至今：“仲连蹈海”。当时，秦国正在对赵国展开侵略，而仲连则在游说各国支援赵国并反对秦国。他指出，秦国摒弃了礼义道德，追求的只是战功和权力。掌握权力的大臣们通过秦国的法律控制着人民，征服其他国家将其变为奴隶。如果秦国能够统治天下，那么他宁愿跳进东海而去死，也不忍看到人民沦为秦国的奴隶。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其他六国对秦国变革的不满和抵制，他们认为秦国的改革是以权力和战争为导向，忽视了礼义道德和人民的权益。
此外，在长平之战中，韩国割让上党郡与秦国和谈时，老百姓强烈反对加入秦国：秦国已经攻占了上党，上党的人民不乐意成为秦国的臣民，全国各地对成为秦国人民这件事，非常不满意。
因此，尽管秦国的变革给百姓们带来了繁荣和富裕，但在其他六国看来，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强权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上的。其他六国更倾向于保持他们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愿效仿秦国的改革。
这样的差异和对立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七国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被称为战国时代。秦国凭借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逐渐吞并了其他六国，最终统一了中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为什么秦国会进行商鞅变法？在秦献公即位之前，秦国东面的魏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变法，使其国力大为增强。魏国在魏文侯统治下的三十八年间，凭借杰出将领吴起的指挥，连续击败秦军，成功夺回了秦国占据的河西地区。秦国陷入困境，只剩下渭河平原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陇山地区，土地被大大缩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
当时的秦国社会非常混乱，人民粗暴，私斗横行。整个国家陷入困境，与魏国的强盛形成鲜明对比。秦献公在流亡期间亲眼目睹了秦国与魏国国力悬殊的情景，这给了他巨大的刺激。当秦献公回国继位后，他决心展开类似于魏国的变革。然而，他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且缺乏优秀的辅佐人才，这次变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在秦献公之前，秦国也曾经历过困境，甚至出现过昏君，像秦简公一样。即使秦献公本人也难以被称为贤君，他试图推动一些政绩，结果却导致更大的混乱。
然而，在秦献公临死之前，他将秦国托付给了赢渠梁，即秦孝公，充满遗憾和鼓励。秦孝公后来积极进行变革，接手的秦国实际上仍然是一片破败景象，没有任何希望的感觉。然而，物极必反，正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激发了秦孝公的巨大决心，他发誓要扭转国家的衰落势头。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来自魏国的商鞅进行变法。六年后，商鞅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通过大胆的新政改革，彻底扭转了秦国的国势。
在秦孝公的变法下，秦国的国势得以扭转。秦军趁魏国与齐国交战之际夺回了重要的河西地区。与此同时，魏国在桂陵和马陵两次战败，导致主帅庞涓阵亡，魏国的精锐部队魏武卒也遭受重大损失。秦国和魏国的国力差距因此缩小，为秦国向东扩张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遭到诛杀，但他的变法并未被废除，继续实行。在随后的五位秦国君主中，都依照商鞅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继续推动秦国的壮大。西汉时期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曾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里的“六世之余烈”指的就是秦孝公及其后继者秦国君主们继续推动的变法措施。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不是昏君。以下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对于商鞅变法的传承：
1.秦惠文王：在位26年，他铲除了阻碍变法的保守派，推行相分权制度，扩张领土，壮大国力。他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君主。
2.秦武王：在位3年，大致延续了秦惠文王的政策。他本身身强体壮，带领军队攻下了宜阳。然而，他宠幸一个大力士将军，将军立下战功后封其高官。一天秦武王与大力士比赛时举鼎砸断了腿，失血过多而死了。秦武王虽然有明显的重武倾向，但他在位期间，政策上没有任何问题暴露出来。
3.秦昭襄王：在位54年，他重用了范雎、白起等人后夺回最高权利，继续推行变法，坚持富国强兵的政策。秦国在他的统治下蓬勃发展，为未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秦昭襄王打赢长平之战后，综合国力第一、远超嬴政一统天下时。尽管赐白起饮恨自刎后，秦军损失惨重，但秦昭襄王的功绩仍然很高，仅次于秦孝公。
4.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只有三天，没有一天掌握最高权利，因政治斗争继位后就不久去世，起码无过。
5.秦庄襄王：在位3年，因为力捧成蛟陷入政治斗争而死。他的功绩主要是吕不韦辅佐完成的，继续为商鞅变法的政策注入新鲜血液。
秦穆公称霸并未吞并六国，为啥？是因为周王室的威望还在，五霸相继兴起，却都遵奉周王室。到了亲王政这一代，虽然秦国军力在六国中不强不弱，但先前各代秦王励精图治70余载，根基已经打好了，尤其是人民的思想，也已经扭转了，所以统一六国也不算逆时代潮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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