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章 王允其事
不久灵帝驾崩，亲皇登基在及，肯定要大赦天下，已经没有官职的王允正藏在洛阳附近不远的小城，这个时候得到信息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董卓还未进洛阳，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诛杀蹇硕，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
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快来帮我杀太监。王允很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中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这里面其实并非连续杀戮，并不象《三国演义》里所写当天就开始杀太监，攻后宫。仍有数日太监的好日子，他们把持后宫，不停地以皇帝或者太后的名义下令。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
何进被杀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
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却利用手中的权利，立即派遣河南中部掾闵贡带着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寻找到小皇帝和陈留王小哥俩，并保护少帝，又奉迎少帝回宫。
这个时候王允心里很美啊，自己有救驾之功，就等着升官发财吧。可惜董卓却直接入京，武断专横，只给了王允一个小官。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
太仆，九卿之一，按说官位也不小了。是干什么的呢？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说白了就是现在领导的司机。秩中二千石，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厩、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驹、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相当于二品官职，与皇帝经常见面，又负责皇帝的安全，古代打仗可是要驾战车冲杀疆场的。并且还能从这个岗位上提拔成三公，按说是个极好的官职。
可是，也得看看这皇帝是谁做的，有没有真正的皇权。所以王允自认为自己的权限小了。总是提意见，就又改任尚书令，这个官职不如太仆，品秩低，但是官人事啊，朝政啊，总比天天在马棚里喂马强多了。
秦及汉初设尚书（体力活，想想那时候的竹简）、尚冠（管理帽子）、尚衣（服装制作和穿着）、尚食（做饭炒菜饮食）、尚浴（烧水鸳鸯浴）、尚席（请客摆桌没有椅），称“六尚”。武帝时，选拔尚书、侍中组成“中朝”（或称内朝），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决策机关，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选拔。
受到社会的毒打，王允安心干了一阵子，对董卓那是跪舔，一年之后又升官了。
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虽然可能没花钱，但是时局极为危险动荡。
献帝登基后，外戚、宦官、士人官僚、武人斗争仍在继续，全国各地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盖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盖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回答说：“只有盖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盖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盖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护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初平二年（191年）十二月，董卓为跟随献帝入关的人封侯赐爵，王允被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本来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保持谦逊俭朴，也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天子裂土封爵，是为酬赏有功之臣。您与董太师并位一同受封，而独自坚守高节，这岂是韬光养晦、不露锋芒的方法呢？在下实在认为不妥。”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封二千户。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与董卓婢女私通，怕董卓发现报复，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里面就有王允的美人计，成全了四大美人之一的貂婵的名头。前文已说过，在此不再赘述。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辛巳，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王允决定趁此机会行动，令士孙瑞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怀着诏书，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董卓的主簿田景等三人扑向董卓尸体，也被吕布斩杀，在场的其余人再也不敢动了。王允又遣皇甫嵩攻打郿坞，诛杀董卓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可度）
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快来帮我杀太监。王允很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中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这里面其实并非连续杀戮，并不象《三国演义》里所写当天就开始杀太监，攻后宫。仍有数日太监的好日子，他们把持后宫，不停地以皇帝或者太后的名义下令。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
何进被杀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
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却利用手中的权利，立即派遣河南中部掾闵贡带着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寻找到小皇帝和陈留王小哥俩，并保护少帝，又奉迎少帝回宫。
这个时候王允心里很美啊，自己有救驾之功，就等着升官发财吧。可惜董卓却直接入京，武断专横，只给了王允一个小官。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
太仆，九卿之一，按说官位也不小了。是干什么的呢？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说白了就是现在领导的司机。秩中二千石，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厩、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驹、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相当于二品官职，与皇帝经常见面，又负责皇帝的安全，古代打仗可是要驾战车冲杀疆场的。并且还能从这个岗位上提拔成三公，按说是个极好的官职。
可是，也得看看这皇帝是谁做的，有没有真正的皇权。所以王允自认为自己的权限小了。总是提意见，就又改任尚书令，这个官职不如太仆，品秩低，但是官人事啊，朝政啊，总比天天在马棚里喂马强多了。
秦及汉初设尚书（体力活，想想那时候的竹简）、尚冠（管理帽子）、尚衣（服装制作和穿着）、尚食（做饭炒菜饮食）、尚浴（烧水鸳鸯浴）、尚席（请客摆桌没有椅），称“六尚”。武帝时，选拔尚书、侍中组成“中朝”（或称内朝），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决策机关，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选拔。
受到社会的毒打，王允安心干了一阵子，对董卓那是跪舔，一年之后又升官了。
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虽然可能没花钱，但是时局极为危险动荡。
献帝登基后，外戚、宦官、士人官僚、武人斗争仍在继续，全国各地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盖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盖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回答说：“只有盖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盖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盖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护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初平二年（191年）十二月，董卓为跟随献帝入关的人封侯赐爵，王允被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本来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保持谦逊俭朴，也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天子裂土封爵，是为酬赏有功之臣。您与董太师并位一同受封，而独自坚守高节，这岂是韬光养晦、不露锋芒的方法呢？在下实在认为不妥。”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封二千户。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与董卓婢女私通，怕董卓发现报复，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里面就有王允的美人计，成全了四大美人之一的貂婵的名头。前文已说过，在此不再赘述。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辛巳，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王允决定趁此机会行动，令士孙瑞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怀着诏书，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董卓的主簿田景等三人扑向董卓尸体，也被吕布斩杀，在场的其余人再也不敢动了。王允又遣皇甫嵩攻打郿坞，诛杀董卓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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