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选拔人才

    易小龙抢先开口道：“姚兄弟啊，不必太急了，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你应该多注意你的伤口才是。”

    姚义平连连摆手，忙询问这几天为何无故失踪。

    易小龙也甚是高兴，于是笑着将这些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姚义平听。

    姚义平听后恍然大悟道：“哦，听大哥的意思原来是去打猎时偶然救了一个姑娘，然后就跟着索伦人回了部落。”

    金圣贤这时出来补充道：“后来去了威虎山将守军调遣出来，在路上消灭了一个鞑子部落，损失略微有些大。”

    李拾壹闻言也赶紧说道：“要论杀鞑子我李拾壹是当仁不让，那天我一刀砍死了俩鞑子，忒解气！”

    见几人都功勋卓著，姚义平也不甘人下，将这几天他在宁古塔所做的事都说给了几人听，表示自己也没偷懒。

    “什么？宁古塔竟然也有科举考试？还有匠试，简直是闻所未闻啊。”参加参加过科举考试的金圣贤惊呼出声道。

    要知道科举考试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清代科举在报考上的种种限制尚且不说，仅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

    参加科举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十年寒窗苦，哪来金榜题名时。实际上，一个孩童从启蒙到参加考试，需要经过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试想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温饱尚且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还要贡献出一个成年劳力，其经济压力该有多大。

    这仅仅是在生产方面而言，事实上，参加科举还有其他的直接费用。比如到县城、府城、省城、京城的来回路费、住宿吃饭费用，还有各种名义的担保费用。

    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负担的，除了举债之外别无他路，可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又有谁会借债呢？

    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真正出在寒门的仅仅是极少数，这个比例不会超过10%，绝大多数进士都拥有一个较好的家底。

    出身寒门的进士，不是父母铁了心要让儿子成才，就是他本人天赋异禀，半工半读，否则决难攀上科举的最高峰。

    再者，科举之路异常艰辛，能一次性顺利通过院试、乡试、会试的少之又少，至少笔者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

    就是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也在会试中落榜，还有曾国藩也是考了多次才取得了秀才的功名。

    从院试到会试，这中间就有九年的时间，如果在哪一个阶段蹉跎一下，就是十几甚至是数十年了。

    而课本中曾提到的范进五十多岁才考中举人，考中前家中不仅异常穷苦，连吃饭都得靠着老丈人救济，翻身中举之后变得疯癫也在情理之中。

    据后世统计，清代进士的平均中举年龄是28岁左右，这么长时间的应举，其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经济条件是参加科举的基础，但能否考中进士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文化氛围。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大部分进士都出自书香门第，甚至很多都是官僚之家。

    这也不难理解，父母如果是个文盲或是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很难教育孩子的，而孩童的启蒙教育尤其重要。

    官僚之家的孩子从小就聘请名师，或是亲自指导，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清楚，且在文章、诗词、八股文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这样便容易引导孩子使之获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

    以曾国藩为例，他的祖父曾玉屏在世时，家庭条件算得上是一个小地主，正是有了经济基础，这才培养自己的儿子曾麟书参加科举。

    但因曾玉屏文化水平不够，无法亲自指导儿子读书。加上曾麟书天赋也一般，他参加了16次院试才好不容易考得一个秀才，而仅仅是这个秀才，也让曾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誉。

    到了曾国藩这一代，由于他父亲曾麟书有了科举的经历，因此曾国藩的科举之路相对要顺畅。

    曾国藩5岁入私塾，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当时虚岁25，算是早成大器的。可即便如此，曾国藩在院试中也受到几次挫折，最终才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

    李鸿章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才最终走上了进士之路。

    从录取人数来看，约有3万人可以获得生员的资格并参加乡试，其比例只有1.5%左右；乡试录取人数大致在1500名左右，其比例约为5%，这还仅是最低级的考试。

    会试录取人数不定，最多时有400余名，而最少时不到100名。清代共开科112次，总共录取了27000多名进士，每科录取人数大致在240名左右。那么进士的录取比率大致在6%左右。

    进士的录取比例表面上看不算太低，甚至比后世北大、清华的录取率还要高很多。可我们要知道，在参加殿试之前，考生首先要通过院试、乡试和会试这三关，那么难度就很大了。

    但从整体来看，进士的比例不到读书人的0.0001%，也就是万里挑一，因此可以说进士是名副其实的稀有动物，因此金圣贤对科举这般态度也不难理解了。

    科举制度，乃系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将这种科举取士的选拔制度予以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和完善。

    按照《清史稿·选举志》的说法，“有清一沿明制，二百馀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清朝时期，科甲出身的官员被称为“正途”出身，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在清代官场占据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份额。

    所谓“学而优则仕”，清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就是通过科技考试进入仕途，于官场施展政治抱负，赢得青史留名。

    但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

    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

    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

    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