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 教育 二
那些日本的武家，都喜欢聘请一些落魄的公卿，而那些公卿就十分擅长繁体字，甚至有些公卿还擅长临摹别人的字迹，等到本家使用简体字之后，因为缺胳膊少腿的原因，这些公卿也只能去瞎猜这些字的意思，就算去临摹这样的文件去扰乱军队的运行，但也会因为并不懂其书写规律而被我方发现破绽之后轻易识破！
一起学习的还有普通话，既然文字都改了，干脆也将普通话当做本领标准语言，这样敌方在伪报、渗透、骗城等方面也会因为语言方面的差异漏出马脚，能够迅速的被我方所识破。
纸上谈兵吗，虽然实际操作没有，但是那么多的穿越者，早就总结出了许多让古人快速学习简体汉字的方法，源义境从中选出了一个教学方法比较好，古人接受最快的方法，将其运用到了教学之中！
然后又将通俗易懂并经过修改后的《笠翁对韵》写在了黑板上，让那些小姓们去练习，因为朗朗上口的原因，很多成年人和孩子也能跟着说上几句……
《笠翁对韵》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1611-1680年）所著，它是古代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
《笠翁对韵》有卷一卷二，共三十篇，其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学生都能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
到了后世之后，人们经过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对韵，使其增加到了5000多字，如果这些儿童能够将其熟练的掌握，那么可以说就基本上掌握了简体汉字！
因为训练场比较吵闹的原因，教学的地方就挪到了领主屋敷的附近，因为刚开始学习的小姓比较少，使用一些大一点的石板就能够让所有的然看到，但是随着领地受教育的儿童数量的增加，那些石板教学方式显然不能在用了！
于是就找来了几名老年村民，用斧头将一些木头劈成木板之后，将其拼成了几块所谓的“黑板”，然后在上面涂上了黑田元吉在浅田家买到了黑色染料，这样将其风干之后就会成为一张简单的黑板！
因为将其染成黑色之后，木炭就不能在上面继续写字了，所以只好用买来的石膏加了些黏土简单的和弄一下，制成了一些所谓的粉笔！准备到黑板风干之后，就开始使用黑板搭配粉笔的方式进行教学。
其次是数学算法教育，至于为什么将数学算法教育当做主要教育的一种，源义境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现阶段山外主流大名家的计算方式分为贯高制、永高制，而石高制现阶段并不太流行，等到战国末期之后猴太阁进行的检地。
“高”是日本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一般表示物品的总数量，主要分为贯高、永高和石高。
原来室町和战国时期，日本畿内和近畿一些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使用贯高制和永高制。
贯高起源于镰仓末期。一些领主将知行地的收入以多少贯文的地来表示，并以钱的形式缴纳年贡，形成贯高制，体现日本土地经济早期的货币化。
永高是中世后期以永乐钱(永乐通宝)为基准的年贡收纳，由于关东大名喜欢以永乐钱为流通和信用基准，对货币的垄断力相对也较强，所以永高制是关东特有的现象。也有永积、永盛、永别等称呼。后北条氏把贯高和永高制度进一步规范化，规定年贡以永乐钱为标准，并将永与贯的换算比例定为1比2。
石高，则是以土地粮食产出为计量。
太阁检地，有了可以计算土地大致产量的办法，使通过产出来进行换算成为了现实。按太阁后期到江户初期的换算法，永1贯文=金1两，永1贯文又可以换1石米，这样，全国性贡租体系通过统一换算，建立了起来。从贯高、永高和石高并存，统一为石高缴纳。
武士团的收入，与“检地”的结果密不可分。笼统点说，讨论检地制度也好，石高制也好，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怎么收保护费的问题。
先从徭役，做帐方面动手，就事半功倍。所以需要检地，检地原本是中世庄园名主为了收入和贸易，对自己土地进行的自发检查。检地执行的对象是庄园，检查以庄园为单位，新垦田地的收成和面积情况，几乎不进行精细的实地丈量。
战国以后，检地帐逐步规范化，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本成方”或“本年贡”，即根据过去丈量土地而一直维持的年贡；另外一个是检地后新增加的年贡，称为“踏出”，又叫“名主加地子得分”，顾名思义，就是一块田的名主，通过开发或发现隐田，从而得到“加地子”的结果。
一般来说，兵农分离的着力点是先从赋税层面，把征税对象分为军役众和惣百姓。
从属于大名或武士、负有军事任务的“军役众”，只需要缴纳检地以前的土地年贡（本年贡），而全额免除隐田年贡（踏出分），这种免除被称为“御免”。
全额免除踏出分，并不仅仅是大名对部下特别的爱惜，更主要是意味着将踏出地从原来的寺社名下进行没收，经过大名的恩给，重新分配给自己的军役众。
依靠控制庄园扩大实力的守护大名，经过没收土地、免税，以权力主导，剥离了武士团和作为在地力量的寺社之间的土地关系，再以分封形式重塑封建主从关系，实现了向战国大名的转型。以上通过分封重塑权力的过程，在日本称为知行制。
至于惣百姓，免除40%年贡，被称为“四纳所免”，仍然保持与寺社的各种关系。
两者相比，军役众可以免税或只征收占惣百姓1/5到1/4左右的年贡。
如此一来，逻辑上就说得通了。
室町到战国的检地，虽然在制度上做出大量突出，征发规模越来越大，但这种突破是建立在权益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让武士和军役众心甘情愿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对在地力量形成统治，不仅仅需要封建名分和伦理，在价值观上的动员，还需要给予切实的利益，以御免为手段进行重塑，很多时候还要保持对原领主权益的承认。
在今川氏和后北条氏的基础上，织田信长的检地就很能反映承认和利益兑换的实质。
首先，他在检地的同时，发出“御朱印方”，先对检地帐上的土地所有者权利作出承认，巩固现成有力者的利益。
然后，指示柴田胜家从东谷檀那院名下的越前织田庄开始着手改革，将该庄原来的本年贡、踏出分、公事等复杂的年贡，统一变为“分米”负担。在分米负担制下，直接从事某片土地经营的作人，完全负担该片土地的年贡，尽量按米来计算。相应的，承担完全年贡的作人，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得到了扩大。
相当于说，通过御朱印状对原有名主的安抚，在尽量少动摇原有利益者的前提下，基层土地所有权，以分米负担的形式，开始从名主向作人转移。
石高制和贯高制不同，它是一种不按面积而按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或逆算)封地或份地面积的制度，指的是以公定的土地预估生产量，乘以土地面积得出来的一种数据。
对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禄米)以及承担军役的基准，即石高知行制(知行，原义为行政管理，后转为封地制或与之相当的俸禄)或石高知行军役制(如每百石出军役5人)。对农民而言，“石高”则是农民持有(不是私有、无所有权)份地(不是封地)数量以及承担赋税的基准。后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石高又成了各大名税贡、劳务、军役等义务的依据，德川幕府会根据各藩国的石高的多寡来课征，是其控制全国的重要手段。
在具体征税的过程中，首先要通过检地，为每村建立土地清册，按一地一人（一地一农）原则，在检地账上登记拥有作职（耕作权）的人的姓名（名请人、本百姓），使其承担缴纳年贡之责，即年贡负担者。由此又确立了领主制下的单婚小家庭耕作体制，其耕作面积一般不超过1町步。
这种石高制的实行，等于是领主直接向农民或以村为单位，按二公一民、三公二民、四公六民又或是其他什么比例征收年贡（甚至传言有的大名搞过八公二民），这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庄园制时代复杂的中间盘剥，否定家臣或地方豪族(地侍、有力名主、大百姓等)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对农民的奴役、征收实物等权力，推进由地方官吏管辖的村落制度。
同时，这样也避免了农民隐藏收入不交税的情况，毕竟在以收获物百分比征收税赋时，农民很容易隐藏收入，并且粮食产量还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容易因为天气原因而减产，因此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就不如定下这样一个制度，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很稳定。
一起学习的还有普通话，既然文字都改了，干脆也将普通话当做本领标准语言，这样敌方在伪报、渗透、骗城等方面也会因为语言方面的差异漏出马脚，能够迅速的被我方所识破。
纸上谈兵吗，虽然实际操作没有，但是那么多的穿越者，早就总结出了许多让古人快速学习简体汉字的方法，源义境从中选出了一个教学方法比较好，古人接受最快的方法，将其运用到了教学之中！
然后又将通俗易懂并经过修改后的《笠翁对韵》写在了黑板上，让那些小姓们去练习，因为朗朗上口的原因，很多成年人和孩子也能跟着说上几句……
《笠翁对韵》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1611-1680年）所著，它是古代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
《笠翁对韵》有卷一卷二，共三十篇，其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学生都能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
到了后世之后，人们经过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对韵，使其增加到了5000多字，如果这些儿童能够将其熟练的掌握，那么可以说就基本上掌握了简体汉字！
因为训练场比较吵闹的原因，教学的地方就挪到了领主屋敷的附近，因为刚开始学习的小姓比较少，使用一些大一点的石板就能够让所有的然看到，但是随着领地受教育的儿童数量的增加，那些石板教学方式显然不能在用了！
于是就找来了几名老年村民，用斧头将一些木头劈成木板之后，将其拼成了几块所谓的“黑板”，然后在上面涂上了黑田元吉在浅田家买到了黑色染料，这样将其风干之后就会成为一张简单的黑板！
因为将其染成黑色之后，木炭就不能在上面继续写字了，所以只好用买来的石膏加了些黏土简单的和弄一下，制成了一些所谓的粉笔！准备到黑板风干之后，就开始使用黑板搭配粉笔的方式进行教学。
其次是数学算法教育，至于为什么将数学算法教育当做主要教育的一种，源义境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现阶段山外主流大名家的计算方式分为贯高制、永高制，而石高制现阶段并不太流行，等到战国末期之后猴太阁进行的检地。
“高”是日本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一般表示物品的总数量，主要分为贯高、永高和石高。
原来室町和战国时期，日本畿内和近畿一些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使用贯高制和永高制。
贯高起源于镰仓末期。一些领主将知行地的收入以多少贯文的地来表示，并以钱的形式缴纳年贡，形成贯高制，体现日本土地经济早期的货币化。
永高是中世后期以永乐钱(永乐通宝)为基准的年贡收纳，由于关东大名喜欢以永乐钱为流通和信用基准，对货币的垄断力相对也较强，所以永高制是关东特有的现象。也有永积、永盛、永别等称呼。后北条氏把贯高和永高制度进一步规范化，规定年贡以永乐钱为标准，并将永与贯的换算比例定为1比2。
石高，则是以土地粮食产出为计量。
太阁检地，有了可以计算土地大致产量的办法，使通过产出来进行换算成为了现实。按太阁后期到江户初期的换算法，永1贯文=金1两，永1贯文又可以换1石米，这样，全国性贡租体系通过统一换算，建立了起来。从贯高、永高和石高并存，统一为石高缴纳。
武士团的收入，与“检地”的结果密不可分。笼统点说，讨论检地制度也好，石高制也好，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怎么收保护费的问题。
先从徭役，做帐方面动手，就事半功倍。所以需要检地，检地原本是中世庄园名主为了收入和贸易，对自己土地进行的自发检查。检地执行的对象是庄园，检查以庄园为单位，新垦田地的收成和面积情况，几乎不进行精细的实地丈量。
战国以后，检地帐逐步规范化，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本成方”或“本年贡”，即根据过去丈量土地而一直维持的年贡；另外一个是检地后新增加的年贡，称为“踏出”，又叫“名主加地子得分”，顾名思义，就是一块田的名主，通过开发或发现隐田，从而得到“加地子”的结果。
一般来说，兵农分离的着力点是先从赋税层面，把征税对象分为军役众和惣百姓。
从属于大名或武士、负有军事任务的“军役众”，只需要缴纳检地以前的土地年贡（本年贡），而全额免除隐田年贡（踏出分），这种免除被称为“御免”。
全额免除踏出分，并不仅仅是大名对部下特别的爱惜，更主要是意味着将踏出地从原来的寺社名下进行没收，经过大名的恩给，重新分配给自己的军役众。
依靠控制庄园扩大实力的守护大名，经过没收土地、免税，以权力主导，剥离了武士团和作为在地力量的寺社之间的土地关系，再以分封形式重塑封建主从关系，实现了向战国大名的转型。以上通过分封重塑权力的过程，在日本称为知行制。
至于惣百姓，免除40%年贡，被称为“四纳所免”，仍然保持与寺社的各种关系。
两者相比，军役众可以免税或只征收占惣百姓1/5到1/4左右的年贡。
如此一来，逻辑上就说得通了。
室町到战国的检地，虽然在制度上做出大量突出，征发规模越来越大，但这种突破是建立在权益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让武士和军役众心甘情愿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对在地力量形成统治，不仅仅需要封建名分和伦理，在价值观上的动员，还需要给予切实的利益，以御免为手段进行重塑，很多时候还要保持对原领主权益的承认。
在今川氏和后北条氏的基础上，织田信长的检地就很能反映承认和利益兑换的实质。
首先，他在检地的同时，发出“御朱印方”，先对检地帐上的土地所有者权利作出承认，巩固现成有力者的利益。
然后，指示柴田胜家从东谷檀那院名下的越前织田庄开始着手改革，将该庄原来的本年贡、踏出分、公事等复杂的年贡，统一变为“分米”负担。在分米负担制下，直接从事某片土地经营的作人，完全负担该片土地的年贡，尽量按米来计算。相应的，承担完全年贡的作人，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得到了扩大。
相当于说，通过御朱印状对原有名主的安抚，在尽量少动摇原有利益者的前提下，基层土地所有权，以分米负担的形式，开始从名主向作人转移。
石高制和贯高制不同，它是一种不按面积而按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或逆算)封地或份地面积的制度，指的是以公定的土地预估生产量，乘以土地面积得出来的一种数据。
对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禄米)以及承担军役的基准，即石高知行制(知行，原义为行政管理，后转为封地制或与之相当的俸禄)或石高知行军役制(如每百石出军役5人)。对农民而言，“石高”则是农民持有(不是私有、无所有权)份地(不是封地)数量以及承担赋税的基准。后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石高又成了各大名税贡、劳务、军役等义务的依据，德川幕府会根据各藩国的石高的多寡来课征，是其控制全国的重要手段。
在具体征税的过程中，首先要通过检地，为每村建立土地清册，按一地一人（一地一农）原则，在检地账上登记拥有作职（耕作权）的人的姓名（名请人、本百姓），使其承担缴纳年贡之责，即年贡负担者。由此又确立了领主制下的单婚小家庭耕作体制，其耕作面积一般不超过1町步。
这种石高制的实行，等于是领主直接向农民或以村为单位，按二公一民、三公二民、四公六民又或是其他什么比例征收年贡（甚至传言有的大名搞过八公二民），这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庄园制时代复杂的中间盘剥，否定家臣或地方豪族(地侍、有力名主、大百姓等)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对农民的奴役、征收实物等权力，推进由地方官吏管辖的村落制度。
同时，这样也避免了农民隐藏收入不交税的情况，毕竟在以收获物百分比征收税赋时，农民很容易隐藏收入，并且粮食产量还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容易因为天气原因而减产，因此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就不如定下这样一个制度，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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