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的傲气从何而来？
作者：知乎用户CvmKkD
来源：知乎
关羽的傲气是整个时代赋予的。
谈及关羽的性格，就不得不先提汉末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潮流：清议。
所谓清议，就是点评、臧否他人的社会现象。举个非常不恰当、但又比较形象的例子，大家可以把“清议”理解为现代的选秀节目。
历代都有点评他人的文化风气，但在东汉魏晋则十分突出，甚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汉朝尚未出现科举制，选拔人才主要依靠以“举孝廉”为代表的察举制：不考试，而是根据选拔者主观的儒者价值评价，以才华、道德，乃至风评、当地名望、家室，甚至是气质、相貌等标准，来评定被选拔者是否可以有资格被朝廷所用。
加之汉朝的意识形态偏向迷信，以董仲舒为代表偏向的汉儒思想为主，泛神秘主义的谶纬学大行其道，讲究“天人感应”：人的道德能和自然产生互动，善恶皆会引起天地的反馈。
人的道德有亏，会招来疾病；国君的道德有亏，会找来瘟疫、饥荒。
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就是一段蔡邕利用天下频繁兴起的灾异现象，劝谏汉灵帝不要再宠幸佞宦的故事。这个剧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可见东汉时期的世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将“宦官弄权”和“灾异现象”构成因果关系，并且都都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道德成了人的立身之本，比性命更重要。
所以不管是社会层面的规则使然，亦或者是精神世界的追求，或是对未知神秘力量的敬畏。
都造成了汉朝时期的人，极其重视个人的形象、德行、名声。
王莽便是凭借近乎于圣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人形象营销，才得以篡权称帝。
这种三代以下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迹，就依托于当时那种格外重视道德风评的特殊时代之中。
而这种文化潮流，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就演变为了所谓的“清议”，已经开始有些畸形，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在现代人眼里十分出格的道德表演和行为作秀（当然，有些是发自真心）。
二十四孝中，有大半的事迹，都发生在东汉、三国、晋时期，其中便有“郭巨埋儿”这种离奇事情。足以体现察举制时代下的社会风气。
夏侯渊饿死儿子，养活侄女。(魏略曰：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这种感天动地又令现代人困惑的行为，在当时并不鲜见。
两晋时期的邓攸，在逃难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舍弃了儿子，保全了侄子。（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这种对道德的追求，近乎深入东汉人的骨髓。
有道德被尊崇、被礼遇，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甚至连法外之徒也认可这套价值观。
汉末有个叫姜肱，与弟弟外出，被强盗捉住，两兄弟争抢着送死保全对方，感动了强盗。（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同时期的荀巨伯，为了保护病重的朋友，自愿代他送死，也感动了盗贼。（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在如此环境下，刘备凭借个人极好的形象，能感动刺客，就并不为怪了。（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
既然社会风气注重个人风评，也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评论家。
这些人物评论家，一句话便能左右一个人的前途。比如说点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邵。
正是许邵的点评，使得曹操名声鹊起。（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当然，评论家一句恶语，也足以毁掉一个人：
东汉时期，一个叫做陈纪的官员丧父，他悲痛到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娘亲可怜他，在他睡着时，往他身上披了锦被。
碰巧被吊唁的郭林宗撞见，郭林宗误会了，认为“你爹都死了，你还有心情盖锦被？”，斥陈纪不孝。
使得陈纪声名狼藉，无人愿意前往他家吊唁其父。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夫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一言举人，一言废人。
在这种风气下，为了博取良好的风评，或者展现自己对道德的追求超越俗人。所以时人往往做出各种夸张或者超然的举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质，诸如：
管宁割席断交。（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嵇康刑场弹广陵。（嵇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
关羽刮骨疗伤。（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夏侯玄被雷劈了，衣服都焦烂，照样没事人一样淡定看书。（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
用俗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比一个能装，各个逼格满满，并且是用生命去装逼。
所谓魏晋风度，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有人将三国时代远超其他乱世的知名度，归功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但忽略了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汉末英雄辈出，是一件很合理的情况。
而不光是文化、士族阶层重视个人风评和评价他人。
这种注重个人品行名声的社会风气，渗透进了东汉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连武将也被影响，很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
更何况，这对他们而言，足够威武的个人形象，有着很实用的好处——震慑敌人，提升士气，甚至能改变战场上的局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所以我们能看到。
在合肥一战，张辽带领八百人，硬冲吴军十万时，他做了一个貌似很奇怪的事情——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我乃张文远！”（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很显然，张辽深信，他的名号，能够恐吓到敌人，所以将其当作为一种武器。
而效果很不错，得知张辽本人冲到近处，果然孙权惧怕了，军阵跟着混乱。（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武将为了给自己塑造个人形象，还会给自己打标签，创造一些显著特征。
典型代表就是甘宁的铃铛，效果很明显，一听到铃铛声，所有人都知道是甘宁来了。（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
而武将中的佼佼者，个人威名高到一定程度，便被称之为“万人敌”。比如关羽、张飞。
这里需要提一嘴，“万人敌”并非是关张二人自我营销。
而是来自敌方曹魏阵营的评价。（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
张飞当阳桥喝退曹兵，便是“万人敌”的名号，在战场上的真实应用。（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而为了维护和塑造自身的威名，武将往往会选择夸耀自己的胆魄和个人勇武。
刚突出重围的张辽，又冒着生命危险反身杀回敌阵，救自己的士卒。（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
曹仁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
甚至连孙权，也有亲自射杀老虎的彰显自身骁勇行为。（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
而这种夸耀武将个人勇武的作风，也让关羽从中获益，完成了千古创举。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见证了奇迹般的一幕：
关羽万军之中，取颜良首级。（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颜良显然也是出于夸耀自身勇武的考虑，所以位于军队靠前的位置，一人当先，为关羽斩首行动创造了条件。
他还可能有类似于甘宁给自己打标签的做法，自己的麾盖做得很夸张显眼，方便了关羽锁定目标。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还特地炮制了“颜良绣袍金甲太引人注目”的文学渲染。
而之所以关羽能“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
也是因为强调武将个人威名的风气，此刻产生了反噬。主将被斩，士气崩盘，溃不成军，根本无法阻拦关羽返回。
值得一提的是。
在面对关羽冲击时，颜良并未逃避，而是选择了硬碰硬。
否则颜良若学孙权那样，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未必不能保全性命。
但这样做，他所塑造的个人威名，必将破产，带领军队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他不是夏侯惇，又没曹操这么一个亲戚。
所以他不能逃。
就算有曹操当亲戚，夏侯惇被绑架后（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又因为打仗瞎了一只眼睛（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个人勇武的名声有损，便失去了士兵对他的敬畏和服从，连士兵给他起外号，也只能无能狂怒摔镜子（时夏侯渊与惇俱为将军，军中号惇为盲夏侯。惇恶之，每照镜恚怒，辄扑镜于地。），所以也基本告别了独自带兵的机会，转战内政领域，抗灾救险一把好手（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一个以早年“烈气”著称的武人（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活生生地成了汉末版的cctv7，止戈为犁了属于是。
当然，为了这种崇尚个人勇武威名的社会风气付出代价的，并不止颜良。
还有孙策。
孙策死的很蹊跷。
他外出游猎，一人脱离队伍，独骑向前，碰到三个鬼鬼祟祟的人。第一反应不是撤离，呼唤身后跟随的属下，而是朝对方射了一箭，直接一人开团了。（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
你说孙策迟钝，不知道自己身处江东举目皆敌的危险处境吧？（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可他第一时间就看出许贡门客不对劲，直接攻击。
你说孙策机警，对危险情况反应及时吧？他却明知道属下在身后不远处跟随，偏偏选择了不退反战一打三，最终毁容身死。（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种矛盾，正是因为孙策需要以个人勇武的威名（傅子评孙策：勇盖天下）、（许贡评孙策：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来震慑新并未服、暗潮汹涌的江东。单人游猎，也是维护自身形象的举措。
外出游猎而被侍从重重包围，是露怯之态。
郭嘉仿佛穿越一般，预言了孙策的死因。（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其实是看穿了孙策所面临的窘境，步步杀机而又必须以身犯险。孙策很清楚自己统治江东依靠的资本是什么——自身堪比西楚霸王的骁勇形象。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汉末对边地游侠的道德要求，对于武将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东汉人对个人风评的重视，有多么刻骨。
轻生重义重名，是东汉人的常态。
现在把话题回归到“关羽的傲气从何而来？”。
根据以上的讲述，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出答案。
1、论道德，关羽在忠义上无愧，使得在极度崇尚道德且迷信的东汉末年，有着天然的优越感，让他有底气“骄于士大夫”。毕竟连上天都尊重忠义之人。
2、论察举制下特有的行为艺术。关羽固然有出格的傲慢举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比起那帮行为举止有点疯疯癫癫的魏晋士人，起码算是个正常人。
3、论形象，东汉特殊的“清议”文化中，对自身ip的重视和塑造。上文提到的孙策，并非被刺杀而死，而是因为毁容被活生生气死的（《吴历》曰：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孙策被三个匹夫伤了脸，不论是外表和还是勇武的“内表”都被折损，他已无颜面天下人。可见东汉人多么在乎自身形象。
4、论名声，为了维护自身“万人敌”的威名，以此保持军队战力以及民间的号召力。（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5、关羽自己也喜好名声，不肯居人于下。（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来源：知乎
关羽的傲气是整个时代赋予的。
谈及关羽的性格，就不得不先提汉末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潮流：清议。
所谓清议，就是点评、臧否他人的社会现象。举个非常不恰当、但又比较形象的例子，大家可以把“清议”理解为现代的选秀节目。
历代都有点评他人的文化风气，但在东汉魏晋则十分突出，甚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汉朝尚未出现科举制，选拔人才主要依靠以“举孝廉”为代表的察举制：不考试，而是根据选拔者主观的儒者价值评价，以才华、道德，乃至风评、当地名望、家室，甚至是气质、相貌等标准，来评定被选拔者是否可以有资格被朝廷所用。
加之汉朝的意识形态偏向迷信，以董仲舒为代表偏向的汉儒思想为主，泛神秘主义的谶纬学大行其道，讲究“天人感应”：人的道德能和自然产生互动，善恶皆会引起天地的反馈。
人的道德有亏，会招来疾病；国君的道德有亏，会找来瘟疫、饥荒。
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就是一段蔡邕利用天下频繁兴起的灾异现象，劝谏汉灵帝不要再宠幸佞宦的故事。这个剧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可见东汉时期的世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将“宦官弄权”和“灾异现象”构成因果关系，并且都都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道德成了人的立身之本，比性命更重要。
所以不管是社会层面的规则使然，亦或者是精神世界的追求，或是对未知神秘力量的敬畏。
都造成了汉朝时期的人，极其重视个人的形象、德行、名声。
王莽便是凭借近乎于圣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人形象营销，才得以篡权称帝。
这种三代以下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迹，就依托于当时那种格外重视道德风评的特殊时代之中。
而这种文化潮流，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就演变为了所谓的“清议”，已经开始有些畸形，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在现代人眼里十分出格的道德表演和行为作秀（当然，有些是发自真心）。
二十四孝中，有大半的事迹，都发生在东汉、三国、晋时期，其中便有“郭巨埋儿”这种离奇事情。足以体现察举制时代下的社会风气。
夏侯渊饿死儿子，养活侄女。(魏略曰：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这种感天动地又令现代人困惑的行为，在当时并不鲜见。
两晋时期的邓攸，在逃难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舍弃了儿子，保全了侄子。（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这种对道德的追求，近乎深入东汉人的骨髓。
有道德被尊崇、被礼遇，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甚至连法外之徒也认可这套价值观。
汉末有个叫姜肱，与弟弟外出，被强盗捉住，两兄弟争抢着送死保全对方，感动了强盗。（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同时期的荀巨伯，为了保护病重的朋友，自愿代他送死，也感动了盗贼。（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在如此环境下，刘备凭借个人极好的形象，能感动刺客，就并不为怪了。（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
既然社会风气注重个人风评，也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评论家。
这些人物评论家，一句话便能左右一个人的前途。比如说点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邵。
正是许邵的点评，使得曹操名声鹊起。（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当然，评论家一句恶语，也足以毁掉一个人：
东汉时期，一个叫做陈纪的官员丧父，他悲痛到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娘亲可怜他，在他睡着时，往他身上披了锦被。
碰巧被吊唁的郭林宗撞见，郭林宗误会了，认为“你爹都死了，你还有心情盖锦被？”，斥陈纪不孝。
使得陈纪声名狼藉，无人愿意前往他家吊唁其父。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夫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一言举人，一言废人。
在这种风气下，为了博取良好的风评，或者展现自己对道德的追求超越俗人。所以时人往往做出各种夸张或者超然的举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质，诸如：
管宁割席断交。（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嵇康刑场弹广陵。（嵇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
关羽刮骨疗伤。（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夏侯玄被雷劈了，衣服都焦烂，照样没事人一样淡定看书。（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
用俗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比一个能装，各个逼格满满，并且是用生命去装逼。
所谓魏晋风度，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有人将三国时代远超其他乱世的知名度，归功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但忽略了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汉末英雄辈出，是一件很合理的情况。
而不光是文化、士族阶层重视个人风评和评价他人。
这种注重个人品行名声的社会风气，渗透进了东汉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连武将也被影响，很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
更何况，这对他们而言，足够威武的个人形象，有着很实用的好处——震慑敌人，提升士气，甚至能改变战场上的局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所以我们能看到。
在合肥一战，张辽带领八百人，硬冲吴军十万时，他做了一个貌似很奇怪的事情——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我乃张文远！”（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很显然，张辽深信，他的名号，能够恐吓到敌人，所以将其当作为一种武器。
而效果很不错，得知张辽本人冲到近处，果然孙权惧怕了，军阵跟着混乱。（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武将为了给自己塑造个人形象，还会给自己打标签，创造一些显著特征。
典型代表就是甘宁的铃铛，效果很明显，一听到铃铛声，所有人都知道是甘宁来了。（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
而武将中的佼佼者，个人威名高到一定程度，便被称之为“万人敌”。比如关羽、张飞。
这里需要提一嘴，“万人敌”并非是关张二人自我营销。
而是来自敌方曹魏阵营的评价。（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
张飞当阳桥喝退曹兵，便是“万人敌”的名号，在战场上的真实应用。（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而为了维护和塑造自身的威名，武将往往会选择夸耀自己的胆魄和个人勇武。
刚突出重围的张辽，又冒着生命危险反身杀回敌阵，救自己的士卒。（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
曹仁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
甚至连孙权，也有亲自射杀老虎的彰显自身骁勇行为。（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
而这种夸耀武将个人勇武的作风，也让关羽从中获益，完成了千古创举。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见证了奇迹般的一幕：
关羽万军之中，取颜良首级。（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颜良显然也是出于夸耀自身勇武的考虑，所以位于军队靠前的位置，一人当先，为关羽斩首行动创造了条件。
他还可能有类似于甘宁给自己打标签的做法，自己的麾盖做得很夸张显眼，方便了关羽锁定目标。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还特地炮制了“颜良绣袍金甲太引人注目”的文学渲染。
而之所以关羽能“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
也是因为强调武将个人威名的风气，此刻产生了反噬。主将被斩，士气崩盘，溃不成军，根本无法阻拦关羽返回。
值得一提的是。
在面对关羽冲击时，颜良并未逃避，而是选择了硬碰硬。
否则颜良若学孙权那样，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未必不能保全性命。
但这样做，他所塑造的个人威名，必将破产，带领军队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他不是夏侯惇，又没曹操这么一个亲戚。
所以他不能逃。
就算有曹操当亲戚，夏侯惇被绑架后（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又因为打仗瞎了一只眼睛（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个人勇武的名声有损，便失去了士兵对他的敬畏和服从，连士兵给他起外号，也只能无能狂怒摔镜子（时夏侯渊与惇俱为将军，军中号惇为盲夏侯。惇恶之，每照镜恚怒，辄扑镜于地。），所以也基本告别了独自带兵的机会，转战内政领域，抗灾救险一把好手（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一个以早年“烈气”著称的武人（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活生生地成了汉末版的cctv7，止戈为犁了属于是。
当然，为了这种崇尚个人勇武威名的社会风气付出代价的，并不止颜良。
还有孙策。
孙策死的很蹊跷。
他外出游猎，一人脱离队伍，独骑向前，碰到三个鬼鬼祟祟的人。第一反应不是撤离，呼唤身后跟随的属下，而是朝对方射了一箭，直接一人开团了。（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
你说孙策迟钝，不知道自己身处江东举目皆敌的危险处境吧？（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可他第一时间就看出许贡门客不对劲，直接攻击。
你说孙策机警，对危险情况反应及时吧？他却明知道属下在身后不远处跟随，偏偏选择了不退反战一打三，最终毁容身死。（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种矛盾，正是因为孙策需要以个人勇武的威名（傅子评孙策：勇盖天下）、（许贡评孙策：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来震慑新并未服、暗潮汹涌的江东。单人游猎，也是维护自身形象的举措。
外出游猎而被侍从重重包围，是露怯之态。
郭嘉仿佛穿越一般，预言了孙策的死因。（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其实是看穿了孙策所面临的窘境，步步杀机而又必须以身犯险。孙策很清楚自己统治江东依靠的资本是什么——自身堪比西楚霸王的骁勇形象。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汉末对边地游侠的道德要求，对于武将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东汉人对个人风评的重视，有多么刻骨。
轻生重义重名，是东汉人的常态。
现在把话题回归到“关羽的傲气从何而来？”。
根据以上的讲述，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出答案。
1、论道德，关羽在忠义上无愧，使得在极度崇尚道德且迷信的东汉末年，有着天然的优越感，让他有底气“骄于士大夫”。毕竟连上天都尊重忠义之人。
2、论察举制下特有的行为艺术。关羽固然有出格的傲慢举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比起那帮行为举止有点疯疯癫癫的魏晋士人，起码算是个正常人。
3、论形象，东汉特殊的“清议”文化中，对自身ip的重视和塑造。上文提到的孙策，并非被刺杀而死，而是因为毁容被活生生气死的（《吴历》曰：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孙策被三个匹夫伤了脸，不论是外表和还是勇武的“内表”都被折损，他已无颜面天下人。可见东汉人多么在乎自身形象。
4、论名声，为了维护自身“万人敌”的威名，以此保持军队战力以及民间的号召力。（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5、关羽自己也喜好名声，不肯居人于下。（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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