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清除内患
靖康之变后，北方许多流寇和散兵南下，沦为盗贼。尤其是金兀术南下搜山捡海以后，又增加了许多散兵游勇，一时间南宋统治区内叛军、盗贼蜂起，各路军阀贪生怕死，缺乏斗志，赵宋政权危机四伏。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柴家天下，建立宋朝以来，在统一大江南北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抵抗，更没有触动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利益，没有查封他们的田产，反而得到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支持。作为回报，朝廷给予他们经济利益。比如后蜀灭亡后，大量的土地田宅被赐给功臣，或分给平民百姓。这些土地是私有土地，意味着有被兼并的风险。
朝廷没有打击豪门势力，多出来的私有土地给了这些豪门势力有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快又面临土地被兼并的境遇。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客户”，只得依附地主，承受地主的残酷剥削。
宋代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土地制度也由“抑制兼并”，转变为“不抑制兼并”，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土地兼并就十分严重，为后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朝在依照土地占有收取赋税的情况下，农民的人身负担变小了，但是，经济负担却在变重。有些农民依靠土地的产出无法负担朝廷的土地税，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地主则依靠高利贷把无力还贷的农民转化为自己的佃农。无地佃农虽然不需要直接向朝廷缴纳赋税，但是，却要遭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所遭遇的压迫，也就由人身压迫转变为经济压迫，农民参与起义斗争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就反映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与土地的政策息息相关，土地的高度集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失地失田农民在土地兼并浪潮中根本无法生存，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贫苦人民被压迫的活不下去，只得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而天灾人祸只是起义的导火索。
暴秦、强汉、废晋、骄隋、盛唐、弱宋，这是后人对各朝代的总结。宋朝依靠政变夺得政权，为了巩固皇位，始终坚持压制武将。宋朝虽然是个经济强国，却挨打受气，不仅始终没有恢复唐朝的盛大疆域，反而受到异族的欺凌。当初没有收回的幽云十六州，为日后埋下了祸根，直接影响到两宋的国运！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宋朝不仅面临外敌威胁，国内农民起义始终没有间断过。
宋灭后蜀，曾经纵兵大肆掳掠，给四川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珠宝、铜币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统统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
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失地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世世代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除了要给地主交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这样的佃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边远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由于佃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生活更加穷苦，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
以四川为例，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本是富裕之地，然而在官府、豪强的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苦不堪言。
北宋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大旱，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官僚、豪强、寺观趁天灾强霸农民土地，四川各地饿殍载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一边是豪强富人和达官贵人住着高楼大夏，整日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一边是广大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的是不能遮风避雨的茅草屋，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
历史证明，但凡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高度集中与垄断，必然要引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既然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不反才是怪事！四川民众用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真理。走投无路的饥民被迫拿起刀枪，在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王小波和李顺在青城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宋微宗宣和年间，更是爆发了方腊与宋江两大起义，尤其是方腊起义，横扫了东南半壁江山，沉重打击了赵宋政权的统治。北宋除了这三起大规模起义之外，小规模农民起义始终没有消停过，两宋三百余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达四百三十九起。这些农民起义军虽然最终都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可是，毕竟沉重打击了赵宋王朝。
自从金军入侵以来，特别是靖康之变后，各地民众奋起抵抗金军，或是组团自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鱼龙混杂，也有为数众多的不法之徒乘机拉起武装，啸聚山林，为非作歹，打家劫舍。
高宗赵构坐上皇位前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多，也更严重得多。趁着金人入侵，国内“贼寇”蜂起，有既真正的抗金组织，也有既抗金有坑民的武装，还有打着抗金旗号，甚至明火执仗趁火打劫的真土匪，真强盗。数量之多，历史罕见，光是拥有兵马达数万的地方割据势力，两个巴掌都数不过来。至于那些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小股“贼寇”更是多如牛毛。
这些盗匪中，最可恨的是那些有朝廷赋予番号，可又不服从朝廷调遣的所谓“官军”。他们既向朝廷要军饷，又俨然以土皇帝自居，私自向地方官府征收各种税收，甚至打劫当地富户和过往客商。这些所谓“官军”，比那些明火执仗的盗匪更加可恶，不仅阻断了朝廷财路，还祸害民众，成了掉进灰堆的豆腐，吹不得，更打不得。稍不如他们意，便公开反叛朝廷，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些叛军、盗匪的代表便有李成、曹成等匪帮，他们投诚朝廷，拥有朝廷颁发的正规番号，不久又反叛成匪，反复无常，危害最大。
还有的盗匪与官府相勾结，荼毒百姓，甚至个别官吏明面上是官，实际上是盗匪头子。
高宗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全国各地发动叛乱的人数超过百万。高宗赵构登基的当月，周德在江宁发动叛乱，不过这场叛乱的规模不算大，李纲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权安抚司事李弥逊合谋，以犒劳周德的名义将盗贼骗到转运司，一举拿获。
也就在这个月，“盗贼”李孝忠攻破襄阳，李孝忠不仅大肆烧掠，还将襄阳青壮年全部强行征召入伍。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杭州叛贼陈通等人假装投降，待走到城下，不听命令，强行冲进城门，占领杭州城，逼迫青壮年加入叛军，一时间叛军人数多达数万人之多。
金军大举南侵，导致北宋灭亡，金兵在北方一路烧杀抢掠，陕西百姓流离失所，被迫涌向蜀地。据守陕西兴州的向子宠不让百姓经兴州入蜀，被他杀死在兴州城外的百姓不计其数。看不惯向子宠所作所为的梁山宋江旧部史斌于七月起义，向子宠仓皇逃跑，史斌义军攻克陕西兴州，登基称帝。
史斌接着领兵进攻剑门失利，被迫退回兴州。第二年，史斌攻打兴元，未克，只得退回关中，改攻长安，被吴玠击败，史斌被俘，被凌迟处死。
同年九月，李孝义与张世领兵数万进攻德安府。同年十一月，张遇率军攻入池州，而后攻入镇江，一度距离高宗赵构的驻跸地扬州仅六十里。
同月，高胜率军进攻平江，高胜被诱杀，赵万继续领导大家造反。同月，丁进率军数万进攻寿春府。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天下大乱之际，有点野心的人难免都会蠢蠢欲动，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马上即可汇聚成几万人的队伍。
在北方，打着保家卫国旗号，名正言顺进行割据的首领遍地皆是。在南方，借着各种理由进行割据的领袖人物也到处都有，其结果，当然就是盗匪遍地。
上述这些叛乱集团虽然人数众多，貌似声势浩大，也抢占了江南不少战略要地，但是他们互不服气，没有整合，各自为战，只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很快便被朝廷逐一平定。
此后，纵横江淮的李成、曹成、张用、邵青、张荣，还有洞庭的杨幺等叛乱势力，来势更加凶猛，随便哪一支叛军的实力都不弱于朝廷军队。
李成、曹成、张用等都是朝廷招安的部队，比如张用被宗泽收编，接受宗泽的指挥。杜充接任后，刁难宗泽收编的民间组织，张用一怒之下离开了杜充。他与岳飞是同乡，曾经协助过岳飞和张俊，他多次投降官军，又多次背叛官军，反复无常。
这些叛军接受招安后，根本不允许朝廷改编他们的部队，而且还会借机扩大地盘和军队人数，只要一言不合，便又成叛贼。
高宗赵构这个皇帝当的真够憋屈，外有虎视眈眈的金人，内有一股股蜂拥而起的“盗贼”，搅得他不得安宁。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内患不除，肚子里藏着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时不时揪揪你的五脏六腑，谁个受得了呀？纵使铁扇公主有厉害无比的芭蕉扇，却敌不过躲在她肚子里的孙大圣，最终还不是老老实实听从孙悟空的摆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处都是义军，到处都是流寇，高宗赵构怎么能坐得稳龙椅啊？后院绝对要安定，容不得有半点的火星，更不能像眼下这样烽烟四起，威及皇位。
历经几年无数人的流血牺牲，金人的进攻被有效的遏制住了，无论是此前完颜宗弼横扫东南的搜山捡海，还是完颜昌意图打通大运河南下的战术，金国最勇猛的两大鹰派将领都在攻宋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到南宋军民的沉重打击，导致他们的计划流产，金人开始逐渐意识到武力灭宋有种种困难。
在此情况下，金人“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计划开始出台，即通过扶植僭逆及傀儡政权招降纳叛，用汉人来对抗汉人，通过和谈来消磨掉宋人的抗金意志，进而更好地为灭亡南宋政权这个总目标服务。
根据这一政策，金人改变了过去一味使用武力进攻，单一灭宋的手段，开始以和谈和招降纳叛、配合武力进攻的多种方式齐头并举，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金人的目标还是要灭掉赵宋政权。在这种形势下，以刘豫为伪皇帝的伪齐傀儡政权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
金人灭宋政策的改变，使得南宋政权得以有了喘息之机，从而平定内乱，建立稳定的政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对于南宋方面来说固然是好机遇，但对金人来说确实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若是金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山捡海”，赵宋政权极有可能垮台，高宗赵构极有可能去五谷城与家人团聚。
建炎四年七月，金太宗封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同年九月，刘豫正式受金帝册封称帝。伪齐政权建立，金兀术与完颜昌撤到黄河以北，将淮河以北防务交给新建立的伪齐军，宋金暂时形成不战不和的对峙局面。
国外风险暂时得以缓解，一直都存在的江南内乱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各地叛匪成为了赵构王朝的心腹大患，既威胁赵宋政权的稳定，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江南老百姓的安宁和生命财产安全。
高宗赵构决心趁这个难得的大好机会清除内患，打扫干净庭院，力争做一个有作为的中兴皇帝。清理的手段当然还是老一套，围剿和招安两手并举。高宗赵构调齐各路人马，全面剿匪，一场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反叛势力的战斗即将打响。
这次剿匪，高宗赵构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张俊、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号称南宋中兴四将，四大将其中的张俊、韩世忠和岳飞都接到了剿匪命令，可谓是精锐尽出。
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十五，奉命参加剿匪的岳家军从江阴赶到宜兴，与张俊会合，第一个打击对象便是游寇李成。
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弓箭手出身，以勇悍闻名。李成勇力绝伦，跟岳飞一样，能挽三百石弓。岳飞的兵器是沥泉枪，李成使双刀，每把刀七斤，虽然比一般人的刀重，但是跟岳云每只四十斤的铁锥枪相比，根本不值的一提。
宋微宗宣和初年，李成加入雄州乡巡弓手，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缉捕盗贼。
那时的李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是一若千金，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向来以处世果断和骁勇而远近闻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威望，李成当上了巡检。李成很懂得笼络人心，经常帮助手下士兵，鼓励他们好好干，士兵们都非常信赖他。
宣和末年，雄州知州和诜被贬，李成被新来的知州看中，幸运的当上归信县知县。宋朝的文官大多依靠科举考试入仕，像李成这样由普通士兵当上知县的真不多见，可谓是机缘巧合，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李成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金兵占领河北，入侵雄州，血腥屠杀民众，百姓流离失所，李成组织义军抗金。此时的李成还算得上是条好汉，每次与金军作战，他总是冲在最前头。吃饭让将士们先吃，士兵生病，亲自请医生给士兵看病，下雨跟士兵们一起淋雨。李成具备了名将的素质，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了部众，将士们都甘愿为他去死，他的队伍日益壮大。
李成虽然彪悍能打，可是他的义军毕竟不是正规军，再强大也不是金军的对手，经历数次战斗，损失不小，不得不率部渡过黄河。李成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带领兵众和数万百姓投归高宗赵构。高宗赵构虽然收留了李成，却没有重用他，李成很是郁闷，大有怀才不遇之感。
李成郁闷，高宗赵构也头大。高宗赵构总觉的，李成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得到了这么多兵马，他的部队太过强大，能不能听自己的话真不好说。高宗赵构招来大臣商议，众大臣也觉的李成这个人能力与号召力都不一般，假如这支部队能抗金的话，还有利用价值，假如李成不听话，可能会祸害无穷。
高宗赵构思来想去，觉的不能让李成留在临安，以免临安再次沦为战场。朝廷决定任命李成为河北京东都大捉杀，让李成将所部分成三路，一路留在宿州，一路去应天府，一路去扬州。
“东都大捉杀”这个官职名气确实霸气，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啥大官，实际上就是维护治安的大捕头。高宗赵构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既要利用李成，又不能让他做大，以免尾大不掉，养虎为患。朝廷分拆李成部队的借口是由于连连战乱缺粮，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李成的部队吃，只能分成三个地方供应。李成不是傻子，自然心知肚明，可是朝廷的命令他不好违抗，再说他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只得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只是心有不甘罢了。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柴家天下，建立宋朝以来，在统一大江南北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抵抗，更没有触动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利益，没有查封他们的田产，反而得到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支持。作为回报，朝廷给予他们经济利益。比如后蜀灭亡后，大量的土地田宅被赐给功臣，或分给平民百姓。这些土地是私有土地，意味着有被兼并的风险。
朝廷没有打击豪门势力，多出来的私有土地给了这些豪门势力有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快又面临土地被兼并的境遇。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客户”，只得依附地主，承受地主的残酷剥削。
宋代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土地制度也由“抑制兼并”，转变为“不抑制兼并”，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土地兼并就十分严重，为后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朝在依照土地占有收取赋税的情况下，农民的人身负担变小了，但是，经济负担却在变重。有些农民依靠土地的产出无法负担朝廷的土地税，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地主则依靠高利贷把无力还贷的农民转化为自己的佃农。无地佃农虽然不需要直接向朝廷缴纳赋税，但是，却要遭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所遭遇的压迫，也就由人身压迫转变为经济压迫，农民参与起义斗争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就反映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与土地的政策息息相关，土地的高度集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失地失田农民在土地兼并浪潮中根本无法生存，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贫苦人民被压迫的活不下去，只得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而天灾人祸只是起义的导火索。
暴秦、强汉、废晋、骄隋、盛唐、弱宋，这是后人对各朝代的总结。宋朝依靠政变夺得政权，为了巩固皇位，始终坚持压制武将。宋朝虽然是个经济强国，却挨打受气，不仅始终没有恢复唐朝的盛大疆域，反而受到异族的欺凌。当初没有收回的幽云十六州，为日后埋下了祸根，直接影响到两宋的国运！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宋朝不仅面临外敌威胁，国内农民起义始终没有间断过。
宋灭后蜀，曾经纵兵大肆掳掠，给四川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珠宝、铜币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统统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
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失地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世世代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除了要给地主交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这样的佃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边远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由于佃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生活更加穷苦，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
以四川为例，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本是富裕之地，然而在官府、豪强的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苦不堪言。
北宋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大旱，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官僚、豪强、寺观趁天灾强霸农民土地，四川各地饿殍载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一边是豪强富人和达官贵人住着高楼大夏，整日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一边是广大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的是不能遮风避雨的茅草屋，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
历史证明，但凡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高度集中与垄断，必然要引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既然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不反才是怪事！四川民众用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真理。走投无路的饥民被迫拿起刀枪，在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王小波和李顺在青城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宋微宗宣和年间，更是爆发了方腊与宋江两大起义，尤其是方腊起义，横扫了东南半壁江山，沉重打击了赵宋政权的统治。北宋除了这三起大规模起义之外，小规模农民起义始终没有消停过，两宋三百余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达四百三十九起。这些农民起义军虽然最终都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可是，毕竟沉重打击了赵宋王朝。
自从金军入侵以来，特别是靖康之变后，各地民众奋起抵抗金军，或是组团自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鱼龙混杂，也有为数众多的不法之徒乘机拉起武装，啸聚山林，为非作歹，打家劫舍。
高宗赵构坐上皇位前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多，也更严重得多。趁着金人入侵，国内“贼寇”蜂起，有既真正的抗金组织，也有既抗金有坑民的武装，还有打着抗金旗号，甚至明火执仗趁火打劫的真土匪，真强盗。数量之多，历史罕见，光是拥有兵马达数万的地方割据势力，两个巴掌都数不过来。至于那些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小股“贼寇”更是多如牛毛。
这些盗匪中，最可恨的是那些有朝廷赋予番号，可又不服从朝廷调遣的所谓“官军”。他们既向朝廷要军饷，又俨然以土皇帝自居，私自向地方官府征收各种税收，甚至打劫当地富户和过往客商。这些所谓“官军”，比那些明火执仗的盗匪更加可恶，不仅阻断了朝廷财路，还祸害民众，成了掉进灰堆的豆腐，吹不得，更打不得。稍不如他们意，便公开反叛朝廷，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些叛军、盗匪的代表便有李成、曹成等匪帮，他们投诚朝廷，拥有朝廷颁发的正规番号，不久又反叛成匪，反复无常，危害最大。
还有的盗匪与官府相勾结，荼毒百姓，甚至个别官吏明面上是官，实际上是盗匪头子。
高宗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全国各地发动叛乱的人数超过百万。高宗赵构登基的当月，周德在江宁发动叛乱，不过这场叛乱的规模不算大，李纲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权安抚司事李弥逊合谋，以犒劳周德的名义将盗贼骗到转运司，一举拿获。
也就在这个月，“盗贼”李孝忠攻破襄阳，李孝忠不仅大肆烧掠，还将襄阳青壮年全部强行征召入伍。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杭州叛贼陈通等人假装投降，待走到城下，不听命令，强行冲进城门，占领杭州城，逼迫青壮年加入叛军，一时间叛军人数多达数万人之多。
金军大举南侵，导致北宋灭亡，金兵在北方一路烧杀抢掠，陕西百姓流离失所，被迫涌向蜀地。据守陕西兴州的向子宠不让百姓经兴州入蜀，被他杀死在兴州城外的百姓不计其数。看不惯向子宠所作所为的梁山宋江旧部史斌于七月起义，向子宠仓皇逃跑，史斌义军攻克陕西兴州，登基称帝。
史斌接着领兵进攻剑门失利，被迫退回兴州。第二年，史斌攻打兴元，未克，只得退回关中，改攻长安，被吴玠击败，史斌被俘，被凌迟处死。
同年九月，李孝义与张世领兵数万进攻德安府。同年十一月，张遇率军攻入池州，而后攻入镇江，一度距离高宗赵构的驻跸地扬州仅六十里。
同月，高胜率军进攻平江，高胜被诱杀，赵万继续领导大家造反。同月，丁进率军数万进攻寿春府。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天下大乱之际，有点野心的人难免都会蠢蠢欲动，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马上即可汇聚成几万人的队伍。
在北方，打着保家卫国旗号，名正言顺进行割据的首领遍地皆是。在南方，借着各种理由进行割据的领袖人物也到处都有，其结果，当然就是盗匪遍地。
上述这些叛乱集团虽然人数众多，貌似声势浩大，也抢占了江南不少战略要地，但是他们互不服气，没有整合，各自为战，只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很快便被朝廷逐一平定。
此后，纵横江淮的李成、曹成、张用、邵青、张荣，还有洞庭的杨幺等叛乱势力，来势更加凶猛，随便哪一支叛军的实力都不弱于朝廷军队。
李成、曹成、张用等都是朝廷招安的部队，比如张用被宗泽收编，接受宗泽的指挥。杜充接任后，刁难宗泽收编的民间组织，张用一怒之下离开了杜充。他与岳飞是同乡，曾经协助过岳飞和张俊，他多次投降官军，又多次背叛官军，反复无常。
这些叛军接受招安后，根本不允许朝廷改编他们的部队，而且还会借机扩大地盘和军队人数，只要一言不合，便又成叛贼。
高宗赵构这个皇帝当的真够憋屈，外有虎视眈眈的金人，内有一股股蜂拥而起的“盗贼”，搅得他不得安宁。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内患不除，肚子里藏着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时不时揪揪你的五脏六腑，谁个受得了呀？纵使铁扇公主有厉害无比的芭蕉扇，却敌不过躲在她肚子里的孙大圣，最终还不是老老实实听从孙悟空的摆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处都是义军，到处都是流寇，高宗赵构怎么能坐得稳龙椅啊？后院绝对要安定，容不得有半点的火星，更不能像眼下这样烽烟四起，威及皇位。
历经几年无数人的流血牺牲，金人的进攻被有效的遏制住了，无论是此前完颜宗弼横扫东南的搜山捡海，还是完颜昌意图打通大运河南下的战术，金国最勇猛的两大鹰派将领都在攻宋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到南宋军民的沉重打击，导致他们的计划流产，金人开始逐渐意识到武力灭宋有种种困难。
在此情况下，金人“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计划开始出台，即通过扶植僭逆及傀儡政权招降纳叛，用汉人来对抗汉人，通过和谈来消磨掉宋人的抗金意志，进而更好地为灭亡南宋政权这个总目标服务。
根据这一政策，金人改变了过去一味使用武力进攻，单一灭宋的手段，开始以和谈和招降纳叛、配合武力进攻的多种方式齐头并举，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金人的目标还是要灭掉赵宋政权。在这种形势下，以刘豫为伪皇帝的伪齐傀儡政权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
金人灭宋政策的改变，使得南宋政权得以有了喘息之机，从而平定内乱，建立稳定的政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对于南宋方面来说固然是好机遇，但对金人来说确实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若是金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山捡海”，赵宋政权极有可能垮台，高宗赵构极有可能去五谷城与家人团聚。
建炎四年七月，金太宗封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同年九月，刘豫正式受金帝册封称帝。伪齐政权建立，金兀术与完颜昌撤到黄河以北，将淮河以北防务交给新建立的伪齐军，宋金暂时形成不战不和的对峙局面。
国外风险暂时得以缓解，一直都存在的江南内乱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各地叛匪成为了赵构王朝的心腹大患，既威胁赵宋政权的稳定，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江南老百姓的安宁和生命财产安全。
高宗赵构决心趁这个难得的大好机会清除内患，打扫干净庭院，力争做一个有作为的中兴皇帝。清理的手段当然还是老一套，围剿和招安两手并举。高宗赵构调齐各路人马，全面剿匪，一场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反叛势力的战斗即将打响。
这次剿匪，高宗赵构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张俊、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号称南宋中兴四将，四大将其中的张俊、韩世忠和岳飞都接到了剿匪命令，可谓是精锐尽出。
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十五，奉命参加剿匪的岳家军从江阴赶到宜兴，与张俊会合，第一个打击对象便是游寇李成。
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弓箭手出身，以勇悍闻名。李成勇力绝伦，跟岳飞一样，能挽三百石弓。岳飞的兵器是沥泉枪，李成使双刀，每把刀七斤，虽然比一般人的刀重，但是跟岳云每只四十斤的铁锥枪相比，根本不值的一提。
宋微宗宣和初年，李成加入雄州乡巡弓手，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缉捕盗贼。
那时的李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是一若千金，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向来以处世果断和骁勇而远近闻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威望，李成当上了巡检。李成很懂得笼络人心，经常帮助手下士兵，鼓励他们好好干，士兵们都非常信赖他。
宣和末年，雄州知州和诜被贬，李成被新来的知州看中，幸运的当上归信县知县。宋朝的文官大多依靠科举考试入仕，像李成这样由普通士兵当上知县的真不多见，可谓是机缘巧合，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李成家的祖坟冒了青烟。
金兵占领河北，入侵雄州，血腥屠杀民众，百姓流离失所，李成组织义军抗金。此时的李成还算得上是条好汉，每次与金军作战，他总是冲在最前头。吃饭让将士们先吃，士兵生病，亲自请医生给士兵看病，下雨跟士兵们一起淋雨。李成具备了名将的素质，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了部众，将士们都甘愿为他去死，他的队伍日益壮大。
李成虽然彪悍能打，可是他的义军毕竟不是正规军，再强大也不是金军的对手，经历数次战斗，损失不小，不得不率部渡过黄河。李成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带领兵众和数万百姓投归高宗赵构。高宗赵构虽然收留了李成，却没有重用他，李成很是郁闷，大有怀才不遇之感。
李成郁闷，高宗赵构也头大。高宗赵构总觉的，李成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得到了这么多兵马，他的部队太过强大，能不能听自己的话真不好说。高宗赵构招来大臣商议，众大臣也觉的李成这个人能力与号召力都不一般，假如这支部队能抗金的话，还有利用价值，假如李成不听话，可能会祸害无穷。
高宗赵构思来想去，觉的不能让李成留在临安，以免临安再次沦为战场。朝廷决定任命李成为河北京东都大捉杀，让李成将所部分成三路，一路留在宿州，一路去应天府，一路去扬州。
“东都大捉杀”这个官职名气确实霸气，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啥大官，实际上就是维护治安的大捕头。高宗赵构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既要利用李成，又不能让他做大，以免尾大不掉，养虎为患。朝廷分拆李成部队的借口是由于连连战乱缺粮，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李成的部队吃，只能分成三个地方供应。李成不是傻子，自然心知肚明，可是朝廷的命令他不好违抗，再说他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只得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只是心有不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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