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人称奸臣世大夫
陆相在上书中说：“从古至今，因为有仁德，因为让百姓安居乐业却没有大肆敛财，因此而导致亡国和失去皇位的，从来没有过。
所以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
有德政必定有百姓，有百姓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又怎会不富足？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从古至今，不讲仁德却财物堆积，百姓不安定却能保全财物，并靠这使国家兴盛且皇位巩固的，也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财富分散了百姓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散了。
有话说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百姓，使百姓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时便立志剿灭所有叛将，因用兵频繁，遂使得赋税逐渐加重，自然民不聊生。所以叛军乘百姓怨恨进攻皇宫，京城百姓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宫殿。
虽然有其愚民天性，但究其根本也是因为仁政不施，而用暴虐的政令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时国库堆积地还像山一样，最后不也全送给了叛军，让他们去收买手下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又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立即有叛贼追来围攻，皇上在城中驻扎，却窘困得像干涸的河床，什么都缺乏。甚至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时，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
又有一次因内宫中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自己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
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与随从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交迫，城外敌人又偏偏此时来攻。
白天手握兵器守城，夜里在城楼上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却四十多天没有一人叛变，最终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
皇上难道是靠严刑或重赏才使他们这样的吗？
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使那些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着饥饿也不离去，挨着寒冻却无不满，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
所说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就是实例啊。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各类贡品也不断送到，于是就在行宫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
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良臣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发酵，将士们也纷纷开始抱怨。财富聚集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
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却又是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那是因为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
人心假如归附，哪用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用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要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
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区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
而现如今怎能用所谓的私库，去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那内乱期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内乱期间的积蓄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会妨碍治理，内乱期间的教训已够深刻了；如果认为百姓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内乱期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
然而，后来很快就能消灭严峻地祸乱，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百姓一起开创新局面。
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感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感动，放弃了成见，从而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发展打下稳固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伟业；更以从前放纵欲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又怎能又放纵奢欲，横征暴敛，以前的教训还能再重复吗?
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棸、楀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
就像用刀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臣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是皇上的决定，裴奸佞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彰明主见。
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邪恶的主见却是不够。
现在朝堂之上先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尚且还担心没有效果呢！如果又压制，谁还敢说真话？
就像裴这样凶狠狂妄，危害全国，上至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又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有心比较近来的情况，便足以知道真假。”
而陆相在上书的最后说道：“臣卑贱粗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起码那样既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而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又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
若实在不行，借病引退也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倘若选择与奸佞同流合污，亦没有遭其仇视的危险。到底又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欢心，下召谗言攻击呢?
确因时常自省自己无能，没有什么贡献，却又长期承蒙圣恩眷顾，这也只因臣能说直话。而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臣也因这自信。
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目睹了陛下复兴的艰难，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悸。
因畏惧重蹈复辙而担忧，惧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
因为心中激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亦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以尽我忠心。
因心中十分担忧所以语句杂乱，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迫切，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
为皇上捐躯臣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也是臣不忍心做的事。
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家国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贱的臣。”
上书句句言辞切切，细述了自古奸邪害正，而裴姓奸佞即为国之蠹书等等。
可奏章呈上后，即便有时任盐铁转运使、京兆尹与司农卿等忠臣良将皆因事情相关，纷纷作证户部裴奸佞伪诈虚妄，却仍未动摇其地位分毫。
反而圣上龙颜大怒，当庭指责陆相既然有意将裴爱卿比为赵高之流，那是不是说圣上即为秦二世？
然后以其竟敢以下犯上，弹劾当今陛下忠奸不分实为一代昏君为由，当朝罢了其宰相之位，念其以往功绩才不忍留情，贬了他去当太子宾客......
至于其他几位出来佐证的大人，也纷纷被罢官贬职。因此，朝堂之上奸佞更加骄横，且其对弹劾过他的那些朝臣们怀恨在心，企图伺机更多地加以报复，眼下朝中人心惶惶却又无人敢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温彦行从书信中得知老师被罢相一事的大体过程，最后气愤到独自一人在房中，拍案而起！亦不免同时心情万分复杂。
所以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
有德政必定有百姓，有百姓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又怎会不富足？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从古至今，不讲仁德却财物堆积，百姓不安定却能保全财物，并靠这使国家兴盛且皇位巩固的，也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财富分散了百姓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散了。
有话说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百姓，使百姓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时便立志剿灭所有叛将，因用兵频繁，遂使得赋税逐渐加重，自然民不聊生。所以叛军乘百姓怨恨进攻皇宫，京城百姓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宫殿。
虽然有其愚民天性，但究其根本也是因为仁政不施，而用暴虐的政令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时国库堆积地还像山一样，最后不也全送给了叛军，让他们去收买手下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又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立即有叛贼追来围攻，皇上在城中驻扎，却窘困得像干涸的河床，什么都缺乏。甚至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时，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
又有一次因内宫中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自己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
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与随从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交迫，城外敌人又偏偏此时来攻。
白天手握兵器守城，夜里在城楼上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却四十多天没有一人叛变，最终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
皇上难道是靠严刑或重赏才使他们这样的吗？
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使那些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着饥饿也不离去，挨着寒冻却无不满，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
所说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就是实例啊。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各类贡品也不断送到，于是就在行宫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
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良臣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发酵，将士们也纷纷开始抱怨。财富聚集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
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却又是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那是因为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
人心假如归附，哪用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用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要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
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区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
而现如今怎能用所谓的私库，去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那内乱期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内乱期间的积蓄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会妨碍治理，内乱期间的教训已够深刻了；如果认为百姓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内乱期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
然而，后来很快就能消灭严峻地祸乱，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百姓一起开创新局面。
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感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感动，放弃了成见，从而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发展打下稳固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伟业；更以从前放纵欲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又怎能又放纵奢欲，横征暴敛，以前的教训还能再重复吗?
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棸、楀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
就像用刀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臣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是皇上的决定，裴奸佞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彰明主见。
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邪恶的主见却是不够。
现在朝堂之上先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尚且还担心没有效果呢！如果又压制，谁还敢说真话？
就像裴这样凶狠狂妄，危害全国，上至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又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有心比较近来的情况，便足以知道真假。”
而陆相在上书的最后说道：“臣卑贱粗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起码那样既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而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又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
若实在不行，借病引退也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倘若选择与奸佞同流合污，亦没有遭其仇视的危险。到底又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欢心，下召谗言攻击呢?
确因时常自省自己无能，没有什么贡献，却又长期承蒙圣恩眷顾，这也只因臣能说直话。而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臣也因这自信。
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目睹了陛下复兴的艰难，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悸。
因畏惧重蹈复辙而担忧，惧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
因为心中激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亦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以尽我忠心。
因心中十分担忧所以语句杂乱，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迫切，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
为皇上捐躯臣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也是臣不忍心做的事。
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家国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贱的臣。”
上书句句言辞切切，细述了自古奸邪害正，而裴姓奸佞即为国之蠹书等等。
可奏章呈上后，即便有时任盐铁转运使、京兆尹与司农卿等忠臣良将皆因事情相关，纷纷作证户部裴奸佞伪诈虚妄，却仍未动摇其地位分毫。
反而圣上龙颜大怒，当庭指责陆相既然有意将裴爱卿比为赵高之流，那是不是说圣上即为秦二世？
然后以其竟敢以下犯上，弹劾当今陛下忠奸不分实为一代昏君为由，当朝罢了其宰相之位，念其以往功绩才不忍留情，贬了他去当太子宾客......
至于其他几位出来佐证的大人，也纷纷被罢官贬职。因此，朝堂之上奸佞更加骄横，且其对弹劾过他的那些朝臣们怀恨在心，企图伺机更多地加以报复，眼下朝中人心惶惶却又无人敢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温彦行从书信中得知老师被罢相一事的大体过程，最后气愤到独自一人在房中，拍案而起！亦不免同时心情万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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