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开奔弛的男孩

    开学了，一篇篇论文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我又选修了第二外语－日语，时间更少了。偏是这一次的客户比较挑剔，除了为他们的网站搭框架外，还要负责具体的录入文字的工作。我最讨厌这种单调乏味的事，何况我也没时间，可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顾客是上帝，有什么办法呢？我向小雨抱怨了一通，她忽然说：

    “我替你打怎么样？”

    “你不忙吗？”

    “我不怎么忙，抽空替你打打就是了。”

    我同意了。第二天，她打了电话来，说：“打好了。”我吃了一惊，这么快，过去校对时，发现她睡眼朦胧，趴在办公桌上好像随时都能睡着，我的心动了一下，真诚的说：

    “谢谢你，工资下来我一定请你去唱卡拉ＯＫ。”

    盼望着，盼望着，月底来了，工资的脚步近了。

    从小雨手里接到那笔钱以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下了班我们卡拉ＯＫ去。”她高兴的答应了。

    下班了，我和小雨刚走出公司的门，一辆黑色的奔驰就无声无息的滑过来，接着一个西服笔挺的男孩走出来，冲着小雨喊：

    “小雨，周末了，晚上怎么安排的？”

    小雨说：“准备去唱卡拉ＯＫ。”

    “好呀，我也正想唱歌，我送你去好吧。”

    我这时推了那辆破自行车，正在等小雨坐上，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头也不回的骑上走了。小雨在后面喊了几声，我连头也没回一下。

    我的逃避是有道理的。

    我出生在一个偏辟贫穷的小村，家里的姊妹很多，不可能都上得起学，于是我的姊妹们牺牲了她们上学的机会，全家把所有的希望全压在我身上。我奶奶常说：“满园的果子只指望你这一树红呀！”

    在这种压力下，我从来不敢懈怠，很害怕回家看见家人失望的眼睛，虽然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那种眼神我读得懂。

    我初中的时候帮着食堂卖饭，以此来换取每天的一日三餐。

    高中的时候我在假期中卖冰棍、汽水，西瓜，挣的钱用来缴下学期的学费。

    本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花家里的钱了，我记得我那时做家教，卖报纸，抱着吉它在歌舞厅伴唱，甚至倒卖二手自行车。

    最艰苦的是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考研这条路。所有的村人都不理解，认为大学毕业不去上班，却整天闲呆在家。甚至有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所以找不到工作。

    那个夏天，我会一大早就搬了一个小桌子和椅子在自家屋后的林子里看书，不时会有扛锄的壮汉、背着棉药筒的妇人或割草的孩子从我的面前经过，和忙碌的他们相比，静静的坐在那里的我像是一个废物。我不得不顶着各色的眼光看书，因为在我看书的时候，我的家人正顶着烈日毫无怨言的在田里忙碌着，包括我七十七岁的爷爷。一直到天黑，我才会把桌椅再搬回家。后来为了免去每天搬来搬去的麻烦，我在看完书就索性把椅子和桌子用链条锁在树上。

    也就在这年夏天，疼我的爷爷死了。爷爷死的时候，所有的亲人都在身边，除了我。因为爷爷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对二亚子说，他看书要紧。”二亚子是我的小名。

    后来我想了想，爷爷在断气的时候，我正在背时事，一本记载当年世界大事国家要事的小册子。

    爷爷死后，为了清净，我搬进了他的小屋（前面还有一间大房子，但祖孙三代都住在里面，很吵），草房子，土坯墙，有一面还裂了一条大缝，好像在不怀好意的狞笑。

    由于墙是土的，所以砸了很多木橛子，上面挂着我爷爷的遗物，一些破鞋子，用了几十年的军用皮带，那大约还是我爸十九岁当兵的时候发的。

    我把所有的考研资料堆在两个凳子架起的门板上（因为家里的另一张桌子要用来吃饭）。晚上我就趴在门板上在昏暗的灯泡下做英文阅读理解。

    下大雨的时候我的奶奶，有时是我妈，就会冒雨从前面的大屋走来喊我到前面睡，怕这小屋倒了。

    最痛苦的是这破屋子漏雨，满地的泥泞不说，有时会把我的被褥，书什么的全部淋湿。记得一次我半夜醒来，房间里的水已可以没腿肚子了，我的鞋子和几本书都已顺水而去。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看书并走进南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