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九章 直接明牌
几个军官跟唐生明热烈握手，叫“你不要害怕”。日本鬼子花样百出，说唐生明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接下来都甲一番话，大大出乎唐生明——包括今天的我们之意外。
都甲说：“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见唐生明愣在那里，都甲接着说：“你能够到南京来工作，我们很欢迎，可惜没有早点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尽力支持你。重庆联系的电台要保留下来，由我们负责保护。南京政府（指汪精卫政权）决不敢难为你，一切由我们做主。要是没有专用电台，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听了都甲这一席话，唐生明心花怒放，心道：“真正‘非常高兴’的不应该是我吗？”
为什么明知道唐生明是间谍、是卧底，日本鬼子不但不杀他，还要保护他呢？当年的唐生明同样疑惑。都甲等人看出唐生明的疑惑，便陪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正三见到唐生明也非常客气，除了重复都甲那一套话之外，更坦率地说：“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现在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他越谈态度越谦和，搞得唐生明快要怀疑谁才是阶下囚了。
最后河边说：“我们决定派人与你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保证你工作顺利进行。”临别时，河边又说：“你建议重庆方面不要再在上海南京暗杀个别日本人，这种建议很有见识，我们非常重视，也十分赞赏。”
日本侵略者对唐生明这样谦恭有礼，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日本刚发动太平洋战争，参谋本部期望中国战场暂时缓和一下，集中军力攻占东南亚，攫取那里的资源。日本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造成的这种“奇葩”现象不止一例。在胡兰成与张爱玲故事中就讲过，胡兰成写文章说“日本人必败，汪政权必亡”，反倒得到日军的同感和拯救。另外，国民党重要人物吴开先，也是被捕后送回了重庆。
唐生明一阵高兴之后，并没有飘飘然，而是清醒、慎重地考虑了一番。他知道同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想：“我与他们没有交情，他们也不讲交情，稍不合意，他们便翻脸无情，随时可以杀我。”现在这种境况，既不能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宜直接承认这种关系。一向“讷于言”的唐生明谨慎地说了一句：“重庆方面，我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都甲听了唐生明的话，也不勉强，并带他去见日军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几个月前畑俊六视察“清乡”时，唐生明见过。这次再见面，畑俊六客气很多，重复了河边说过的话，并对唐生明勉励了一番。唐生明还是以对河边那套话回答。
河边等人招待唐生明午餐，然后送到贵宾馆，说马上派人来跟你联络。唐生明说想去见见家人，日军爽快答应了。
唐生明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见到徐来、张素贞，几人悲喜交加，恍如隔世！
接下来，他要去见汪精卫了。一年前欢迎唐生明的晚宴上那一幕，犹历历在目。事情的发展如此戏剧化，唐生明想不到，汪精卫也想不到。所以这次会见特别尴尬。汪精卫的心思不难理解。他冒风险、顶骂名跑出来当汉奸，没想到日本人还是想同蒋介石谈，这置汪精卫和伪南京国民政府于何地！？但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对日本人的决定，别说抗争，连埋怨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有埋怨唐生明太不够交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一直瞒着他。唐生明见汪精卫心情不佳，谈了几句匆匆告辞。
强势“老太婆”陈璧君，旁边是叶蓬
勉强过了汪精卫这一关，陈璧君没那么好打发。当知道唐生明是卧底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主张严办——严办的意思，当然是“咔嚓”喽——汪精卫没有当场表态，只叫李士群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来再说。没想到一到南京，日军就将唐生明“截胡”。陈璧君和陈公博这才不敢再提严办的话。
有一天陈璧君离开上海，李士群叫上唐生明去给她送行。唐生明对“老太婆”避之惟恐不及，不愿意去，但李士群硬拉着他去，没办法，只好一起到了陈家。一进门，陈璧君劈头就骂，没有良心、不讲交情……只要想得到的难听话都骂出来。唐生明早有心理准备，就当个闷葫芦不开嘴，让她骂个够。这反倒让陈璧君更为生气，好几次手指都点到了唐生明脑门上。从家里一直骂到上飞机，陈璧君没停口，唐生明没开口。看着飞机起飞，唐生明总算松了一口气，埋怨身旁的李士群，不该叫自己来。李士群宽慰他说：“既然还要在这里活动，大家关系要搞好些，我是好意。”唐生明一想：也是，汪精卫、陈璧君不能骂日本人，只有把自己作出气筒，让她骂，出这一口气，反倒是好事。
五、“沾光”
蒋介石和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唐生明搭上日军高层关系，也很高兴。戴笠发电赞扬唐生明不负校长重托，同时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本人来往，不要承认代表谁，对日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唐生明明白自己仍在“走钢丝”——事情办得好，万事大吉，万一办砸了，蒋介石随时可能把自己抛出去当替罪羊。日军几次派参谋官来联络，问重庆方面有什么反应？唐生明总回答：“他们还在研究。”
有求于人的时候，日本人总是殷勤备至。加上军统停止暗杀日本官兵，日军感到很满意。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来到唐家，担任联络和保护。松井办事十分认真尽责，每天一大早来，直到晚上唐家人休息才回去。
既然身份已公开，还有松井“贴心”“保护”，以前躲藏在郊区的电台搬到了唐家三楼。唐家住的那片地区经常轮流停电，电台工作时常受到影响。唐生明向松井“提意见”，松井马上转告日军司令部，立即命令电力公司：这一段不准再轮流停电，并且要通宵供电。住在同一片区的熟人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常常同唐生明开玩笑，说是沾了重庆代表的“光”。当时上海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煤、米、汽油等紧缺，有钱也难买到。日军给了唐生明一份“特供”，非常丰富充足，吃不完、用不完的，每个月还能送给朋友，许多大汉奸都自愧不如！
不仅如此，就在昨天11月28日，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份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戴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的较量中，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求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使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晴气庆胤、中岛信一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
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退台之后，撰写回忆录《英雄无名》丛书5册，详细回忆了他的特务生涯，留下了不少资料。
可惜，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区长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此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上海孤岛沦陷，在这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AH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除了汤家沟，长江两岸没有搞经济的地方了。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华克之和郑德升认真分析了冈田的情况，认为他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荼毒甚深的日本军人，他既为日军战败而痛苦迷惘，又贼心不死，期待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在郑德升的引荐下，华克之以第五战区特别中将的身份与冈田数次会面，向他表示：自己既反对蒋介石，对新四军、八路军也没有好感，并认为这两股势力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均无益处。为此他谋求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起炉灶，寻求其他道路拯救中国，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招兵买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
都甲说：“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见唐生明愣在那里，都甲接着说：“你能够到南京来工作，我们很欢迎，可惜没有早点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尽力支持你。重庆联系的电台要保留下来，由我们负责保护。南京政府（指汪精卫政权）决不敢难为你，一切由我们做主。要是没有专用电台，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听了都甲这一席话，唐生明心花怒放，心道：“真正‘非常高兴’的不应该是我吗？”
为什么明知道唐生明是间谍、是卧底，日本鬼子不但不杀他，还要保护他呢？当年的唐生明同样疑惑。都甲等人看出唐生明的疑惑，便陪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正三见到唐生明也非常客气，除了重复都甲那一套话之外，更坦率地说：“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现在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他越谈态度越谦和，搞得唐生明快要怀疑谁才是阶下囚了。
最后河边说：“我们决定派人与你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保证你工作顺利进行。”临别时，河边又说：“你建议重庆方面不要再在上海南京暗杀个别日本人，这种建议很有见识，我们非常重视，也十分赞赏。”
日本侵略者对唐生明这样谦恭有礼，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日本刚发动太平洋战争，参谋本部期望中国战场暂时缓和一下，集中军力攻占东南亚，攫取那里的资源。日本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造成的这种“奇葩”现象不止一例。在胡兰成与张爱玲故事中就讲过，胡兰成写文章说“日本人必败，汪政权必亡”，反倒得到日军的同感和拯救。另外，国民党重要人物吴开先，也是被捕后送回了重庆。
唐生明一阵高兴之后，并没有飘飘然，而是清醒、慎重地考虑了一番。他知道同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想：“我与他们没有交情，他们也不讲交情，稍不合意，他们便翻脸无情，随时可以杀我。”现在这种境况，既不能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宜直接承认这种关系。一向“讷于言”的唐生明谨慎地说了一句：“重庆方面，我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都甲听了唐生明的话，也不勉强，并带他去见日军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几个月前畑俊六视察“清乡”时，唐生明见过。这次再见面，畑俊六客气很多，重复了河边说过的话，并对唐生明勉励了一番。唐生明还是以对河边那套话回答。
河边等人招待唐生明午餐，然后送到贵宾馆，说马上派人来跟你联络。唐生明说想去见见家人，日军爽快答应了。
唐生明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见到徐来、张素贞，几人悲喜交加，恍如隔世！
接下来，他要去见汪精卫了。一年前欢迎唐生明的晚宴上那一幕，犹历历在目。事情的发展如此戏剧化，唐生明想不到，汪精卫也想不到。所以这次会见特别尴尬。汪精卫的心思不难理解。他冒风险、顶骂名跑出来当汉奸，没想到日本人还是想同蒋介石谈，这置汪精卫和伪南京国民政府于何地！？但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对日本人的决定，别说抗争，连埋怨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有埋怨唐生明太不够交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一直瞒着他。唐生明见汪精卫心情不佳，谈了几句匆匆告辞。
强势“老太婆”陈璧君，旁边是叶蓬
勉强过了汪精卫这一关，陈璧君没那么好打发。当知道唐生明是卧底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主张严办——严办的意思，当然是“咔嚓”喽——汪精卫没有当场表态，只叫李士群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来再说。没想到一到南京，日军就将唐生明“截胡”。陈璧君和陈公博这才不敢再提严办的话。
有一天陈璧君离开上海，李士群叫上唐生明去给她送行。唐生明对“老太婆”避之惟恐不及，不愿意去，但李士群硬拉着他去，没办法，只好一起到了陈家。一进门，陈璧君劈头就骂，没有良心、不讲交情……只要想得到的难听话都骂出来。唐生明早有心理准备，就当个闷葫芦不开嘴，让她骂个够。这反倒让陈璧君更为生气，好几次手指都点到了唐生明脑门上。从家里一直骂到上飞机，陈璧君没停口，唐生明没开口。看着飞机起飞，唐生明总算松了一口气，埋怨身旁的李士群，不该叫自己来。李士群宽慰他说：“既然还要在这里活动，大家关系要搞好些，我是好意。”唐生明一想：也是，汪精卫、陈璧君不能骂日本人，只有把自己作出气筒，让她骂，出这一口气，反倒是好事。
五、“沾光”
蒋介石和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唐生明搭上日军高层关系，也很高兴。戴笠发电赞扬唐生明不负校长重托，同时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本人来往，不要承认代表谁，对日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唐生明明白自己仍在“走钢丝”——事情办得好，万事大吉，万一办砸了，蒋介石随时可能把自己抛出去当替罪羊。日军几次派参谋官来联络，问重庆方面有什么反应？唐生明总回答：“他们还在研究。”
有求于人的时候，日本人总是殷勤备至。加上军统停止暗杀日本官兵，日军感到很满意。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来到唐家，担任联络和保护。松井办事十分认真尽责，每天一大早来，直到晚上唐家人休息才回去。
既然身份已公开，还有松井“贴心”“保护”，以前躲藏在郊区的电台搬到了唐家三楼。唐家住的那片地区经常轮流停电，电台工作时常受到影响。唐生明向松井“提意见”，松井马上转告日军司令部，立即命令电力公司：这一段不准再轮流停电，并且要通宵供电。住在同一片区的熟人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常常同唐生明开玩笑，说是沾了重庆代表的“光”。当时上海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煤、米、汽油等紧缺，有钱也难买到。日军给了唐生明一份“特供”，非常丰富充足，吃不完、用不完的，每个月还能送给朋友，许多大汉奸都自愧不如！
不仅如此，就在昨天11月28日，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份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戴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的较量中，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求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使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晴气庆胤、中岛信一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
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退台之后，撰写回忆录《英雄无名》丛书5册，详细回忆了他的特务生涯，留下了不少资料。
可惜，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区长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此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上海孤岛沦陷，在这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AH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除了汤家沟，长江两岸没有搞经济的地方了。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华克之和郑德升认真分析了冈田的情况，认为他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荼毒甚深的日本军人，他既为日军战败而痛苦迷惘，又贼心不死，期待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在郑德升的引荐下，华克之以第五战区特别中将的身份与冈田数次会面，向他表示：自己既反对蒋介石，对新四军、八路军也没有好感，并认为这两股势力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均无益处。为此他谋求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起炉灶，寻求其他道路拯救中国，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招兵买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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