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头面风光

    头面风光

    一

    二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进过理发店。

    光听这句话还不至于吃惊，因为大家会想到，单位里可能会有一间理发室，朋友间可能会有一位能够理理剪剪的人。

    但是，都没有。

    “那由谁给你理发？”他们问。

    “我妻子马兰，由她包了三分之一。”我回答。

    “马兰学过理发吗？”他们问。

    “没有。她在我头上开始第一剪。”我回答。

    “第一剪之后到外面学过吗？”他们问。

    “我的头是她唯一的学校。”我回答。

    “你说她包了三分之一，那么还有三分之二交给谁了？”他们问。

    “我自己。”我回答。

    “你自己？自己怎么剪？”他们问。

    “左手摸头发，右手拿剪刀，摸到长了就一下子。”我回答。

    “用镜子吗？”他们问。

    “镜子没用。只用触觉。”我回答。

    听完以上问答，大家一定会非常惊异，但更惊异的，是以下这个事实——

    这二十几年，恰恰是我无法推拒各方面的盛情不得不频繁上电视的年月。例如，在国际大专电视辩论赛中担任“现场总讲评”很多年，这个节目在海内外播出时拥有很多观众；又如一再被邀主持环球历险考察，整整几个月每天都要不断在电视直播中讲述；再如，为北京大学各科系讲授中国文化史，全部课程也由电视转播……

    这也就是说，由我自己或马兰随手乱剪的头，几乎天天要以特写的镜头面对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观众！

    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始终没有一个观众对我的发式、发型提出过任何意见？一年没有，两年没有，二十几年都没有。

    答案没有找到，却让我更加放心地拿起了剪刀。

    如此怠慢理发，并不是我故作潇洒，而是遇到了一系列无可奈何的状况。

    二

    记得在环球历险考察时要经过很多恐怖主义地区，成天毛骨悚然，可以想象头发纷披的样子。这样子，出现在镜头上倒是与环境气氛符合。过些天，暂时脱离恐怖主义地区了，主要标志是路边有了一些小买卖。有一次看到那些小买卖边上用一块黑油布围了一把脏兮兮的椅子，黑油布上挂了一条硬纸，上面画了一些红白相间的斜条，有点像国际间通用的理发店记号。我对自己的猜测产生了好奇，就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果然头发已经又长又乱，便向那把脏兮兮的椅子走去。刚走两步，就见到一个男子用当地土话招呼我，手上举着一把生锈的大剪刀。正是这把剪刀把我吓着了，我赶紧扭身而回。

    这天晚上我在栖身的小旅馆里找出随身带着的普通小剪子，决定自己来剪一下头发，因为明天一早还要上镜头。这一路，马兰不在身边，只能自己动手。

    我右手握着小剪子在头发上滑动，只要左手抓住了什么，便咔嚓一声。随即把剪下来的一小绺头发放在手边的稿纸上，就像白亮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小撮乌云。很快，第二、第三撮乌云又来了。

    侧头一看，觉得这个比喻太大了，其实这一绺绺剪下来的头发，更像一支毛笔涂下的残墨。

    不错，残墨比乌云更准确。我是一个写书法的人，这一路没有携带毛笔砚台，却让头顶负载来了“残墨”。如此一想，我决定把这些“残墨”洒落到这恐怖而又荒凉的沙漠上，便起身关掉了房间的灯，拉开了厚厚的黑窗布，打开了窗。在这里，任何一扇有灯光的窗，随时都可能招来射击。

    我在关灯、开窗的过程中，突然想到，在中国古代，“断发而祭”，是一种隆重的典仪。此刻窗外，还有土垒战壕，我以此来祭祀伟大古文明的陨落，来祭祀千年雄魂的悖逆。我相信，在我之前，不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断发而祭”。

    三

    那么，回到国内，为什么还不去理发店呢？

    前面已经提到，我的电视节目总有很高的收视率，播出期间很多人都记住了我的脸，走在路上很不方便。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师只吹风不理发，我一个人在北京找不到隐秘的理发处所。也知道一些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会有专职理发师，我不便请他们陪我去，闹出大动静。

    有一次，我离开招待所到附近一家饺子馆用餐。我点了一份最普通的水饺，没想到这样的馆子所说的“一份”，量有多大。至少有三十几只吧，其实我吃了十只左右就已经饱了。一问，那个馆子也没有打包带走的盒子。正当不知所措之际，才发现周围所有桌子的顾客都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全部笑容表明，他们都是我的观众，而且好像都知道，我由于不知道“一份”的分量而遇到了麻烦。他们都好奇地期待着，看我如何处理这个麻烦。搁下盘子离开，是一个最笨拙的办法，因为大家都厌恶浪费粮食的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四周的好奇，却又不能向他们点头微笑，只能用筷子拨弄着饺子，眼睛则打量门外，希望正好有一个熟人经过，然后大呼小叫地请进来，让他坐在我边上，假装老友重逢，话语滔滔，顾不及吃东西了，然后找个时机离开。

    但这只是幻想，那个熟人始终没有在门外出现。我只能干熬着，两眼落寞地打发时间。等到周围的顾客熬不过了，一桌桌先后离开，我才悠然起身，慢慢地向门外走去。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警惕：在电视节目播出期间，尽量不到公共场所，包括理发店。

    因此，我又只能由自己来剪头发了。

    回到上海家里，请马兰剪，那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马兰也不专业，剪头发的时候就笑话连连。

    有一次她下手有误，把我的鬓角剪得太多，露出了一块白白的头皮，十分惹眼。要命的是我下午就要演讲，怎么办？

    我先想到用墨汁涂一下。马兰笑着说，万一流汗了，墨汁与汗一起流下来，在脸上留下几道乌黑的纹样，怎么办？

    因此，她想到了擦皮鞋的黑色鞋油，涂上去，不会随汗水流下。黑色鞋油已经长久不用，忘了放在哪里了，好不容易找到，已经有点干涸。试着一涂，太厚太黑，更加难看，于是又在笑声中洗掉。

    洗掉后我低头一想，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的演讲精彩，所有的听众都被内容吸引，谁还会关注鬓角？”

    马兰也说：“对，这里留点白，别人还以为是一种新的发式，把你看成一个引领潮流的人。”

    果然，下午演讲，大获成功，没有人批评我的鬓角。

    既然自剪头发的事情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乐趣，那就更没有理由进理发店了。

    一些朋友知道了这个秘密，聚会时会故意绕着我的头转一遍，然后大声说：“糟糕，这里又剪坏了！”

    我就说：“这又是马兰失手，请大家原谅。”

    马兰立即声明：“这是他自己剪的，我根本没有动手！”她边说边来端详我后面的头发。

    四

    ——我故意把一件小事写得啰里啰唆，是想憋住劲，说一个大道理。

    理发，很多人看得很重。因为这是“头面风光”，牵涉到一个人的自身尊严，以及对他人的礼貌。如果让那些较真的评论家来分析，又可上纲上线为“媒体的格调”、“职业的本分”、“群体的形象”。国学派的评论家，会把这事提升到“礼仪规范”；西学派的评论家，则会提升到“绅士风度”。

    但是，我把这一切，都放弃了。

    说到底，“头面风光”，没有那么重要。

    我所说的“头面风光”并不是指那些虚衔空名，而是实实在在承载着我的五官表情的“头面”，展示着我的言辞气度的“风光”。

    不错，这也不重要。

    比较重要的是，“头面”背后是什么，“风光”背后是什么。

    天下文化，皆分浅、深两层。浅层文化和深层文化不能分割，而且还会互相转化。但一般说来，浅层文化更注重“头面风光”，因为它有一种通俗的感官吸引力而容易被大众接受。但是，我亲身所做的实验证明，即便是大众，也未必执着于此。我的观众，“大众”得不能再“大众”了，但他们居然对我的“头面”集体放逐，不予理会。

    因此，我要劝导一切为外部形象而苦恼的朋友：“头面”本来是做给大众看的，但大众并不在乎，你为什么要在乎？

    大众什么时候会在乎“头面”？在你实在拿不出“头面”底下的东西的时候。这就像看不到珠宝匣里有珠宝，只能看看那匣子了。

    有的朋友执着于“头面风光”，也许是因为有人在向你的“头面”投污。那就更不必生气了，考古现场证明，匣子上多一点泥污，对内藏并无损害。

    投污越多，越证明你是苏东坡所说的“无尽藏”。

    由此我也可以顺便来解开一个谜。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我对报刊网络间的谣言诽谤从不在乎，难道不怕有损形象？

    我笑了：“形象？看看我二十几年来怎么理发，就知道了。”

    文末需要说明，现在我不上电视了。

    不是因为身体疲倦，而是因为兴趣疲倦。不是因为观众疲倦了我，而是我疲倦了观众。

    请观众原谅，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只能说真话。

    剪头发的事，还是由我自己和马兰轮着做，我三分之二，她三分之一。剪下来的头发，仍然放在手边的稿纸上，依然像一绺绺乌云，一撮撮残墨。只不过，出现不少花白的丝缕，就像乌云渗进了日光，就像残墨渗进了清水，都淡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