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两个地狱之门
两个地狱之门
漫长的阅读经历，已经使我有能力对中外历史上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保持平静，并用从容的笔调把它们写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秘藏在心底，长久不敢去惊动。因为一惊动，我的身心必然会产生强烈震撼，很难消解。
但是，一直秘藏终究不是办法，我决定还是用最收敛的笔调，写一篇短文。
为什么这件事会让我的身心产生强烈震撼？
这与以下一些问题有关。
问：在中国运用文字以来的四千多年历史上，哪一个写作人的成就最为宏大？
答：司马迁。
问：他为什么能获得这个地位？
答：他的巨著《史记》，从精神理念到编写体制，被以后的全部断代史所沿用，因此他是中国历史思维的奠基者。同时，在文字表现上，他又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支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渗透着他的文化基因。
问：以单个生命体完成如此伟业，他一定是一个超常健全的人吧？
答：不，恰恰相反。当《史记》的写作还“草创未就之时”，由于在朝堂上为一位战败将军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触怒了汉武帝，被施行了“腐刑”，也就是阉割了男性的生理之本。这当然比死亡还要屈辱百倍，但他咬着牙齿活了下来，为了《史记》。
问：读者难于想象，这部皇皇巨著，居然在地狱里写成。在写成的那一天，他一定感慨万千吧？
答：当然感慨万千，但又无处可说，因为一开口就深感羞辱。甚至也不能对家人说，因为阉割之祸使家门受辱，祖坟蒙污。难道这个天下最善于表达的人要把这么多难于启齿的话语全部憋在心底永不吐露，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吗？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位叫任安的友人，也被莫名其妙地判处了死刑，很快就要执行，司马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倾吐滔滔心声。他只想倾吐，又不想被世间的一切耳朵听到，因此只能倾吐给一个临死的人。我曾说，这是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信永远让人惊心动魄。
问：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史记》刚刚完成？
答：对。两个地狱之间的信，牵连着一部天堂之书。
问：司马迁写完这封信，还活了多久？
答：不清楚，没有任何记载。一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写完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生平，却没有把自己的生平写完，但也许是故意。一般认为，他写这封信后不久也死了。这封信，相当于绝命书。信稿留下来了，大家都能读到，叫《报任安书》。
以上六番问答，大体说明了我每次产生强烈震撼的原因。
当极度的伟大和极度的卑辱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最高含量和最后边沿。
中国，居然是靠着这个不敢自称男子的男子，靠着他苍白的脸，萎弱的手，建立了全部历史尊严。
文化，居然是靠着他每天汗流浃背的无限孤独，攀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摩天峰巅。
就在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中，我们读到了几乎一切中国人都知道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句话，后人常常误读，以为不惜赴死就是重于泰山。其实，司马迁认为，死是容易的，但极有可能轻于鸿毛，甚至九牛一毛。最难的是，即便以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活着，也能够“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重于泰山了。
这也就是说：精神尊严，高于世俗尊严；人格尊严，高于生理尊严；历史尊严，高于即时尊严；宏观尊严，高于直观尊严。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不断听到不少前辈文人的诚恳表述，说平生读到最感动的文章，就是这篇《报任安书》。我发现，凡是有这种表述的人，人品都很不错。从现代反推上去，可以判断这封写于两个地狱之间的信，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心态，作了何等程度的提醒和安抚。
前面说到，司马迁为自己指定的目标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目标的后面两点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常认同，我本人也为之写过很多文章，此处恕不重复；但是对第一点“究天地之际”，大家常常缺少深刻认识，以为是泛泛之言。
事实上，《史记》留下了大量天文学的资料，而且极具价值。例如，他在《天官书》中发现了月食的周期，并为五大行星裁定了统一的名称，总结了它们顺行、逆行和相对静止的时间规律，又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更加明亮。他描述了恒星的不同颜色和明亮度，观察了变星的隐显，还记录了彗星、大流星、陨石、极光、黄道光和新星的奇异天象。他的某些天文观察，早了欧洲一千多年，毫无疑问是古代东方第一流的天文学家。
除了天文学之外，《史记》还对地理、经济、财政、水利、礼制、音乐等等学科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了百科全书式的完整结构。由此想起，现在多数论述《史记》的著作，都要用“无韵之《离骚》”来做归纳，实在很不妥当。《离骚》是个人抒情之作，真不该拿来比附《史记》这样庞大的实体工程，因为这对《史记》和《离骚》都不公平。试想，如果把昆仑山脉说成是“无松之黄山”，是不是有点怪异？那好像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课堂里的随口一说，生前也没有出版过，如果知道现在竟如此流行，他一定会感到尴尬。
不管怎么说，《史记》早已远远超越个人而成为全部中国文化的地标式构建。一个蒙受最大屈辱的伤残之人能靠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构建，证明在地狱之门背后，可以有无边无涯的精神天地。
现在我终于要转过身来，面对地狱的制造者了。
而且，不仅仅是司马迁的一座地狱，还包括任安的地狱和其他很多地狱。
他，就是汉武帝刘彻。
说起来，汉武帝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中的佼佼者。他强化封建专制，削弱地方割据，解除匈奴威胁，开辟丝绸之路，开发西南地区，确认儒学正统……，终于建立起了空前强大的汉帝国。这一来，一个“汉”字重似千钧，“秦人”改称“汉人”，华夏民族统称为“汉族”。其功绩之大，足以彪炳千古。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架庞大的天平出现了。天平的一边，是无数的功绩，无限的权力，无边的体制，无量的赞誉；而天平的另一边，则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架天平，怎么有可能平衡？
结果，天平剧烈晃荡。
汉武帝十六岁称帝，三十七岁时已经大致战胜匈奴，四十岁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而到五十七岁，他下令阉割了司马迁，成了摧残中国伟大学者的地狱。杀害任安，则是八年后的事，汉武帝已经六十五岁了，离他去世还有六年。
照理，汉武帝脑子很清晰，应该听得明白那天司马迁表面上在为败将李陵说几句话，实际上是在宽慰盛怒中的自己。但他却无端地怀疑，司马迁有可能在影射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另一位将军李广利，立即作出了匪夷所思的残忍判决。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长期的专制集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超限度的敏感，并由此转向多疑和暴怒。
乍一看，超敏、多疑、暴怒，好像是专制集权的强化，其实却泄露了深层次的脆弱和恐惧。试想在早期，同样是他，在派遣张骞，指挥卫青、霍去病的时代，怎么可能为一个文官的几句温和语言而暴跳如雷？然而，当下的他，已经很不自信。他知道长年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已经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他知道在人们越来越响的称颂声中已经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问。由于是彻底集权，他又无法把这一切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只能恼羞成怒。
汉武帝下令阉割司马迁，其实是阉割了自己的政治气格。
至于杀害任安，则牵涉到汉武帝的另一个政治噩梦。
汉武帝像很多陷于衰势的集权者一样，越来越迷信方士神巫。他深信一种起自民间的“巫蛊”之术会左右朝廷政治，便任命江充全面追缉，严刑逼供，造成数万人冤死。江充已把矛头指向太子刘据，刘据不得不起兵反抗江充，但汉武帝站在江充一边，致使太子兵败自杀。
事过之后追究太子同党，汉武帝认定任安“持两端”、“有两心”，而判决“腰斩”。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任安的地狱。司马迁得知判决后，就写了这封《报任安书》。
但不久之后汉武帝就发现太子起兵只是被迫，便立即反过来灭了江充家族和同党，并在太子去世的地方筑起“思子宫”，以示悼念。由此可知，这位政治强人晚年的心理变态，已到了什么地步。
终于，在逼死太子、腰斩任安、制造万人冤案的两年之后，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公开对群臣宣布：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时，他又发布了“陈既往之悔”的《轮台罪己诏》，宣布不再将西域的战争升级，而转向“思富养民”。他在诏书中说，轮台那个地方，从车师（今属吐鲁番）往西还有千余里，那么远的距离，还要派兵去烽燧戍边，又要遣送老弱孤独者屯垦，实在是“扰劳天下”，并非为民。因此决定，“由是不复出军”。
这个打了半个世纪仗的战争帝王，终于为了民生，投身和平。
发表这个《轮台罪己诏》之后才一年多，汉武帝就去世了。幸好，这个强悍生命在熄灭之前留下了这么浓重的“罪己”举动。这使他又比其他专制帝王高出了一截。
当然，汉武帝没有对阉割司马迁、腰斩任安的事发表“罪己诏”。他早就为这些暴行后悔了，却认为是小事，不必公开检讨。
其实，历代帝王不懂，不管是你们声泪俱下的“罪己诏”，还是声色俱厉的这个诏、那个诏，在历史典籍中，只是一些无足轻重、随手可删的零碎素材。就连你们声势浩大的征战地图，至多也只是历史典籍边上的几笔粗疏线条，还未必能挤进插页。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无论在国家图书馆还是家庭藏书室，有关中华文化，书架上占据最醒目地位的，总是厚厚一排《史记》。《史记》中飘出一道平静而忧郁的目光，谁都知道，这目光来自两千多年前。这道目光完全不在乎宏伟宣言、大小排场，只在乎天道、人心、民生、文明。
这道目光曾经穿越过一座座地狱，最终成了至高的历史审判者。
它一直被压在权力底层，因此洞悉权力，终于成了让一切权力者猝不及防的最后权力。
我们所说的“大文化”，即与此有关。
漫长的阅读经历，已经使我有能力对中外历史上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保持平静，并用从容的笔调把它们写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秘藏在心底，长久不敢去惊动。因为一惊动，我的身心必然会产生强烈震撼，很难消解。
但是，一直秘藏终究不是办法，我决定还是用最收敛的笔调，写一篇短文。
为什么这件事会让我的身心产生强烈震撼？
这与以下一些问题有关。
问：在中国运用文字以来的四千多年历史上，哪一个写作人的成就最为宏大？
答：司马迁。
问：他为什么能获得这个地位？
答：他的巨著《史记》，从精神理念到编写体制，被以后的全部断代史所沿用，因此他是中国历史思维的奠基者。同时，在文字表现上，他又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支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渗透着他的文化基因。
问：以单个生命体完成如此伟业，他一定是一个超常健全的人吧？
答：不，恰恰相反。当《史记》的写作还“草创未就之时”，由于在朝堂上为一位战败将军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触怒了汉武帝，被施行了“腐刑”，也就是阉割了男性的生理之本。这当然比死亡还要屈辱百倍，但他咬着牙齿活了下来，为了《史记》。
问：读者难于想象，这部皇皇巨著，居然在地狱里写成。在写成的那一天，他一定感慨万千吧？
答：当然感慨万千，但又无处可说，因为一开口就深感羞辱。甚至也不能对家人说，因为阉割之祸使家门受辱，祖坟蒙污。难道这个天下最善于表达的人要把这么多难于启齿的话语全部憋在心底永不吐露，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吗？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位叫任安的友人，也被莫名其妙地判处了死刑，很快就要执行，司马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倾吐滔滔心声。他只想倾吐，又不想被世间的一切耳朵听到，因此只能倾吐给一个临死的人。我曾说，这是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信永远让人惊心动魄。
问：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史记》刚刚完成？
答：对。两个地狱之间的信，牵连着一部天堂之书。
问：司马迁写完这封信，还活了多久？
答：不清楚，没有任何记载。一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写完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生平，却没有把自己的生平写完，但也许是故意。一般认为，他写这封信后不久也死了。这封信，相当于绝命书。信稿留下来了，大家都能读到，叫《报任安书》。
以上六番问答，大体说明了我每次产生强烈震撼的原因。
当极度的伟大和极度的卑辱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最高含量和最后边沿。
中国，居然是靠着这个不敢自称男子的男子，靠着他苍白的脸，萎弱的手，建立了全部历史尊严。
文化，居然是靠着他每天汗流浃背的无限孤独，攀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摩天峰巅。
就在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中，我们读到了几乎一切中国人都知道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句话，后人常常误读，以为不惜赴死就是重于泰山。其实，司马迁认为，死是容易的，但极有可能轻于鸿毛，甚至九牛一毛。最难的是，即便以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活着，也能够“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重于泰山了。
这也就是说：精神尊严，高于世俗尊严；人格尊严，高于生理尊严；历史尊严，高于即时尊严；宏观尊严，高于直观尊严。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不断听到不少前辈文人的诚恳表述，说平生读到最感动的文章，就是这篇《报任安书》。我发现，凡是有这种表述的人，人品都很不错。从现代反推上去，可以判断这封写于两个地狱之间的信，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心态，作了何等程度的提醒和安抚。
前面说到，司马迁为自己指定的目标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目标的后面两点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常认同，我本人也为之写过很多文章，此处恕不重复；但是对第一点“究天地之际”，大家常常缺少深刻认识，以为是泛泛之言。
事实上，《史记》留下了大量天文学的资料，而且极具价值。例如，他在《天官书》中发现了月食的周期，并为五大行星裁定了统一的名称，总结了它们顺行、逆行和相对静止的时间规律，又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更加明亮。他描述了恒星的不同颜色和明亮度，观察了变星的隐显，还记录了彗星、大流星、陨石、极光、黄道光和新星的奇异天象。他的某些天文观察，早了欧洲一千多年，毫无疑问是古代东方第一流的天文学家。
除了天文学之外，《史记》还对地理、经济、财政、水利、礼制、音乐等等学科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了百科全书式的完整结构。由此想起，现在多数论述《史记》的著作，都要用“无韵之《离骚》”来做归纳，实在很不妥当。《离骚》是个人抒情之作，真不该拿来比附《史记》这样庞大的实体工程，因为这对《史记》和《离骚》都不公平。试想，如果把昆仑山脉说成是“无松之黄山”，是不是有点怪异？那好像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课堂里的随口一说，生前也没有出版过，如果知道现在竟如此流行，他一定会感到尴尬。
不管怎么说，《史记》早已远远超越个人而成为全部中国文化的地标式构建。一个蒙受最大屈辱的伤残之人能靠一人之力完成这样的构建，证明在地狱之门背后，可以有无边无涯的精神天地。
现在我终于要转过身来，面对地狱的制造者了。
而且，不仅仅是司马迁的一座地狱，还包括任安的地狱和其他很多地狱。
他，就是汉武帝刘彻。
说起来，汉武帝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中的佼佼者。他强化封建专制，削弱地方割据，解除匈奴威胁，开辟丝绸之路，开发西南地区，确认儒学正统……，终于建立起了空前强大的汉帝国。这一来，一个“汉”字重似千钧，“秦人”改称“汉人”，华夏民族统称为“汉族”。其功绩之大，足以彪炳千古。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架庞大的天平出现了。天平的一边，是无数的功绩，无限的权力，无边的体制，无量的赞誉；而天平的另一边，则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架天平，怎么有可能平衡？
结果，天平剧烈晃荡。
汉武帝十六岁称帝，三十七岁时已经大致战胜匈奴，四十岁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而到五十七岁，他下令阉割了司马迁，成了摧残中国伟大学者的地狱。杀害任安，则是八年后的事，汉武帝已经六十五岁了，离他去世还有六年。
照理，汉武帝脑子很清晰，应该听得明白那天司马迁表面上在为败将李陵说几句话，实际上是在宽慰盛怒中的自己。但他却无端地怀疑，司马迁有可能在影射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另一位将军李广利，立即作出了匪夷所思的残忍判决。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长期的专制集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超限度的敏感，并由此转向多疑和暴怒。
乍一看，超敏、多疑、暴怒，好像是专制集权的强化，其实却泄露了深层次的脆弱和恐惧。试想在早期，同样是他，在派遣张骞，指挥卫青、霍去病的时代，怎么可能为一个文官的几句温和语言而暴跳如雷？然而，当下的他，已经很不自信。他知道长年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已经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他知道在人们越来越响的称颂声中已经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问。由于是彻底集权，他又无法把这一切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只能恼羞成怒。
汉武帝下令阉割司马迁，其实是阉割了自己的政治气格。
至于杀害任安，则牵涉到汉武帝的另一个政治噩梦。
汉武帝像很多陷于衰势的集权者一样，越来越迷信方士神巫。他深信一种起自民间的“巫蛊”之术会左右朝廷政治，便任命江充全面追缉，严刑逼供，造成数万人冤死。江充已把矛头指向太子刘据，刘据不得不起兵反抗江充，但汉武帝站在江充一边，致使太子兵败自杀。
事过之后追究太子同党，汉武帝认定任安“持两端”、“有两心”，而判决“腰斩”。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任安的地狱。司马迁得知判决后，就写了这封《报任安书》。
但不久之后汉武帝就发现太子起兵只是被迫，便立即反过来灭了江充家族和同党，并在太子去世的地方筑起“思子宫”，以示悼念。由此可知，这位政治强人晚年的心理变态，已到了什么地步。
终于，在逼死太子、腰斩任安、制造万人冤案的两年之后，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公开对群臣宣布：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时，他又发布了“陈既往之悔”的《轮台罪己诏》，宣布不再将西域的战争升级，而转向“思富养民”。他在诏书中说，轮台那个地方，从车师（今属吐鲁番）往西还有千余里，那么远的距离，还要派兵去烽燧戍边，又要遣送老弱孤独者屯垦，实在是“扰劳天下”，并非为民。因此决定，“由是不复出军”。
这个打了半个世纪仗的战争帝王，终于为了民生，投身和平。
发表这个《轮台罪己诏》之后才一年多，汉武帝就去世了。幸好，这个强悍生命在熄灭之前留下了这么浓重的“罪己”举动。这使他又比其他专制帝王高出了一截。
当然，汉武帝没有对阉割司马迁、腰斩任安的事发表“罪己诏”。他早就为这些暴行后悔了，却认为是小事，不必公开检讨。
其实，历代帝王不懂，不管是你们声泪俱下的“罪己诏”，还是声色俱厉的这个诏、那个诏，在历史典籍中，只是一些无足轻重、随手可删的零碎素材。就连你们声势浩大的征战地图，至多也只是历史典籍边上的几笔粗疏线条，还未必能挤进插页。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无论在国家图书馆还是家庭藏书室，有关中华文化，书架上占据最醒目地位的，总是厚厚一排《史记》。《史记》中飘出一道平静而忧郁的目光，谁都知道，这目光来自两千多年前。这道目光完全不在乎宏伟宣言、大小排场，只在乎天道、人心、民生、文明。
这道目光曾经穿越过一座座地狱，最终成了至高的历史审判者。
它一直被压在权力底层，因此洞悉权力，终于成了让一切权力者猝不及防的最后权力。
我们所说的“大文化”，即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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