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九章 格己之非

    那个时空，李清照享有“词国皇后”和“千古第一才女”的美誉，后人对李清照的才华都赞美有加。一言蔽之，千百年来，李清照的风头一直强盛。估摸大多数现代人士和笔者一样，是先知李清照而后知其老爸李格非的。

    但其老爸李格非不是那种“后三十年看子敬父”的角色，他的容貌才气属“高大上”档次哟。

    首先简论容貌。据《宋史》载：李格非“俊警异甚”。按现代语释意，是小鲜肉一块、帅哥儿一枚且十分机警。请注意，这史书是正史，而不是野史，正史为啥用上了当时的流行热语呢？只能说明李格非是那种文貌双全的超级美男，绝不是如今称的那种“娘炮”型人物！

    其次说说家学渊源，李格非与其父亲（李清照的爷爷），皆为学士韩琦的门下。据《宋史.韩琦传》载：“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忠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三十岁刚到被人尊为公，不是辈份高，是品行学识过人哦。

    韩琦弱冠之年考取进士第二名，任职谏官敢于直谏，始终替朝廷着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敢当面羞辱狄青，杀狄青的手下都不用找理由。这些鲜明的特质，对李格非影响很大。

    李格非是而立之年中的进士，历任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太学录、太学士、校书郎、著作佐郎、监庙、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职，全是文化类官员，尚文轻武的宋朝，能跻身于这样的文臣班子，并得到不断晋升，充分说明其学识功底深厚。

    除了《宋史》外，还有几种史书都说到他俊警。可以推论，李格非的容貌和才学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李格非的人品也是非常高尚的。他在京师为官时，章谆当上宰相，为推行新法拉拢李格非，拟任命他做“检讨”。章谆为人肚量狭小，且和苏轼是政敌，李格非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章谆的“好意”，为此被降职到广信（江西上饶，比辛弃疾更早与上饶结缘哪）做通判也在所不惜。

    李格非没有大多数当父亲的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随大流庸俗认识，是文人中的开明人士。他对女儿从不严加约束和管教。比如不准随意进书房，不准随意外出、不准......只是以身作则进行引导，让其健康快乐地自由发展。因此使李清照从小就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和社交的环境。

    或许正因如此，再加上李清照的学习十分自觉刻苦，她常到藏书十分丰富的父亲书房去翻阅书藉，经常夜以继日地练习写作，这才有了“词国皇后”。

    这个时空，倒也大抵一致，李府家境一样的清贫。

    因为李格非为官清廉，在李清照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里相对较为清贫。因为大定有兼职兼薪的制度，郡守不忍看他们家的清贫之苦，想让李格非兼任其他职务，以增加俸禄，但是被李格非谢绝——他认为既然当官就不能再去兼任其他职务，他的思想对李清照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清贫只是相对而言，大定官员的薪酬待遇还是相当优厚的，反正李格非不喜钻营，倒是少了官场诸多迎来送往。

    京城大居不易，待他升任京官，虽然贵为一部佐貮官，算是踏入朝廷中枢之列，薪酬也是水涨船高。

    此时的官员在年俸之外，还有禄粟、绫绢绵、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甚至包括喂马的草料等实物补贴。

    另外，官员虽然不种田，可朝廷会给他们分配一块田地——职田。从真宗时期开始，宋朝恢复了职田制度，授予地方官员一定面积的职田。两京、大藩府的职田最高，有四十顷，约二万多亩。就连偏远地区的小县县令，都有七顷田地，约四千六百多亩。官员将职田租给佃农耕种，每年坐享其成，也是一笔丰厚的收入。

    朝廷对官员很体贴，“爱屋及乌”之下，连他们的家属都照料得无微不至。官员到地方上做官，是不能携带家属的。期间，家属的赡养费和米、面、肉等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财政承担。这样一来，官员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奈何李格非太过清廉，全无雁过拔毛的官场习气，薪水也只是将将够一大家子的用度。

    仁宗时期，翰林学士张伯镇就发过牢骚：

    “任京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翰林学士，何种身份地位，宋朝做过翰林学士的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地位优越。这样的人居然每月初等待发工资的时候感觉日子过得好慢，要交房租时感觉怎么日子过得如此之快。

    “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

    李府便是李格非租的住所，一个月三十贯。这等租金可见小园林并非真的是小园林，算得上是小别墅了。

    李格非的薪水除了购买书籍、家里用度和房屋租金，真心是所剩无几了。之所以狠下心来租了园林，那也是尽力为妻儿创造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这个园林算是不错的了，与冯过住的院子却相去甚远。

    话说冯家在小七身上可真的是下了血本，十几万贯的院子说买就买，全款哦。只要是冯过所需，族里必千方百计的满足，其在族里的地位也压过了族长冯礼唐。倒是冯居庸夫好二人并未因而飘飘然，一如往常的对待族老。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春秋战国以后，一个宗族所包含的人口往往可达几千；魏、晋、昌、楚时，个别豪门大姓甚至有上万人。

    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的各个诸侯国不再为此有所顾虑，相互之间不断发生血腥战争，使得作为政治制度的宗法制度破产了。但是宗法制度中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原则和精神，经过儒家的宣扬和努力，竟然奇迹般地维系下来了，渐渐形成“宗族”制。

    族长是宗族利益的代表，主管宗族内外事务，调解仲裁族内矛盾，行使着宗族的各项权力，同时协助政府对族民进行教育管理，帮助政府收缴税赋、组织徭役等。那些乡绅都是每个族的族长，往上可以去做朝廷命官，往下做一族之长，协助朝廷官员办理一些事物，因此族长有见官不拜的特权。

    而族规与家规原本为家族规约中的一干双枝，并无明显区别，只是前者更为严格。如敦人伦、笃宗教、课子弟、正闺门、慎交游、勤职业、崇节俭、忍小忿、恤贫苦、睦乡邻等内容，常见于族规之中。家族权力的应用，必须以族规宗范为准则。族规的核心是“敬宗”和“收族”两大方面。“敬宗”是强调传统的追溯，旨在建立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伦序；“收族”则着眼于现实，寻求家族内部长期和平共处、聚而不散的途径。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

    朝廷对县城之外的广阔乡村，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让当地的宗族士绅们用乡规民约处理日常事务，只要能按时按量的完成官府的赋税徭役之类任务、不发生什么恶性案件，地方官们是不会下基层的。

    某种意义上说，族规是比国法更好使的，效果显著，一旦被逐出宗族，那么这人也就成了无根浮萍，从此孑孓无依也。

    总而言之，轻易别忤逆族长。

    登门拜访，除了三舅置办的随手礼，冯过还带了私人礼物。

    文叔先生爱读书，冯七郎投其所好，带了新鲜出炉的《渔樵对答》、《驭人经》及另外两篇奇文。

    《渔樵对答》字数少，不够单独出书，他便干脆将《驭人经》等也一并“写”了出来，让六叔找人印了出来。“吉阳书局”已筹建的七七八八，这便算是“试营业”了。书只印了十册，送与诸师长“斧正”。

    “吏骄则叱之，吏狂则抑之，吏怠则警之，吏罪则罚之……”李格非随手翻阅了两页，神情有些复杂，问道：“改之，你是准备印刊此书？”

    冯过点头：“是的，格非先生。”

    在李格非和杨廷和面前，他始终无法自如的称呼“恩师”，在资哲面前却可一口一声“老师”。

    李格非叹道：“此书一出，必被官员奉为圭臬。若是皆如书中所为，则普天之下皆是能臣干吏。以你之龄竟能有此领悟，说是高屋建瓴亦不为过。”

    冯过道：“心有所感罢了，世上焉有完全顺遂之事，只不过是有所希翼，但求能多几位为人民服务之能吏。”

    “为人民服务。”李格非细嚼慢品，点头赞许：“为官者正当如是也。”

    驭人之术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自古以来，欲窥其中之秘者不可胜数，但鲜有人得其精髓。驭人之术不仅是领导者的必备本领，更是普通人走向成功的必备技能，得此亦可掌握人际间平衡。

    《驭人经》便是一本讲述如何驾驭他人的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