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的歌声
塞壬的歌声——结核病背后的隐喻（二）
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希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癌症。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结核病的治疗要应对的是食欲增加，而癌症的治疗却要应对食欲不振和缺乏食欲。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结核病是一种远离城市的病。改变环境，被认为有助于结核病人的治疗，病人甚至能因此康复。有一种观点认为，结核病是一种湿病，是在潮湿昏暗的城市里产生的病。身体内部变得潮湿(“肺里有湿气”是一种常用的说法)，必须弄干。医生们建议病人去那些地势高、空气干燥的地方一一大山、沙漠等等。这些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在《茶花女》中，当阿尔芒赢得了玛格丽特的芳心后，就随即把她从邪恶、不健康的巴黎迁到了有益于健康的乡下:立刻，她就康复了。而当玛格丽特离开乡村，重返城市，就等于放弃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运已经注定，结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
通过上述几点，我们知道，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它起着这样的暗示——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一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由此，结核病完成了从文学领域到社会风尚的跨越。
那这背后体现着什么呢？我们回到茶花女那个时代，那正是“消瘦、苍白”流行的时候，而且这被看作是一种贵族气质，尽管这同时又是贵族开始没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急欲以自己所剩的惟一的优势——文化修养、高雅趣味、高贵礼仪等等——来争夺资产阶级所忽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领导权，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优势，这样，越少显示物质性的东西，似乎就越能显示精神性，追求一种高度的贫瘠(消瘦、苍白)，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对比。它使结核病成了一种精神资本。这也是“肺病”是“灵魂病”隐喻的来由。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隐喻一样，结核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足以运用到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绘某个人(如一个孩子)的死，说他死得太“美好”了，全无性的色彩:这是对那种天使般一尘不染的心理学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描绘性方面情感的方式——为放荡开脱责任，把它归咎为一种客观的、生理的颓废或涣散状态。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上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这便是披在结核病身上的外衣，这便是塞壬的歌声。
我的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想提醒大家，不单单是肺结核，在梅毒、大流感、艾滋乃至SARS和新冠身上——隐喻的幽灵从未消散，塞壬从未停止过歌唱！
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希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癌症。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结核病的治疗要应对的是食欲增加，而癌症的治疗却要应对食欲不振和缺乏食欲。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结核病是一种远离城市的病。改变环境，被认为有助于结核病人的治疗，病人甚至能因此康复。有一种观点认为，结核病是一种湿病，是在潮湿昏暗的城市里产生的病。身体内部变得潮湿(“肺里有湿气”是一种常用的说法)，必须弄干。医生们建议病人去那些地势高、空气干燥的地方一一大山、沙漠等等。这些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在《茶花女》中，当阿尔芒赢得了玛格丽特的芳心后，就随即把她从邪恶、不健康的巴黎迁到了有益于健康的乡下:立刻，她就康复了。而当玛格丽特离开乡村，重返城市，就等于放弃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运已经注定，结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
通过上述几点，我们知道，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它起着这样的暗示——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一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由此，结核病完成了从文学领域到社会风尚的跨越。
那这背后体现着什么呢？我们回到茶花女那个时代，那正是“消瘦、苍白”流行的时候，而且这被看作是一种贵族气质，尽管这同时又是贵族开始没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急欲以自己所剩的惟一的优势——文化修养、高雅趣味、高贵礼仪等等——来争夺资产阶级所忽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领导权，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优势，这样，越少显示物质性的东西，似乎就越能显示精神性，追求一种高度的贫瘠(消瘦、苍白)，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对比。它使结核病成了一种精神资本。这也是“肺病”是“灵魂病”隐喻的来由。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隐喻一样，结核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足以运用到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绘某个人(如一个孩子)的死，说他死得太“美好”了，全无性的色彩:这是对那种天使般一尘不染的心理学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描绘性方面情感的方式——为放荡开脱责任，把它归咎为一种客观的、生理的颓废或涣散状态。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上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这便是披在结核病身上的外衣，这便是塞壬的歌声。
我的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想提醒大家，不单单是肺结核，在梅毒、大流感、艾滋乃至SARS和新冠身上——隐喻的幽灵从未消散，塞壬从未停止过歌唱！
温馨提示：按 回车[Enter]键 返回书目，按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键 进入下一页，加入书签方便您下次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