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朱由校抿了抿唇，圆圆的窄下巴随着他的这个动作收缩得尖起来，天启皇帝的长相，与朱元璋和朱棣的那种方脸大耳、浓髭密须已是大相径庭，他长了一张秀气的小脸，再加上同样秀气的小眼睛和小鼻子，以及并未蓄须的白净面颊，看上去像是从现代的古装偶像剧里走出来的，“朕说了嘛，这派遣镇守中官的事儿，还是容后再议，不过说到毛文龙的靠山么……”
皇帝放下凿子，揣起手细细地端详着屏风上的梅花枝干，“这才过了年，玉河馆里朝鲜贺岁使还没有回国罢？他们可有奏疏递上来？”
李氏朝鲜派使者来北京朝贡，是大明建国以来的老传统，朝鲜太祖李成桂自登基之初就确定了“事大主义”国策，将《孟子》中“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之语奉为外交信条，将小国依附大国，藩属国侍奉宗主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故而李氏朝鲜素来以“小中华”自居，在政治上向大明称臣，奉大明为正朔，使用大明的年号与历法，思想上盛行“慕华”，遵奉三纲五常、敦行孝悌等儒家理学，文化上事事模仿大明，从华夏衣冠到刑政法度，从礼仪律条到冠婚丧祭，无一不以大明为标准。
自李成桂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天子赐予“朝鲜”国号之后，朱元璋便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明确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并要求朝鲜将朝贡定为“三年一期”，而朝鲜为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则主张“一年三贡”，而在实际操作中，朝鲜使者来大明的朝贡次数远不止一年三次，而是平均每年六到八次之多。
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等，在每年大明皇帝的圣诞日、大明皇后的令诞日、大明皇太子的千秋日、冬至日以及正月新年时，朝鲜都会例行派遣使者奉表朝贺、进贡方物，每一年在正月赶到北京，为大明皇室贺岁的，即被称作为朝鲜“贺岁使”。
贺岁使不是某一人的特定官职，往往是一支庞大的朝鲜使节团，每年大约有两百人至三百人的成员进京，由正使、副使、书状官这“三使”带领，正使与副使一般从朝鲜正三品以上宗室及官员中选拔，负责代表朝鲜出席大明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如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等，书状官则从朝鲜五品官员中挑选，负责详细记录使团的每日行程、沿途见闻，归国后向国王禀报。
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大部之前，朝鲜使者一般是由朝鲜义州过鸭绿江，然后经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到达京师，这条路线约长一千二百公里，一般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天启四年之后，朝鲜入京的贡道发生了更改，变成了朝鲜使臣先由辽东外海到达山东登州，然后再走陆路至北京这样的行程，除去等待朝廷公文手续的时间，一般也需耗费五十日至六十日。
由于朝鲜使者来京一次甚是不易，皇帝便在北京为他们开设了固定居所，也就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而会同馆就在玉河桥旁，故而俗称玉河馆，在现代则大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横东街的华严庵。
朝鲜贺岁使入京贺岁之后，一般会停留四十日，按照大明的朝贡成例，各国使节团朝贡完毕之后，可以在会同馆内开市三日，而对于朝鲜和琉球这两个最为“恭顺”的属国则没有开市时间限制，可以天天售卖自己的方物。
因此对于朝鲜使节团而言，除了叩见进贺，携带特产人参，借朝贡滞留北京期间，同大明臣民贸易，购买大明物产也是使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按照明初的规定，朝鲜的岁贡金银银数是两千两，而因银矿缺乏，朝鲜曾多次请求大明蠲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
于是自宣德四年之后，朝鲜使团不再携带银两，而是改带人参于会同馆贸易，所贸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每次可携带八包，每包人参重十斤，故而被称作为“八包贸易”，到了天启年间，朝鲜使节团所携带的人参已不止八包之数，所以朝鲜使者每回朝贡开市，都是桩稳赚不赔的买卖，毕竟大明为宗主国，在朝贡中向来讲究“薄来厚往”，为维持天朝上国的大国气度，从不计较朝鲜使节团留京时间过长的问题。
有了“八包贸易”这一节在前，众人自是不对朱由校的问话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一年之中，朝鲜人倒有大半年是住在会同馆的，由于朝鲜人皆精通汉文，其他国家的使节都被拘束在会同馆的一亩三分地内，唯独朝鲜人不但能在京师内自由出入，还经常可以看到朝廷律令、奏文邸报，随意打听到发生在大明各地的政治新闻，甚至直接与大明官僚交通往来。
王体乾在一堆奏疏中翻了又翻，这才寻出原本，“有，朝鲜贺岁使金尚宪上呈奏疏，朝鲜国王李倧请求撤还辽民，安插中土。”
朱由校依旧揣着手，慢条斯理地道，“那就给朕念念罢。”
王体乾朗诵道，“朝鲜国王李倧奏：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辽民襁负而至者，前后数十万，亦小邦之所仰藉也。顾以小邦封疆褊小，上瘠民贫，兵兴数载，外内骚动，四民失业。毛镇统兵民男妇数十万口，其明责支给，固已不赀，即种种取资，动以贸迁为名，然其所用贸迁皆难得之货，小邦谣俗所不须者，而藐尔之地，生谷有限，内以供本国之军饷，外以济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
“辽民之离穴者迫于饥馁，散布村阎，强者攫夺，弱者丐乞，督府钤束非不严重，顾耳目有所未及到，法度有所未尽，加兵民被挠，不堪其苦，抛弃乡井，转徙内地，辽民逐食，亦渐入内地。自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无论客胜而主不堪，即主既不存，客将安傅？向者臣将此事情具奏陈请。”
朱由校听罢，不禁满意地点点头，朝鲜国王在上呈大明皇帝的奏疏中以“臣”自称，足可见其恭顺，“朝鲜虽为藩国，但也是我大明的忠实盟友，自从李倧继位之后，朝鲜不仅为毛文龙提供立足之地，还竭尽全力地接济东江的军民所需，只要毛文龙发话，无论是米面粮豆，还是马匹、火铳、铜铁，朝鲜都没有不应承的，如今李倧竟然请求朕从东江接还辽民，那定然是毛文龙没有尽到约束军民的责任。”
“这样罢，这封奏疏，朕也驳回去，大明与朝鲜休戚相关，奴酋崛起辽东，同样也威胁朝鲜，李倧如何能置身事外？不过既然朕驳了李倧，那这封奏疏，同样也该抄送邸报，毛文龙能深入后金腹地，完全是依托和挟恃于朝鲜的支持，辽东一日未复，朝鲜就要多救济一日辽民，倘或毛文龙昧于大局，不能体察朝鲜接济东江的难处，那朕也不能罔顾朝鲜国王的屡次陈情。”
魏忠贤恍然大悟，“皇爷是想用朝鲜敲打毛文龙？”
朱由校咧嘴一笑，“朕不过是效仿太祖故事罢了，都说我大明与朝鲜两国自建国之初就睦邻友好，亲密无间，可是昔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弑君篡位，派遣使者请求册封时，太祖皇帝却拒绝正式册封其为朝鲜国王，且拒绝颁降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同时命礼部发布咨文，责令必须维持现状，又指责李成桂奏章用词傲慢无礼，更采用李成桂是李仁任之子的说法，宣称李仁任、李成桂父子接连弑杀四位高丽国王，将之编入《皇明祖训》，于是李成桂仅能以‘权知朝鲜国事’自称，成为其毕生憾事。”
“太祖皇帝这样做，自是有其深意，只是许多人不解，认为李成桂虽然弑君，但极度亲近我大明，元顺帝北逃时，高丽王见此乱局，想乘机进攻辽东，扩充疆土，李成桂原本是高丽王朝威望极高的武将，深受王禑信任，于是王禑便派遣李成桂出兵辽东，李成桂见此前我军一举击溃了盘踞辽东的元军残部纳哈出，以为我军强大，高丽出兵必败，则不愿出兵。”
“而王禑却不想错过坐收渔利的大好机会，强行命令李成桂出征，不料，李成桂奉命出征后，高丽军遇上大雨，行进困难，粮草又发了霉，李成桂上书，请求退军，遭到王禑拒绝，不仅如此，王禑还警告李成桂，如果拖延战机，将治以重罪，李成桂本就对战胜我军没有把握，王禑的一再拒绝，彻底让他寒了心，直到高丽军队行至鸭绿江的威化岛时，李成桂终于说服同行将领与他一起叛变，以‘兵谏’的名义突然班师，攻陷了国都，废黜了高丽王王禑。”
“很多人会说，或许是因为太祖皇帝以淮右布衣之身起兵，得国最正，而李成桂出身高丽王朝的武将世家，其父李子春为元朝千户兼达鲁花赤，曾助高丽王朝收复双城总管府，并抵御红巾军，所以在太祖皇帝眼里，李成桂废黜高丽王，是为‘叛主’的乱臣贼子，若是许可李成桂政权，将来难免会有野心家效仿，因此才回绝了李成桂的请封，借此警告众臣恪守本分。”
“但依朕来看呢，太祖皇帝的见地，远不在这‘名分’二字上，李成桂篡位时，高丽王朝已有四百七十五年的国祚，王族和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极为严格，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都在几个大姓贵族手中轮转，与东晋门阀极其相似，虽然高丽王朝也模仿唐宋选官制度，设立科举，但因为贵族掌握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并没有给出身寒门的文人太多话语权，因此高丽王朝的宗族势力十分强大，倘或我大明表态支持李成桂，若是高丽王朝在大姓贵族的支持下复辟，无疑会憎恨大明而转向蒙古，从而不断侵犯辽东，所以太祖皇帝才静观其变，拒绝认可李成桂为朝鲜国王。”
“而当李成桂掌握大权后，他为了对抗拥护高丽王朝的旧贵族，提拔了一批寒门文人出任要职，并鼓励他们针砭时弊，寻找各种理由弹劾旧贵族，同时，李成桂还推行了‘科田法’，将将旧贵族手中的田产、寺院收回，按照官职高低分给支持他的武人和寒门士子，以此‘市不易肆，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朝鲜王朝的易姓革命，待太祖皇帝眼见李成桂坐稳江山，朝鲜国国中形势稳定之后，才最终在下发朝鲜的咨文中主动称呼其为‘朝鲜国王’。”
“所以所谓的‘恩同父子，义则君臣’，无非是在太祖皇帝的许与不许之间，现在毛文龙之于朕，也是如此，他能仗着大明总兵的身份在东江胡作非为，凭的就是朕给他的这个赐命，倘或朕对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甚是不满，李倧又岂会一直以礼相待？更何况，朝鲜不断地为毛文龙提供支持，也是为了想要依靠东江镇分担后金的军事威胁。”
“本来一到冬天，鸭绿江水冰合，防冬任务便异常艰巨，毛文龙往年例在蛇浦、铁山、昌城、朔州、义州等处设防，与朝鲜犄角互援，以备后金铁骑冲袭，而他这回为了不援宁远，必然撤兵入岛，妄置朝鲜与后金铁骑正面相抗，以图自保，而朕向来要求朝鲜与毛文龙通力协作，共同进退，以成牵制之功，他这样不听话，朕当然要给他一个教训了，朝鲜要是把他给撂在一旁不管了，朕看他能怎么办。”
魏忠贤道，“可毛文龙终究并不是李成桂，他又没有改朝换代的本事，皇爷要是不认他这个平辽总兵官了，万一后金再有异动，朝鲜人把毛文龙捆了献给奴酋，那不就弄巧成拙了吗？”
皇帝放下凿子，揣起手细细地端详着屏风上的梅花枝干，“这才过了年，玉河馆里朝鲜贺岁使还没有回国罢？他们可有奏疏递上来？”
李氏朝鲜派使者来北京朝贡，是大明建国以来的老传统，朝鲜太祖李成桂自登基之初就确定了“事大主义”国策，将《孟子》中“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之语奉为外交信条，将小国依附大国，藩属国侍奉宗主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故而李氏朝鲜素来以“小中华”自居，在政治上向大明称臣，奉大明为正朔，使用大明的年号与历法，思想上盛行“慕华”，遵奉三纲五常、敦行孝悌等儒家理学，文化上事事模仿大明，从华夏衣冠到刑政法度，从礼仪律条到冠婚丧祭，无一不以大明为标准。
自李成桂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天子赐予“朝鲜”国号之后，朱元璋便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明确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并要求朝鲜将朝贡定为“三年一期”，而朝鲜为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则主张“一年三贡”，而在实际操作中，朝鲜使者来大明的朝贡次数远不止一年三次，而是平均每年六到八次之多。
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等，在每年大明皇帝的圣诞日、大明皇后的令诞日、大明皇太子的千秋日、冬至日以及正月新年时，朝鲜都会例行派遣使者奉表朝贺、进贡方物，每一年在正月赶到北京，为大明皇室贺岁的，即被称作为朝鲜“贺岁使”。
贺岁使不是某一人的特定官职，往往是一支庞大的朝鲜使节团，每年大约有两百人至三百人的成员进京，由正使、副使、书状官这“三使”带领，正使与副使一般从朝鲜正三品以上宗室及官员中选拔，负责代表朝鲜出席大明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如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等，书状官则从朝鲜五品官员中挑选，负责详细记录使团的每日行程、沿途见闻，归国后向国王禀报。
在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大部之前，朝鲜使者一般是由朝鲜义州过鸭绿江，然后经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到达京师，这条路线约长一千二百公里，一般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天启四年之后，朝鲜入京的贡道发生了更改，变成了朝鲜使臣先由辽东外海到达山东登州，然后再走陆路至北京这样的行程，除去等待朝廷公文手续的时间，一般也需耗费五十日至六十日。
由于朝鲜使者来京一次甚是不易，皇帝便在北京为他们开设了固定居所，也就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而会同馆就在玉河桥旁，故而俗称玉河馆，在现代则大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横东街的华严庵。
朝鲜贺岁使入京贺岁之后，一般会停留四十日，按照大明的朝贡成例，各国使节团朝贡完毕之后，可以在会同馆内开市三日，而对于朝鲜和琉球这两个最为“恭顺”的属国则没有开市时间限制，可以天天售卖自己的方物。
因此对于朝鲜使节团而言，除了叩见进贺，携带特产人参，借朝贡滞留北京期间，同大明臣民贸易，购买大明物产也是使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按照明初的规定，朝鲜的岁贡金银银数是两千两，而因银矿缺乏，朝鲜曾多次请求大明蠲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
于是自宣德四年之后，朝鲜使团不再携带银两，而是改带人参于会同馆贸易，所贸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每次可携带八包，每包人参重十斤，故而被称作为“八包贸易”，到了天启年间，朝鲜使节团所携带的人参已不止八包之数，所以朝鲜使者每回朝贡开市，都是桩稳赚不赔的买卖，毕竟大明为宗主国，在朝贡中向来讲究“薄来厚往”，为维持天朝上国的大国气度，从不计较朝鲜使节团留京时间过长的问题。
有了“八包贸易”这一节在前，众人自是不对朱由校的问话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一年之中，朝鲜人倒有大半年是住在会同馆的，由于朝鲜人皆精通汉文，其他国家的使节都被拘束在会同馆的一亩三分地内，唯独朝鲜人不但能在京师内自由出入，还经常可以看到朝廷律令、奏文邸报，随意打听到发生在大明各地的政治新闻，甚至直接与大明官僚交通往来。
王体乾在一堆奏疏中翻了又翻，这才寻出原本，“有，朝鲜贺岁使金尚宪上呈奏疏，朝鲜国王李倧请求撤还辽民，安插中土。”
朱由校依旧揣着手，慢条斯理地道，“那就给朕念念罢。”
王体乾朗诵道，“朝鲜国王李倧奏：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辽民襁负而至者，前后数十万，亦小邦之所仰藉也。顾以小邦封疆褊小，上瘠民贫，兵兴数载，外内骚动，四民失业。毛镇统兵民男妇数十万口，其明责支给，固已不赀，即种种取资，动以贸迁为名，然其所用贸迁皆难得之货，小邦谣俗所不须者，而藐尔之地，生谷有限，内以供本国之军饷，外以济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
“辽民之离穴者迫于饥馁，散布村阎，强者攫夺，弱者丐乞，督府钤束非不严重，顾耳目有所未及到，法度有所未尽，加兵民被挠，不堪其苦，抛弃乡井，转徙内地，辽民逐食，亦渐入内地。自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无论客胜而主不堪，即主既不存，客将安傅？向者臣将此事情具奏陈请。”
朱由校听罢，不禁满意地点点头，朝鲜国王在上呈大明皇帝的奏疏中以“臣”自称，足可见其恭顺，“朝鲜虽为藩国，但也是我大明的忠实盟友，自从李倧继位之后，朝鲜不仅为毛文龙提供立足之地，还竭尽全力地接济东江的军民所需，只要毛文龙发话，无论是米面粮豆，还是马匹、火铳、铜铁，朝鲜都没有不应承的，如今李倧竟然请求朕从东江接还辽民，那定然是毛文龙没有尽到约束军民的责任。”
“这样罢，这封奏疏，朕也驳回去，大明与朝鲜休戚相关，奴酋崛起辽东，同样也威胁朝鲜，李倧如何能置身事外？不过既然朕驳了李倧，那这封奏疏，同样也该抄送邸报，毛文龙能深入后金腹地，完全是依托和挟恃于朝鲜的支持，辽东一日未复，朝鲜就要多救济一日辽民，倘或毛文龙昧于大局，不能体察朝鲜接济东江的难处，那朕也不能罔顾朝鲜国王的屡次陈情。”
魏忠贤恍然大悟，“皇爷是想用朝鲜敲打毛文龙？”
朱由校咧嘴一笑，“朕不过是效仿太祖故事罢了，都说我大明与朝鲜两国自建国之初就睦邻友好，亲密无间，可是昔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弑君篡位，派遣使者请求册封时，太祖皇帝却拒绝正式册封其为朝鲜国王，且拒绝颁降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同时命礼部发布咨文，责令必须维持现状，又指责李成桂奏章用词傲慢无礼，更采用李成桂是李仁任之子的说法，宣称李仁任、李成桂父子接连弑杀四位高丽国王，将之编入《皇明祖训》，于是李成桂仅能以‘权知朝鲜国事’自称，成为其毕生憾事。”
“太祖皇帝这样做，自是有其深意，只是许多人不解，认为李成桂虽然弑君，但极度亲近我大明，元顺帝北逃时，高丽王见此乱局，想乘机进攻辽东，扩充疆土，李成桂原本是高丽王朝威望极高的武将，深受王禑信任，于是王禑便派遣李成桂出兵辽东，李成桂见此前我军一举击溃了盘踞辽东的元军残部纳哈出，以为我军强大，高丽出兵必败，则不愿出兵。”
“而王禑却不想错过坐收渔利的大好机会，强行命令李成桂出征，不料，李成桂奉命出征后，高丽军遇上大雨，行进困难，粮草又发了霉，李成桂上书，请求退军，遭到王禑拒绝，不仅如此，王禑还警告李成桂，如果拖延战机，将治以重罪，李成桂本就对战胜我军没有把握，王禑的一再拒绝，彻底让他寒了心，直到高丽军队行至鸭绿江的威化岛时，李成桂终于说服同行将领与他一起叛变，以‘兵谏’的名义突然班师，攻陷了国都，废黜了高丽王王禑。”
“很多人会说，或许是因为太祖皇帝以淮右布衣之身起兵，得国最正，而李成桂出身高丽王朝的武将世家，其父李子春为元朝千户兼达鲁花赤，曾助高丽王朝收复双城总管府，并抵御红巾军，所以在太祖皇帝眼里，李成桂废黜高丽王，是为‘叛主’的乱臣贼子，若是许可李成桂政权，将来难免会有野心家效仿，因此才回绝了李成桂的请封，借此警告众臣恪守本分。”
“但依朕来看呢，太祖皇帝的见地，远不在这‘名分’二字上，李成桂篡位时，高丽王朝已有四百七十五年的国祚，王族和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极为严格，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都在几个大姓贵族手中轮转，与东晋门阀极其相似，虽然高丽王朝也模仿唐宋选官制度，设立科举，但因为贵族掌握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并没有给出身寒门的文人太多话语权，因此高丽王朝的宗族势力十分强大，倘或我大明表态支持李成桂，若是高丽王朝在大姓贵族的支持下复辟，无疑会憎恨大明而转向蒙古，从而不断侵犯辽东，所以太祖皇帝才静观其变，拒绝认可李成桂为朝鲜国王。”
“而当李成桂掌握大权后，他为了对抗拥护高丽王朝的旧贵族，提拔了一批寒门文人出任要职，并鼓励他们针砭时弊，寻找各种理由弹劾旧贵族，同时，李成桂还推行了‘科田法’，将将旧贵族手中的田产、寺院收回，按照官职高低分给支持他的武人和寒门士子，以此‘市不易肆，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朝鲜王朝的易姓革命，待太祖皇帝眼见李成桂坐稳江山，朝鲜国国中形势稳定之后，才最终在下发朝鲜的咨文中主动称呼其为‘朝鲜国王’。”
“所以所谓的‘恩同父子，义则君臣’，无非是在太祖皇帝的许与不许之间，现在毛文龙之于朕，也是如此，他能仗着大明总兵的身份在东江胡作非为，凭的就是朕给他的这个赐命，倘或朕对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甚是不满，李倧又岂会一直以礼相待？更何况，朝鲜不断地为毛文龙提供支持，也是为了想要依靠东江镇分担后金的军事威胁。”
“本来一到冬天，鸭绿江水冰合，防冬任务便异常艰巨，毛文龙往年例在蛇浦、铁山、昌城、朔州、义州等处设防，与朝鲜犄角互援，以备后金铁骑冲袭，而他这回为了不援宁远，必然撤兵入岛，妄置朝鲜与后金铁骑正面相抗，以图自保，而朕向来要求朝鲜与毛文龙通力协作，共同进退，以成牵制之功，他这样不听话，朕当然要给他一个教训了，朝鲜要是把他给撂在一旁不管了，朕看他能怎么办。”
魏忠贤道，“可毛文龙终究并不是李成桂，他又没有改朝换代的本事，皇爷要是不认他这个平辽总兵官了，万一后金再有异动，朝鲜人把毛文龙捆了献给奴酋，那不就弄巧成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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