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七章 死亡约会
每年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牌坊乡教育组都要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
教师们因此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新学年会不会变动，有可能去哪所学校上班。对于乡教育组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不以为然。
教育部门又不是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控制的需要，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关键岗位和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换工作岗位。教师就是个教书的，在哪所学校工作性质都一样，又不会发生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何必这样调过来调过去呢？领导们真是不嫌麻烦！
说实话，在这些人员调动中，有的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也有很大一部分，存在滥用职权的嫌疑。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以权谋私，借人事调动捞取各种好处。这种情况，也不只教育部门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各行各业恐怕都有。想完全杜绝可能有点儿困难，我们只希望这种不良风气能够逐步得到好转。
牌坊中学今年的人事变动不大。
董志芳因她老公转业到地方工作，她也随着一起调走了。新分配来一个师专毕业生，顶替她教英语。黄老先生因病提前退休，少了一个语文教师。所以，从季店乡调来了一个小伙子，填补这个空缺岗位。走两个，来两个，其他的“涛声依旧”，人员总数没有发生变化。
新调来的语文教师叫邹发松，二十四岁，尚未结婚。其实，他本来就是牌坊乡人，家就在邹肖村。师范学校毕业时，鬼使神差地分配到了季店乡，在季店中学已经干了五年整。
孝天市所管辖的二十多个乡镇中，季店乡相对比较落后，是公认的穷乡僻壤。而紧邻花园镇的牌坊乡，则属于较为先进的发达乡镇。因此，邹发松的这次工作调动，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故里，而是“人往高处走”的整体提升，是喜事。不过，让牌坊中学的教职工们感到奇怪的是，邹发松调到这里来上班，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喜悦，反而总是闷闷不乐的。
邹发松与王加根一个办公室，两人的办公桌紧挨在一起，座位正好面对面。王加根虽说只比邹发松大两岁，但毕竟是牌坊中学的“老人儿”，又是学校团高官兼语文教研组长，邹发松对他比较尊重。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经常寻求王加根的帮助；教学上碰到什么问题，也虚心向王加根请教。得知加根夫妻俩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女儿四岁就上小学了，邹发松特别羡慕。他说他们事业家庭两不误，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王加根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楷模不楷模！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有个事做，能混口饭吃就行了。孩子四岁上学也是被逼无奈，如果这里有幼儿园，他绝对不会让女儿这么小就去小学读书。
按惯例，王加根安排邹发松讲了一堂语文公开课。
结果发现，这小伙子教学功底比较扎实，书教得还不错，是个有前途的好苗子。后来又听说，邹发松曾经被评为孝天地区优秀教师，王加根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亚运会开幕之后，王加根几次邀请邹发松去他们家看实况转播，但邹发松总是说家里有事，一次也没有去过。平时教师们打麻将、斗地主，邹发松也很少参与。
王加根因此觉得这小伙子性格孤僻，不太合群。
听邹肖村的几个教师讲，邹发松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双亲，种着几亩责任田。他现在实际上是家里的“独苗”，父母肯定视若掌上明珠，能让他干什么事情呢？
王加根还发现，发松的信件比较多，而且都是从季店中学寄过来的，隔不了几天就会来一封。
邹发松拆开信封后，总是把抽屉抽出一半，手拿信笺，放在抽屉里面阅读。看完信之后，脸色马上就会黑下来，坐在座位上发呆好半天。他有时也站起身来，走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手扶栏杆，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他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是在冥思苦想，看上去有无限的愁绪和忧伤。他有什么心思？因为什么事在发愁？
王加根几次想询问，但话到嘴边，又总是咽了回去。各人有各人的隐私，既然别人不想说，肯定有不想说的理由，何必要去让别人为难呢？更何况，他自己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操别人的心？
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当肖玉荣带着他来到初三（1）班，宣布他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班上的学生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延续了一两分钟。面对这样的场面，王加根激动得热泪盈眶，发表就任感言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时隔一年，重新回到毕业班当把关教师，他没有想到会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欢迎。因为牌坊中学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他在闹调动，想当“逃兵”，大家完全有理由冷落他。但是，学校领导、同事和学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对他带好毕业班充满了期待。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事业其实在学校。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行，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虽然眼下教师待遇比较差，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教书育人的乐趣也不少。
当你浴着清晨的阳光，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学生们腼腆地问候“老师好”的时候；当你站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讲课，文思泉涌、妙语如珠的时候；当你批改到一篇行云流水的作文，或者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获奖、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当考上学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你报喜、走上社会的学生来信抒发生活感受真诚地向你致谢的时候；当元旦春节来临，各式各样的贺年片雪片一样地飞来、学生络绎不绝地来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会认识到教师工作的意义，也很少觉得生活单调乏味和空虚无聊。
王加根一而再、再而三地闹着要改行，要调走，除了老婆的逼迫和为孩子着想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社会的偏见和外界的舆论所绑架。因为身边的人都觉得，只有跳出了教育界，改行从事其他的职业，才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才能受到别人的敬仰和尊重。他其实并不清楚，如果真的走出校园，从事其他的职业，自己究竟能够混得怎么样，会不会比教书做得更好。
他闹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回首已经走过的二十六个春秋，外界的舆论和世俗的观念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小时候，因为父母离婚，他失去了母爱，有人叹息他可怜，说他不幸；也有人说这是好事，逆境出人才。高考过后，他大学落选，只考上了中专，有人羡慕他跳出了农村，说他家祖坟发了热；也有人为他惋惜，说凭他的天资，完全应该考上大学，复读一年有可能进清华北大，不该鼠目寸光地去读师范学校。工作后的业余时间，他不打麻将、不抹“扯胡”、不参与无聊的闲谈，全心全意奔文凭、写小说、学英语、考律师，有人说他有理想，有毅力，有追求，志存高远；也有人说他故作高深，不随大流，吃不开，玩不转，不务正业，野心勃勃，不安心本职工作。在牌坊中学工作，这里虽说距花园镇有几里路，但位置并不算特别偏僻，交通也比较方便，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学校环境也美化了，有水、有电、有住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加上他们两口子的书教得不错，在社会上口碑好，生活应该是比较惬意和充实的，但不时又有人泼冷水。说教师职业有名无实，因为他们没有挤进城市而直摇头，嘲笑他们没本事，不会拉关系、走路子，百无一用是书生……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苦恼至极。
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弄得他无所适从，有时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唉！自己如何生活，如何过日子，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被别人的意志所左右？如果总是在乎别人嚼舌头，你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走自己的路，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感觉滋润和快活，日子就该怎么过。眼下，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书教好，把初三（1）班带好，争取明年的中考取得好成绩，不辜负学校领导、学生和家长的期望。
工作上的事情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责任更是重于泰山。
欣欣虽说没有上幼儿园，但多多少少还是受了些学前教育。除了爸爸妈妈教她外，还有牌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尤其是学校里的那些女学生，平时都特别喜欢逗欣欣。课间休息，或者上体育课、音乐课的时候，她们都会围着欣欣转，甚至把她抱到教室里，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做游戏，教她辨别各种各样的物品。
王加根对女儿的教育当然更具目的性，形式也更加丰富。
他教欣欣码积木，弹玩具钢琴，背古诗词，唱儿歌，认字。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看图识字》，他又从新华书店买回《幼儿学拼音》《看图读寓言》《看图读神话》之类的配有图书的磁带，还找邹山青校长要过一套小学一年级的教材，一有时间，就对女儿展开教育攻势。
大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些儿歌和诗词，欣欣背起来都相当快，而且学着王加根的声调，极有抑扬顿挫。讲起寓言故事和神话故事，也挺像那么回事，但识汉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走在花园镇的大街上，她常把汽车站或火车站的“入口”念成“人口”，把“巴士”念成“巴土”。粗心也许是小孩子的通病，而欣欣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性格特别急躁。教她按照图例码积木，搭火车，盖楼房，做小桥。欣欣码着码着，如果因为重心不稳歪倒，她就会大喊大叫，挥舞着小手，把桌上的积木哗啦啦地扫得满地都是。这样仍不解恨，还要抬起小脚，狂踩那些积木，愤怒地把它们踢得满地打滚儿，然后扬长而去……并且，这一天她再也不会码积木了。
欣欣三岁的时候，已经会背好几十首儿歌和诗词，会写一百多个汉字。王加根和方红梅以此为骄傲，经常在外人面前炫耀。欣欣也高兴得摇头晃脑，边走路边背诵或者歌唱。但好景不长，自从部队抽水房里来了妮妮之后，她就不愿意呆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玩儿了，天天闹着要去找妮妮姐。
妮妮比她大一岁，但个头与她差不多。两个小姑娘一见如故，如胶似漆，整天形影不离。她们在部队抽水房或者学校的墙角里，一蹲就是大半天。玩的东西无非是砖头、瓦片、玻璃珠子、野花、野草和泥巴。假做饭、过家家之类的游戏，替代了以前的背诵和认字。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小朋友玩的缘故，欣欣格外珍惜与妮妮之间的友情。除了吃饭和睡觉，巴不得一天到晚与妮妮姐在一起。
如果爸爸妈妈强行把她关在家里，逼着她学习，她就又哭又闹，急得抓耳挠腮。把铅笔、纸张、图书、玩具乱扔一气，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赖不起来。
方红梅看着就心软了，说：“爱玩儿是小孩子的天性。她往后吃苦用功的日子还长着呢！就让她现在以玩为主、以学为辅吧。”
松了这道绑，便不可收拾。
到今年去邹肖小学报名时，欣欣学过的那些儿歌、诗词和汉字基本上都忘记了，就像根本没有学过一样。
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成为小学生的。
刚上学的时候，每天都是大人接送，但过了一个星期，欣欣就主动提出，上学放学不要大人接送，说她自己会走。
王加根和方红梅自然不放心，坚持要再多送一段时间。
小家伙又哭又闹，说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上学，只有她要爸爸妈妈接送，别人都笑话她了。
王加根说，别的同学住得近呀，他们就在村子里面住，不用走那么远的田埂。你和妮妮那么小，如果没有大人陪着，在路上碰到坏人怎么办？遇到老黄牛怎么办？有时路上还有盘着的水蛇，村里还有狗子哩！
王欣说她不怕，那条路上走的人多，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她都认识。
争来争去，最后达成这样的共识：天气晴好，路好走时，欣欣自己去上学；刮风下雨，路不好走时，大人接送。
虽说有了君子协定，王加根和方红梅还是不放心。有时欣欣出门之后，他们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
这种跟踪行为，一旦被王欣同学发现了，她就哭丧着脸，蹲下身子，或者坐在地上，不往前面走了，非要爸爸妈妈回去不可。
BJ亚运会结束时，中国选手喜获大面积丰收。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居榜首，确立了亚洲体坛霸主地位。
这一优异成绩，似乎给王加根也带来了好运气。半个月后，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分数公布，他的总分名列孝天市第一。不过，仍然有一门不及格，能不能取得律师资格，还是要看分数线。
十月下旬，当王加根从孝天城领取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回到牌坊中学时，还没等他宣布自己的好消息，就看到教师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大家的神情都是紧张的，而且看上去比较神秘。惊讶、悲伤、惋惜、叹息，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却在嘻皮笑脸地说怪话……
发生什么事了？加根莫名其妙，赶紧回家问老婆。
方红梅告诉他，邹发松死了。
“邹发松死了？怎么死的？”
方红梅说，邹发松在季店中学教书时，交了个女朋友，是他班上的学生。两人因感情纠葛，最近一直在闹矛盾。昨天，他们在花园镇扯了好长时间皮，后来又一起坐火车去了汉口。也不知是因为鬼迷心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两个人抱在一起撞了火车。
“听说是殉情自杀。两个人都死了，现场惨不忍睹。人都撞飞了，尸体七零八落，根本分不清哪是哪个的。只能把碎肉碎骨收集在一起，装进两个麻袋，送到火葬场烧了。”方红梅惊恐万状地说。
教师们因此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新学年会不会变动，有可能去哪所学校上班。对于乡教育组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不以为然。
教育部门又不是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控制的需要，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关键岗位和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换工作岗位。教师就是个教书的，在哪所学校工作性质都一样，又不会发生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何必这样调过来调过去呢？领导们真是不嫌麻烦！
说实话，在这些人员调动中，有的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也有很大一部分，存在滥用职权的嫌疑。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以权谋私，借人事调动捞取各种好处。这种情况，也不只教育部门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各行各业恐怕都有。想完全杜绝可能有点儿困难，我们只希望这种不良风气能够逐步得到好转。
牌坊中学今年的人事变动不大。
董志芳因她老公转业到地方工作，她也随着一起调走了。新分配来一个师专毕业生，顶替她教英语。黄老先生因病提前退休，少了一个语文教师。所以，从季店乡调来了一个小伙子，填补这个空缺岗位。走两个，来两个，其他的“涛声依旧”，人员总数没有发生变化。
新调来的语文教师叫邹发松，二十四岁，尚未结婚。其实，他本来就是牌坊乡人，家就在邹肖村。师范学校毕业时，鬼使神差地分配到了季店乡，在季店中学已经干了五年整。
孝天市所管辖的二十多个乡镇中，季店乡相对比较落后，是公认的穷乡僻壤。而紧邻花园镇的牌坊乡，则属于较为先进的发达乡镇。因此，邹发松的这次工作调动，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故里，而是“人往高处走”的整体提升，是喜事。不过，让牌坊中学的教职工们感到奇怪的是，邹发松调到这里来上班，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喜悦，反而总是闷闷不乐的。
邹发松与王加根一个办公室，两人的办公桌紧挨在一起，座位正好面对面。王加根虽说只比邹发松大两岁，但毕竟是牌坊中学的“老人儿”，又是学校团高官兼语文教研组长，邹发松对他比较尊重。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经常寻求王加根的帮助；教学上碰到什么问题，也虚心向王加根请教。得知加根夫妻俩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女儿四岁就上小学了，邹发松特别羡慕。他说他们事业家庭两不误，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王加根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楷模不楷模！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有个事做，能混口饭吃就行了。孩子四岁上学也是被逼无奈，如果这里有幼儿园，他绝对不会让女儿这么小就去小学读书。
按惯例，王加根安排邹发松讲了一堂语文公开课。
结果发现，这小伙子教学功底比较扎实，书教得还不错，是个有前途的好苗子。后来又听说，邹发松曾经被评为孝天地区优秀教师，王加根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亚运会开幕之后，王加根几次邀请邹发松去他们家看实况转播，但邹发松总是说家里有事，一次也没有去过。平时教师们打麻将、斗地主，邹发松也很少参与。
王加根因此觉得这小伙子性格孤僻，不太合群。
听邹肖村的几个教师讲，邹发松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双亲，种着几亩责任田。他现在实际上是家里的“独苗”，父母肯定视若掌上明珠，能让他干什么事情呢？
王加根还发现，发松的信件比较多，而且都是从季店中学寄过来的，隔不了几天就会来一封。
邹发松拆开信封后，总是把抽屉抽出一半，手拿信笺，放在抽屉里面阅读。看完信之后，脸色马上就会黑下来，坐在座位上发呆好半天。他有时也站起身来，走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手扶栏杆，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他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是在冥思苦想，看上去有无限的愁绪和忧伤。他有什么心思？因为什么事在发愁？
王加根几次想询问，但话到嘴边，又总是咽了回去。各人有各人的隐私，既然别人不想说，肯定有不想说的理由，何必要去让别人为难呢？更何况，他自己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操别人的心？
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当肖玉荣带着他来到初三（1）班，宣布他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班上的学生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延续了一两分钟。面对这样的场面，王加根激动得热泪盈眶，发表就任感言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时隔一年，重新回到毕业班当把关教师，他没有想到会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欢迎。因为牌坊中学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他在闹调动，想当“逃兵”，大家完全有理由冷落他。但是，学校领导、同事和学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对他带好毕业班充满了期待。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事业其实在学校。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行，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虽然眼下教师待遇比较差，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教书育人的乐趣也不少。
当你浴着清晨的阳光，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学生们腼腆地问候“老师好”的时候；当你站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讲课，文思泉涌、妙语如珠的时候；当你批改到一篇行云流水的作文，或者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获奖、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当考上学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你报喜、走上社会的学生来信抒发生活感受真诚地向你致谢的时候；当元旦春节来临，各式各样的贺年片雪片一样地飞来、学生络绎不绝地来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会认识到教师工作的意义，也很少觉得生活单调乏味和空虚无聊。
王加根一而再、再而三地闹着要改行，要调走，除了老婆的逼迫和为孩子着想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社会的偏见和外界的舆论所绑架。因为身边的人都觉得，只有跳出了教育界，改行从事其他的职业，才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才能受到别人的敬仰和尊重。他其实并不清楚，如果真的走出校园，从事其他的职业，自己究竟能够混得怎么样，会不会比教书做得更好。
他闹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回首已经走过的二十六个春秋，外界的舆论和世俗的观念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小时候，因为父母离婚，他失去了母爱，有人叹息他可怜，说他不幸；也有人说这是好事，逆境出人才。高考过后，他大学落选，只考上了中专，有人羡慕他跳出了农村，说他家祖坟发了热；也有人为他惋惜，说凭他的天资，完全应该考上大学，复读一年有可能进清华北大，不该鼠目寸光地去读师范学校。工作后的业余时间，他不打麻将、不抹“扯胡”、不参与无聊的闲谈，全心全意奔文凭、写小说、学英语、考律师，有人说他有理想，有毅力，有追求，志存高远；也有人说他故作高深，不随大流，吃不开，玩不转，不务正业，野心勃勃，不安心本职工作。在牌坊中学工作，这里虽说距花园镇有几里路，但位置并不算特别偏僻，交通也比较方便，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学校环境也美化了，有水、有电、有住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加上他们两口子的书教得不错，在社会上口碑好，生活应该是比较惬意和充实的，但不时又有人泼冷水。说教师职业有名无实，因为他们没有挤进城市而直摇头，嘲笑他们没本事，不会拉关系、走路子，百无一用是书生……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苦恼至极。
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弄得他无所适从，有时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唉！自己如何生活，如何过日子，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被别人的意志所左右？如果总是在乎别人嚼舌头，你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走自己的路，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感觉滋润和快活，日子就该怎么过。眼下，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书教好，把初三（1）班带好，争取明年的中考取得好成绩，不辜负学校领导、学生和家长的期望。
工作上的事情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责任更是重于泰山。
欣欣虽说没有上幼儿园，但多多少少还是受了些学前教育。除了爸爸妈妈教她外，还有牌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尤其是学校里的那些女学生，平时都特别喜欢逗欣欣。课间休息，或者上体育课、音乐课的时候，她们都会围着欣欣转，甚至把她抱到教室里，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做游戏，教她辨别各种各样的物品。
王加根对女儿的教育当然更具目的性，形式也更加丰富。
他教欣欣码积木，弹玩具钢琴，背古诗词，唱儿歌，认字。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看图识字》，他又从新华书店买回《幼儿学拼音》《看图读寓言》《看图读神话》之类的配有图书的磁带，还找邹山青校长要过一套小学一年级的教材，一有时间，就对女儿展开教育攻势。
大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些儿歌和诗词，欣欣背起来都相当快，而且学着王加根的声调，极有抑扬顿挫。讲起寓言故事和神话故事，也挺像那么回事，但识汉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走在花园镇的大街上，她常把汽车站或火车站的“入口”念成“人口”，把“巴士”念成“巴土”。粗心也许是小孩子的通病，而欣欣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性格特别急躁。教她按照图例码积木，搭火车，盖楼房，做小桥。欣欣码着码着，如果因为重心不稳歪倒，她就会大喊大叫，挥舞着小手，把桌上的积木哗啦啦地扫得满地都是。这样仍不解恨，还要抬起小脚，狂踩那些积木，愤怒地把它们踢得满地打滚儿，然后扬长而去……并且，这一天她再也不会码积木了。
欣欣三岁的时候，已经会背好几十首儿歌和诗词，会写一百多个汉字。王加根和方红梅以此为骄傲，经常在外人面前炫耀。欣欣也高兴得摇头晃脑，边走路边背诵或者歌唱。但好景不长，自从部队抽水房里来了妮妮之后，她就不愿意呆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玩儿了，天天闹着要去找妮妮姐。
妮妮比她大一岁，但个头与她差不多。两个小姑娘一见如故，如胶似漆，整天形影不离。她们在部队抽水房或者学校的墙角里，一蹲就是大半天。玩的东西无非是砖头、瓦片、玻璃珠子、野花、野草和泥巴。假做饭、过家家之类的游戏，替代了以前的背诵和认字。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小朋友玩的缘故，欣欣格外珍惜与妮妮之间的友情。除了吃饭和睡觉，巴不得一天到晚与妮妮姐在一起。
如果爸爸妈妈强行把她关在家里，逼着她学习，她就又哭又闹，急得抓耳挠腮。把铅笔、纸张、图书、玩具乱扔一气，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赖不起来。
方红梅看着就心软了，说：“爱玩儿是小孩子的天性。她往后吃苦用功的日子还长着呢！就让她现在以玩为主、以学为辅吧。”
松了这道绑，便不可收拾。
到今年去邹肖小学报名时，欣欣学过的那些儿歌、诗词和汉字基本上都忘记了，就像根本没有学过一样。
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成为小学生的。
刚上学的时候，每天都是大人接送，但过了一个星期，欣欣就主动提出，上学放学不要大人接送，说她自己会走。
王加根和方红梅自然不放心，坚持要再多送一段时间。
小家伙又哭又闹，说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上学，只有她要爸爸妈妈接送，别人都笑话她了。
王加根说，别的同学住得近呀，他们就在村子里面住，不用走那么远的田埂。你和妮妮那么小，如果没有大人陪着，在路上碰到坏人怎么办？遇到老黄牛怎么办？有时路上还有盘着的水蛇，村里还有狗子哩！
王欣说她不怕，那条路上走的人多，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她都认识。
争来争去，最后达成这样的共识：天气晴好，路好走时，欣欣自己去上学；刮风下雨，路不好走时，大人接送。
虽说有了君子协定，王加根和方红梅还是不放心。有时欣欣出门之后，他们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
这种跟踪行为，一旦被王欣同学发现了，她就哭丧着脸，蹲下身子，或者坐在地上，不往前面走了，非要爸爸妈妈回去不可。
BJ亚运会结束时，中国选手喜获大面积丰收。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居榜首，确立了亚洲体坛霸主地位。
这一优异成绩，似乎给王加根也带来了好运气。半个月后，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分数公布，他的总分名列孝天市第一。不过，仍然有一门不及格，能不能取得律师资格，还是要看分数线。
十月下旬，当王加根从孝天城领取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回到牌坊中学时，还没等他宣布自己的好消息，就看到教师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大家的神情都是紧张的，而且看上去比较神秘。惊讶、悲伤、惋惜、叹息，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却在嘻皮笑脸地说怪话……
发生什么事了？加根莫名其妙，赶紧回家问老婆。
方红梅告诉他，邹发松死了。
“邹发松死了？怎么死的？”
方红梅说，邹发松在季店中学教书时，交了个女朋友，是他班上的学生。两人因感情纠葛，最近一直在闹矛盾。昨天，他们在花园镇扯了好长时间皮，后来又一起坐火车去了汉口。也不知是因为鬼迷心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两个人抱在一起撞了火车。
“听说是殉情自杀。两个人都死了，现场惨不忍睹。人都撞飞了，尸体七零八落，根本分不清哪是哪个的。只能把碎肉碎骨收集在一起，装进两个麻袋，送到火葬场烧了。”方红梅惊恐万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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