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无奈
道光十八年（1838年11月9日），道光皇帝召见林则徐商讨关于如何禁烟的事宜。
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上任后他在在总督府衙亲自题书堂联来勉励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道光十九年（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命人在虎门搭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黄绫长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然后组织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直到6月25日结束，一共历时23天。据官方记载，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为2376254斤。
虎门销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唤醒了中国人们的爱国意识，增加了中国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更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
通过这次事件，林则徐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质也被后人传颂，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但是从结果上看，“虎门销烟”的成果并未得到延续，也无法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因为他直接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曾国藩之前所预测的一样，成为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之前是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侵略），英国政府很快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也成为了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1839年12月7日)，曾纪泽生于荷叶镇黄金堂。
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翰林院当了三年庶吉士的曾国藩参加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也是这一年，63岁的理学大师唐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这个职务属于正三品文职，专门为皇帝宗族祭祀，虽然没有很大的实权，但是因为经常跟皇帝的祖宗打交道，所以一般都比较受皇帝重视。
唐鉴，字粟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他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学派，这两个学派又被和称之为程朱理学。
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了唐鉴，夸奖他治程朱理学卓有成就，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
这一幕恰好被随侍在道光帝旁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见皇帝对这个老头评价如此之高，不禁对这位湖南老乡充满敬意。
几天后，他来到唐鉴下榻的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并向唐鉴讨教并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
唐鉴看到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又如此谦卑，便告诉他，如果真要提高自己，要读《朱子全书》，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要精读。少看些八股，多读历史，还要向日本人学习每日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收获和错误，像镜子一样时刻照照自己；而修身要内外兼修，内要“主一无适”心无旁骛地奉行一个宗旨；外要“整齐严肃”言行端谨庄重。
唐鉴的理论对曾国藩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后来的我们所熟悉的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也是他一生谨遵的座右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曾国藩原创，而是唐鉴在著《畿辅水利》时写了个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赠与曾国藩，曾国藩对此联极为推崇并挂于书房。后来曾国藩在日记里略加改动，便有了那句千古绝对。
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
——曾国藩日记
7月2日，英舰进犯福建厦门，林则徐命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英勇抵抗，将英军击退，拉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西方列强敲开了满清王朝古老封闭的大门。紧接着英军战舰沿海岸北上不费吹灰之力先是攻占定海，后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
9月29日，惊慌失措的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任命博尔济吉特·琦善为钦差大臣，并对他们进行审问。
唐鉴对林则徐是十分同情的，毕竟，换谁去打，结果都一样。战败的锅，不该由林则徐、邓廷桢来背，他建议道光帝对林则徐从轻发落。
琦善审问完后，上奏给道光帝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林则徐，是林则徐一直对敌我双方的实力没有如实禀报，说英国人的炮舰并不可怕，盲目坚持要打，在广州任职的时候没有筹划好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防守官员爱新觉罗·奕山才招架不住。
琦爵相来晤，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随往到斗一答。
——林则徐
道光皇帝看完奏折后，也认为是自己相信了林则徐才批准他跟英国人开战，关键是你林则徐还打输了，这个锅你不背谁背？于是加罪一等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配新疆伊犁赎罪，以讨好英国，并要琦善跟英国再去谈判议和。
琦善也非常清楚，这个仗林则徐打不赢，自己就更打不赢。但是谈判这个事情，中国人讲究打太极，这本来就是自己强项。所以在谈判期间，琦善找借口说由于双方政府的谈判要求差距过于悬殊，一直跟英国扯皮，拖延时间。
我们教科书一直把琦善定义成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投降派说的没错，但是投降派真要投降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你做的任何决定，只要中央不同意，你回去就是死。你说琦善搞点贪污这种事情他可能干得出来，至于“卖国”这个事情，从古至今都是求辱，哪来的荣？我们都看得清楚，到了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战战兢兢在体质内混了一辈子，难道会不清楚？琦善只不过看到了当时英国军事的强大，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但是谈判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人日以夜继的增铸火炮，另一边又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此时虎门的防守的兵力已经超过10000人。客观点说，他不是一点工作都没有做的。
琦善向道光帝呈递奏折，详细汇报了英国人的谈判要求，并具体描述清军跟英国军事装备的差距。如果此时对抗，清军没有任何胜算，一旦打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款跟割地条件会更加苛刻，建议道光帝下令，采取对英国的暴行进行严厉的谴责，提出严正的交涉，郑重的抗议和强烈不满。先以外交手段先牵制英国，从而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防御准备时间。
道光帝收到琦善奏折后，认为英国人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传旨琦善，要求他继续备战，准备抗击英军。
1841年1月7日，双方的谈判完全破裂，英国军队开始首先发动进攻，虎门战役打响。
仅仅一天时间，清军就宣布战败，英军仅以零死亡、受伤38人的代价击败了琦善领导的10000多名清军。琦善要求重新谈判，英军才同意暂时停战。
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约》的要求，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
赔点钱还勉强可以接收，但是涉及土地割让，这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遗臭万年的罪人。琦善害怕了，拒绝签字。
英军继续以武力威胁，广东提督关天培向总督琦善建议，请求跟朝廷要求增兵，琦善认为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即使朝廷派兵增援，兵败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拒绝。
1月23日，英军出动2000多人，炮舰18艘，共载400多门洋炮，兵分两路突袭虎门东西两面的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
这次琦善并没有怂，他组织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面对强大的敌人，清军水师英勇不屈，全军覆没；关天培在靖远炮台率兵咬紧牙不断进行强烈的反击，苦战两天，负伤数十处，仍不下前线与英军搏斗，最终英勇战死。清守军牺牲了700多人，两处炮台均失守。
穿鼻战役后，英国更加嚣张给清政府加压，无奈之下，琦善打算在1841年2月9日签订《穿鼻草约》，此时广东省的大小官员纷纷站出来抨击琦善，强烈要求清廷对琦善进行追责。迫于国内巨大压力，琦善只能再次拒绝签字。
2月26日，英国以武力强行占据香港，奏折到达北京。
唐鉴向道光帝弹劾琦善、耆英等人误国，钦差大臣萨迎阿也向道光帝上奏说，这次虎门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琦善对英军的进攻采取消极抵抗，轻易投降。
道光帝对琦善、耆英的处置还有点犹豫不决，这时候朝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琦善过去一直在朝中人缘极好，而刑部尚书恒春认为，通过调查和广州官员的汇报来看，琦善初期也的确组织了抵抗，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虎门战役，清军而兵败的真正原因是敌我实力悬殊过大，清军确实打不过，而且萨迎阿之前就是琦善的下属，现在由于琦善抗英失败朝廷在对他进行追责的时候，萨迎阿在这个时间节点站出来举报琦善，这种行为完全是落井下石。
恒春跟道光帝说萨迎阿论劾过当，建议将萨迎阿等举报人全部抓起来到公堂对质。
其他的官员看见朝中六部和各位派系的大佬对于这个被誉为“大清第一外交官”的老好人表示同情，于是交头接耳纷纷赞同书恒春的提议。
站在恒春前面的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其实在满清的统治阶级眼里，中国地大物博，赔点钱，割点地，只要不推翻自己的统治，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琦善作为清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没有道光帝等权力核心人物的支持或者默许，估计再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所以琦善只不过帮朝廷背了个黑锅罢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道光帝心想：既然现在你们都能够理解琦善，那就从轻发落吧。
曾国藩没有跟着人云亦云，他站出来表示反对，并对满朝官员义正严词的说：
琦善虽然过去是国家大官，但现在是出卖国家领土的罪人，举报他的官员虽然职位卑微，但是也是国家基层公务员，现在这几个有正义感的官员实名举报国家罪人，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不但不保护他，还把他们作为犯人一样的对待，在这样的体制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以后所有的高官是不是都可以胡作非为，任意枉法而无人敢站出来举报？而且皇帝的谕旨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求会审琦善，而并没有说要会审其他人，如果实在要审讯举报人，那也要先向中央请示，获得批准再抓人。
曾国藩作为翰林院的检讨，对一个两广总督、甚至可能是自己直接领导的“亲密盟友”进行这么严厉的批评指责，理应跟穆彰阿通一下气。
但是从穆彰阿惊讶的眼神里看出来，貌似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触到了曾国藩的底线，琦善作为国家重臣，抵抗侵略者态度消极，战败后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污蔑抗战英雄林则徐，像琦善这种人完全就应该重判。而现在朝廷各官员因为共同利益形成了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连基本的规则、公平、正义都不讲了。在国家大义面前，你们说了都不算，必须要有人对此事负责。
堂堂正二品的恒春被这位才刚31岁、初出翰林院茅庐、从七品的“政治素人”怼的一言不发。
恒春还算是有良知的，鉴于曾国藩所说的全部条理充分、思路缜密、逻辑严谨，又是皇帝贴身秘书，他放弃了对琦善的袒护，其他人也都不做声。
只不过从此，曾国藩在政坛上也被同僚孤立，并视为异类。
听他们辩论完后，道光帝也不再好说什么，当即下令，将琦善革职并抄家。
但是对于耆英的处置，道光帝持保留谨慎的态度。毕竟这些条约，每一个我都是知道的，琦善已经被革职了，如果再把耆英赶走，以后打仗打不赢，类似的条约谁还敢去签？黑锅谁来背?恐怕一个听话的都没有了。
道光帝下令：耆英不予追责，继续留用。
唐鉴因弹劾琦善、耆英这个事件，同样得罪了不少同僚，于是说自己年龄大了，要回家静养。年底向道光帝辞别，从此致仕南归，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金陵书院专做学问，不问朝政。
唐鉴离京后，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写了九首七言绝句，其中第九首比较有名：
送唐镜海先生九首·其九
枌榆后进谬升堂，习习春风杖履旁。
此后追陪何日是，镜中吾亦鬓毛苍。
诗的大意是，我作为家乡的晚辈，做学问还没有入门，您的指点和教诲让我感受到如浴春风，先生现在要南归回故乡了，以后不知道我何时还能再追随陪伴您，时光如流水般的飞逝，再看看镜中的我，如今也开始两鬓发白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派代表耆英同英国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结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悲惨国运开始了。
列强虽然可恨，但是他们永远只敢侵略弱国，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内部体制落后腐朽的原因，落后就要挨打。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志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上任后他在在总督府衙亲自题书堂联来勉励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道光十九年（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命人在虎门搭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黄绫长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然后组织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直到6月25日结束，一共历时23天。据官方记载，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为2376254斤。
虎门销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唤醒了中国人们的爱国意识，增加了中国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更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
通过这次事件，林则徐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质也被后人传颂，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但是从结果上看，“虎门销烟”的成果并未得到延续，也无法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因为他直接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曾国藩之前所预测的一样，成为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之前是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侵略），英国政府很快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也成为了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1839年12月7日)，曾纪泽生于荷叶镇黄金堂。
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翰林院当了三年庶吉士的曾国藩参加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也是这一年，63岁的理学大师唐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这个职务属于正三品文职，专门为皇帝宗族祭祀，虽然没有很大的实权，但是因为经常跟皇帝的祖宗打交道，所以一般都比较受皇帝重视。
唐鉴，字粟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他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学派，这两个学派又被和称之为程朱理学。
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了唐鉴，夸奖他治程朱理学卓有成就，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
这一幕恰好被随侍在道光帝旁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见皇帝对这个老头评价如此之高，不禁对这位湖南老乡充满敬意。
几天后，他来到唐鉴下榻的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并向唐鉴讨教并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
唐鉴看到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又如此谦卑，便告诉他，如果真要提高自己，要读《朱子全书》，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要精读。少看些八股，多读历史，还要向日本人学习每日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收获和错误，像镜子一样时刻照照自己；而修身要内外兼修，内要“主一无适”心无旁骛地奉行一个宗旨；外要“整齐严肃”言行端谨庄重。
唐鉴的理论对曾国藩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后来的我们所熟悉的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也是他一生谨遵的座右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曾国藩原创，而是唐鉴在著《畿辅水利》时写了个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赠与曾国藩，曾国藩对此联极为推崇并挂于书房。后来曾国藩在日记里略加改动，便有了那句千古绝对。
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
——曾国藩日记
7月2日，英舰进犯福建厦门，林则徐命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英勇抵抗，将英军击退，拉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西方列强敲开了满清王朝古老封闭的大门。紧接着英军战舰沿海岸北上不费吹灰之力先是攻占定海，后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
9月29日，惊慌失措的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任命博尔济吉特·琦善为钦差大臣，并对他们进行审问。
唐鉴对林则徐是十分同情的，毕竟，换谁去打，结果都一样。战败的锅，不该由林则徐、邓廷桢来背，他建议道光帝对林则徐从轻发落。
琦善审问完后，上奏给道光帝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林则徐，是林则徐一直对敌我双方的实力没有如实禀报，说英国人的炮舰并不可怕，盲目坚持要打，在广州任职的时候没有筹划好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防守官员爱新觉罗·奕山才招架不住。
琦爵相来晤，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随往到斗一答。
——林则徐
道光皇帝看完奏折后，也认为是自己相信了林则徐才批准他跟英国人开战，关键是你林则徐还打输了，这个锅你不背谁背？于是加罪一等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配新疆伊犁赎罪，以讨好英国，并要琦善跟英国再去谈判议和。
琦善也非常清楚，这个仗林则徐打不赢，自己就更打不赢。但是谈判这个事情，中国人讲究打太极，这本来就是自己强项。所以在谈判期间，琦善找借口说由于双方政府的谈判要求差距过于悬殊，一直跟英国扯皮，拖延时间。
我们教科书一直把琦善定义成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投降派说的没错，但是投降派真要投降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你做的任何决定，只要中央不同意，你回去就是死。你说琦善搞点贪污这种事情他可能干得出来，至于“卖国”这个事情，从古至今都是求辱，哪来的荣？我们都看得清楚，到了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战战兢兢在体质内混了一辈子，难道会不清楚？琦善只不过看到了当时英国军事的强大，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但是谈判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人日以夜继的增铸火炮，另一边又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此时虎门的防守的兵力已经超过10000人。客观点说，他不是一点工作都没有做的。
琦善向道光帝呈递奏折，详细汇报了英国人的谈判要求，并具体描述清军跟英国军事装备的差距。如果此时对抗，清军没有任何胜算，一旦打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款跟割地条件会更加苛刻，建议道光帝下令，采取对英国的暴行进行严厉的谴责，提出严正的交涉，郑重的抗议和强烈不满。先以外交手段先牵制英国，从而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防御准备时间。
道光帝收到琦善奏折后，认为英国人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传旨琦善，要求他继续备战，准备抗击英军。
1841年1月7日，双方的谈判完全破裂，英国军队开始首先发动进攻，虎门战役打响。
仅仅一天时间，清军就宣布战败，英军仅以零死亡、受伤38人的代价击败了琦善领导的10000多名清军。琦善要求重新谈判，英军才同意暂时停战。
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约》的要求，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
赔点钱还勉强可以接收，但是涉及土地割让，这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遗臭万年的罪人。琦善害怕了，拒绝签字。
英军继续以武力威胁，广东提督关天培向总督琦善建议，请求跟朝廷要求增兵，琦善认为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即使朝廷派兵增援，兵败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拒绝。
1月23日，英军出动2000多人，炮舰18艘，共载400多门洋炮，兵分两路突袭虎门东西两面的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
这次琦善并没有怂，他组织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面对强大的敌人，清军水师英勇不屈，全军覆没；关天培在靖远炮台率兵咬紧牙不断进行强烈的反击，苦战两天，负伤数十处，仍不下前线与英军搏斗，最终英勇战死。清守军牺牲了700多人，两处炮台均失守。
穿鼻战役后，英国更加嚣张给清政府加压，无奈之下，琦善打算在1841年2月9日签订《穿鼻草约》，此时广东省的大小官员纷纷站出来抨击琦善，强烈要求清廷对琦善进行追责。迫于国内巨大压力，琦善只能再次拒绝签字。
2月26日，英国以武力强行占据香港，奏折到达北京。
唐鉴向道光帝弹劾琦善、耆英等人误国，钦差大臣萨迎阿也向道光帝上奏说，这次虎门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琦善对英军的进攻采取消极抵抗，轻易投降。
道光帝对琦善、耆英的处置还有点犹豫不决，这时候朝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琦善过去一直在朝中人缘极好，而刑部尚书恒春认为，通过调查和广州官员的汇报来看，琦善初期也的确组织了抵抗，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虎门战役，清军而兵败的真正原因是敌我实力悬殊过大，清军确实打不过，而且萨迎阿之前就是琦善的下属，现在由于琦善抗英失败朝廷在对他进行追责的时候，萨迎阿在这个时间节点站出来举报琦善，这种行为完全是落井下石。
恒春跟道光帝说萨迎阿论劾过当，建议将萨迎阿等举报人全部抓起来到公堂对质。
其他的官员看见朝中六部和各位派系的大佬对于这个被誉为“大清第一外交官”的老好人表示同情，于是交头接耳纷纷赞同书恒春的提议。
站在恒春前面的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其实在满清的统治阶级眼里，中国地大物博，赔点钱，割点地，只要不推翻自己的统治，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琦善作为清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没有道光帝等权力核心人物的支持或者默许，估计再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所以琦善只不过帮朝廷背了个黑锅罢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道光帝心想：既然现在你们都能够理解琦善，那就从轻发落吧。
曾国藩没有跟着人云亦云，他站出来表示反对，并对满朝官员义正严词的说：
琦善虽然过去是国家大官，但现在是出卖国家领土的罪人，举报他的官员虽然职位卑微，但是也是国家基层公务员，现在这几个有正义感的官员实名举报国家罪人，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不但不保护他，还把他们作为犯人一样的对待，在这样的体制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以后所有的高官是不是都可以胡作非为，任意枉法而无人敢站出来举报？而且皇帝的谕旨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求会审琦善，而并没有说要会审其他人，如果实在要审讯举报人，那也要先向中央请示，获得批准再抓人。
曾国藩作为翰林院的检讨，对一个两广总督、甚至可能是自己直接领导的“亲密盟友”进行这么严厉的批评指责，理应跟穆彰阿通一下气。
但是从穆彰阿惊讶的眼神里看出来，貌似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触到了曾国藩的底线，琦善作为国家重臣，抵抗侵略者态度消极，战败后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污蔑抗战英雄林则徐，像琦善这种人完全就应该重判。而现在朝廷各官员因为共同利益形成了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连基本的规则、公平、正义都不讲了。在国家大义面前，你们说了都不算，必须要有人对此事负责。
堂堂正二品的恒春被这位才刚31岁、初出翰林院茅庐、从七品的“政治素人”怼的一言不发。
恒春还算是有良知的，鉴于曾国藩所说的全部条理充分、思路缜密、逻辑严谨，又是皇帝贴身秘书，他放弃了对琦善的袒护，其他人也都不做声。
只不过从此，曾国藩在政坛上也被同僚孤立，并视为异类。
听他们辩论完后，道光帝也不再好说什么，当即下令，将琦善革职并抄家。
但是对于耆英的处置，道光帝持保留谨慎的态度。毕竟这些条约，每一个我都是知道的，琦善已经被革职了，如果再把耆英赶走，以后打仗打不赢，类似的条约谁还敢去签？黑锅谁来背?恐怕一个听话的都没有了。
道光帝下令：耆英不予追责，继续留用。
唐鉴因弹劾琦善、耆英这个事件，同样得罪了不少同僚，于是说自己年龄大了，要回家静养。年底向道光帝辞别，从此致仕南归，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金陵书院专做学问，不问朝政。
唐鉴离京后，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写了九首七言绝句，其中第九首比较有名：
送唐镜海先生九首·其九
枌榆后进谬升堂，习习春风杖履旁。
此后追陪何日是，镜中吾亦鬓毛苍。
诗的大意是，我作为家乡的晚辈，做学问还没有入门，您的指点和教诲让我感受到如浴春风，先生现在要南归回故乡了，以后不知道我何时还能再追随陪伴您，时光如流水般的飞逝，再看看镜中的我，如今也开始两鬓发白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派代表耆英同英国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结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悲惨国运开始了。
列强虽然可恨，但是他们永远只敢侵略弱国，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内部体制落后腐朽的原因，落后就要挨打。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志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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