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参观诺森的工作场所

    我第一次接触诺弗，从维京加山俯瞰它的全景，我对这个广袤的国家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

    我在那里呆了几天。斯特凡被杰格和另外四个外国人没完没了的谈话，弄得不知所措，心烦意乱。事实上，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审问而不是谈话。因为可怜的斯特凡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回答所有问题，并对照以前关于我和我的案件的“报告”，给出解释。所以他没有时间带我参观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次旅行，是专门为了满足这些外国人的好奇心而准备的。

    他们让我在诺瑟姆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里，呆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感觉很舒服，不必一直追着斯特凡。他们会在实验室科研人员下班后，带我去那里。把我留在诺瑟姆早已荒废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堆堆旧文件中，以便我想起什么。

    我在这圆形的实验室呆好几个小时。站在我旁边的外国人，他们拿着笔记本，试图让我想起什么。事实上，这些地方从头到尾都没能让我想起什么。一位叫斯特伦的40岁金发碧眼年轻人，满脸疑惑。他穿着正式的长袍和斜纹腰带，这表明他是一精神等级中层的官员。他和他的同伴，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失望。这与杰格和蔼、耐心的微笑以及其他人平静的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一天，在出发前几个小时，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年轻，苍白，苗条，灰眼睛的男人，大约20岁。他叫亚历克斯·韦特尔·史密斯，是应斯特伦的邀请从波罗的海国家来的。尽管他看起来很累，但他一到，就赶了过来，站在我旁边，微笑着，不理其他人。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因为我听说，如果没有他，诺瑟姆不会在事故中幸存下来。当他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飞身扑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拯救了这位他非常看重的科学家。

    几周前，他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整形外科诊所出院，在那里他已经住院数月。他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又一个奇迹…

    从早上开始，我就听说那个穿着斗篷服的智者和另一个叫斯特伦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我和亚历克斯·韦特尔·史密斯的“重逢”上。他们希望他的到来能起到震撼作用，恢复我的部分记忆。因为这是诺瑟姆在坠机前看到的最后一张面孔。当然，他什么也没唤醒我……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们让他和我们呆了一个半小时，跟我谈谈过去发生的事情和那次决定性的旅行。

    然后，他们问我是否记得事故发生前我坐在谁中间。我向他们保证，在莫尔森研究所醒来之前，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接下来，他们就怀疑我睡眠不足。他们说我不可能从那以后就一直醒着，问我是否睡着了，哪怕只有几秒钟。他们引导我尽我所能去想起一个梦，任何我可能做过的梦，甚至是最愚蠢和最微不足道的梦。我平静地回答他们，我完全知道我根本没有睡觉，眼都没有眨。

    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周里，我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尽管最初的“知情人”只有几个。他们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公众好奇而探寻的目标。

    “知情人”圈子里，都是严谨而进取的人，具有敏锐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力，倾向于怀疑，他们喜欢花时间仔细权衡每件事。这些脚踏实地的人发现，杰格和其他人对我处境的评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有一个人参加过几次讨论，他认为我的口音和一种死气沉沉的古语没有关系，正如杰格所希望的那样。在这个人看来，诺瑟姆遭受的是创伤后休克加上严重的颅脑外伤，与“讲德语的古瑞士人”无关

    我也曾无意中听到斯特伦曾告诉杰格，不要在古代寻找我人格的秘密，但要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来治疗我的健忘症，这样我就可以找回自我。“我们知道他是诺瑟姆，现在我们必须说服他走出他所禁锢的世界，以便在事故发生后，重新回到现实生活。”

    我意识到他们在讨论一种类似于我们称之为“人格分裂”或“人格改变”的可能性，他们支持诺瑟姆在我内心深处仍然活着。他们认为我的记忆在事故发生时就被锁住了，就像一扇金属门挡住了理性的通路，使我无法回忆起事故发生时的任何事情，以及之前的一切。

    然而，两位智者，埃斯特林和厄兰德，一直在谈论某种“身体外的意识和经验”。我听到他们提到了“无意识记忆”这个词，和杰格不同，他们已经排除了转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另一位智者瓦尔德马尔·埃斯克鲁德的版本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天里，他的追问让我心烦意乱。如果我努力的话，可能会想起1917年我短暂生病的第一天。我试图说服他，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从来没有背叛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起过我第一次昏昏欲睡的那两个星期里的任何事情。

    然而，他和银发的科拉尔女士，是唯一在我流泪爆发时给予体谅的人。当我向他们表达我的坚定信念，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的时代和地方时，他们没有大声劝阻。

    除此之外，埃斯克鲁德和科拉尔更倾向于杰格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正在目睹一种最不寻常和最罕见的超心理学或“通灵”现象，这一现象会以前所未有的清晰记忆和极度清醒的意识状态表现出来。

    从他们的问话来看，我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状况、我们的思维方式、习惯、制度和信仰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些伟大的战争或政治事件，也许是因为他们从历史中对后者了如指掌。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他们总是把谈话引向那个话题。最让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生活在1921年的那个人，而是那个在世纪之交的青春期，从学校和书本上了解最近的历史的人。事实上，他们向我解释说，19世纪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纪”，在前几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之间脱颖而出。尤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那里藏有许多的先驱人物和作品，他们的成就与今天于的人物和作品相当。

    更具体地说，自由、平等、兄弟情谊和对自然的热爱在那个时代萌芽并成长，这一事实让他们倾心激动！他们高度评价了各国为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当然也包括欧洲的和平协定。

    20世纪的重大事件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希望这场战争永远不会重演（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帕兰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未来的人们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以为他可能会再回到1921年的自己），对于当时饱受战争苦难的各国，他们也没有兴趣。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过上美好、自由的生活，宣誓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他们也这样做了…这些，我都清清楚楚…

    我发现，时间的流逝和过去2000年里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忘记了那些曾经动摇我们自己生活、改变历史进程的分水岭事件。过去的领导人作为人类的救世主而被载入史册。我们认为他们是不朽的。现在，他们被描述为“小人”、“不配当地方领袖”、“反对联邦和我们种族的进步”、“否认文化”和“反人道主义者”。我指的是几十年来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领导人。

    当我告诉他们我是瑞士人时，他们问我的唯一问题是，首先，我是否知道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全球儿童保护组织的任何细节；其次，我是否曾见过那个时代两位著名的“阿尔伯特”，即阿尔伯特·施韦策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伯特兰·罗素和伯格森。后者在这里被认为是另一个先驱，正是因为他的观察成果，他们才得以“看到”尼伯闻奇的预言。莫里斯·梅特林克和其著作《青鸟》也一样……他们声称见过真正的“青鸟”。。。

    诺弗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记忆也是最好的。我告别诺弗，参观了布洛姆斯特杜夫特（Blomsterduft）的老城，那里保留着古老的学院、绿茵场和绿树成荫的街道，在那里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呼吸到的空气中，漂浮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精神。这是前挪威和瑞典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经历那场骇人听闻的全球大熔炉事件（热核混战）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能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

    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来到诺弗的年轻学生，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老城致敬，这座老城是他们32代祖先的文化中心。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都是他们过去几个世纪文化的纪念。据我所知，三百年前的两位伟大的老师被称为霍尔伯格和艾伦斯莱尔，这两位精神人物留下的传统丝毫没有褪色。

    据斯特凡和杰格所说，如果说玫瑰谷（虽然这两个地方的面积大致相同，但还不到诺福尔人口的四分之一）被认为是“地球的心脏”，那么从布洛姆斯特杜夫特开始的诺弗就是“精神方舟”，因为它与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使欧洲在北美和南美文化区旁边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文化区几百年来一直是精神文化的中心，从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到波士顿和新奥尔良，还有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