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离婚官司
失业的这段时间，我在语言学校学习德语。我很后悔当初刚来德国的时候，没有认真学德语，如果我学好德语，肯定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当初接女儿来德国的时候，西蒙曾经建议，让我不要工作，或者我只工作半天，女儿上学我也去上学。但我还是持有中国的传统观念，觉得夏叶不是他的女儿，我自己能生就能养，所以一定要上班养活女儿。
虽然我的德语不好，但是也能挣钱。我会做衣服，会烹饪，所以没有把语言当回事。而且，我对语言没有重视还在于，西蒙和我不用说话，彼此都能知道对方要做什么。可我忘记了，人是需要交流的，婚姻相持到最后，是需要灵魂之间的交流，只是我领悟的太晚了。
在学习德语时，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走。上课的时候，我不再害怕自己会说错，说错了我就能改正过来。回到家，我和夏叶说德语，夏叶纠正我的发音。我一边看着德语节目，一边纠正自己的发音。
1997年，我和西蒙分居时间满一年。期间，西蒙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坚决不同意，一直拖着不离婚，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我得了相思病，这病无药可救，除非西蒙能够回心转意。
西蒙急着和伊娃结婚。伊娃来不了德国，西蒙就飞到俄罗斯去见她，或者他们在波兰约会。但再是老板，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呀！他还没有这么多的钱去浪费。
西蒙和律师汉娜找我谈判。汉娜是他的私人律师，也是他公司的律师，曾经也是我的私人律师。西蒙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令他讨厌的人，对我只有恨了。
汉娜开口就对我说：“我现在是你丈夫的律师，就不是你的律师了。”
我只是一个外国女人，她肯定选择为西蒙辩护，而且西蒙一定许诺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给她。
汉娜接着说：“如果你同意离婚，就可以分到一笔钱，大约有五万元左右。”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一笔钱，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为了伊娃，西蒙显然下了血本，要归还我存在他账户的一部分钱。
但是这句话激怒了我，在西蒙的眼里，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用钱打发走的女人而已。我不想要钱，只是不想让他娶了伊娃。
我对西蒙说：“爱我的时候，你理直气壮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照顾你的起居，帮助你在公司做事情。你都忘记了吗！”
西蒙反驳着我的话：“你能干的那些事情，伊娃也能干。”这句话就像一把刀子，捅到了我的心窝子里，让人窒息。
汉娜问我：“你怎么才愿意和西蒙离婚？如果你同意离婚，西蒙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钱数你可以说，我满足你的要求。”西蒙冷冰冰地对我说，认定我就是一个可以用钱打发的女人。
“我不愿意离婚，不会让你娶那个女人。她破坏了我的婚姻，不配得到幸福。”我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西蒙气愤地看着我，说：“那我们法庭见吧。”
当务之急，我要请一个律师打官司。芬妮说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女律师，专门办离婚案件。
芬妮给了我地址。我到了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伊莎贝拉。我把自己的材料拿给她看，她粗粗地算了一下，说：“你至少能够拿到七万块钱。”
西蒙说可以给我五万元，伊莎贝拉说可以拿到七万元，我觉得自己应该打官司，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伊莎贝拉看着干练利索，我决定聘请她做我的律师。我是个法盲，从来没有打过官司，更不知道在德国怎么打官司。
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律师事务所寄给我帐单，那天的律师咨询费是七百五十块钱。芬妮并没有告诉我，咨询律师是要付费的。这七百五十块钱直接吓得我捂住了嘴，打官司只是咨询一次就这么贵！如果在法庭上打官司，天知道需要多少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怎么可能打得起官司呀！思考了半天，我决定不让她当我的律师。
我想找一个收费便宜点的律师。问了另一个邻居之后，我在火车站附近聘请了一个男律师。这个律师没有办过离婚案，他一般办理黑人劳工、难民、三个月的拘留案件。我拿着资料，问他这个离婚案的情况。他听完之后，马上在柜子上找离婚的法律书。我看出他很不专业，但是他的收费便宜。犹豫了一会儿，我就同意了。
慕尼黑最高法庭在一栋高楼里，我和律师进入大楼时候，这个陌生地方让我感到不安。我看到了法官，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德国男人。
在法庭上，西蒙看着我，对法官说：“我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只是纸张上的一对夫妻，法律形式上承认的老婆，所以请求离婚。”
轮到我陈述了，我说：“我不同意离婚。我还深深地爱着他，就要维护家庭利益。他喜欢俄罗斯女人伊娃，他在破坏家庭利益。”
德国法律有一条，就是要维护家庭，谁都不可以强行拆散。如果我不同意离婚，法官四年之内没有权利宣判离婚。但我天真地认为，我和他婚姻存在的时间越长，可能对我有好处。但我不知道的是，分居之后的那几年，是不计入婚姻时间的。
法庭上，我拿着词典，德语说得磕磕巴巴，听得法官和律师都皱着眉头。但即使是这样的语言，也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律师汉娜不解地问我：“你来德国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说着这么糟糕的德文？”
我望着西蒙，说：“你要问我先生，他舍不得给我花钱，我每天还要上班养活孩子。现在我失业，他也不给我们生活费。”
西蒙驳斥我，不屑地说：“你是故意的，你以前有工作。”
汉娜听了我的话，就说：“你有一双手，为什么要你丈夫的钱？”我能感觉到她话语中的歧视。德国人还是歧视外国人，尤其是一个靠着婚姻留在德国的女人。我需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我知道德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候，财产按照一人一半的原则分割，更何况他是有错的一方。
我们彼此的律师在法庭各说各的理由，我已经没有心情听了。最终，因为我不同意，法官没有宣判离婚。
西蒙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说：“我一定要摆脱你这个女人。我爱的是伊娃，打算去俄罗斯见她。”
他的话狠狠地击打着我，我紧紧地咬着牙，默默地走出了法院。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挣钱，要付律师费，要养活自己和女儿。
开庭了一次，逼迫得我没有再学德语，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内心很慌张。母亲说父亲生病住院，我还给家里寄了一笔钱。他们不知道我失业了，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糟糕的情况。
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生病，否则生活就是雪上加霜。好在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吃的都是以前的身体老本。在寒冬腊月，我外面穿了一件夹克，里面是一件毛衣，连感冒都不曾得过。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美国人开的保龄球馆当服务员。客人来打保龄球，我负责他们吃饭和酒水。在这里当跑堂，收的小费比工资还要高，因此我松了一口气，起码离婚了可以养活娘俩。
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我没有时间做饭。上班前，我买两个拧成麻花状的面包吃。我最爱吃这一款面包，它的味道和刚出锅的馒头口味很像，很合我的中国胃，吃的得津津有味。这种面包放了黄油，价格就贵一倍，不放黄油就几毛钱。为了省钱，我一般就吃不放黄油的面包，偶尔为了解解馋，我才吃一回放了黄油的面包。
吃完面包，中午十二点多我开车出发，在下午一点钟前准时到保龄球馆上班，我一开始上的是下午班。上班的时候，我沏杯红茶，里面放着牛奶和糖，喝着很养胃，到晚上两点钟才下班。晚上我开车回家，在浴盆泡完澡，然后睡觉。第二天九点起床吃早点，看会儿电视，收拾房间，然后就吃中午饭，接着去保龄球馆上班。
芬妮看着我这么辛苦挣钱，决定帮助我，给我找了一份做墩布的活。保龄球馆的工作是正式工，在德国可以兼职做临时工，但是一个人只允许做一个到两个临时工。正式工在税务局注册，必须交税，临时工不用上税。
我一口气做了六份临时工的活。除了用我的名字之外，都是用别人的名字，其中有我女儿的名字，芬妮的名字，芬妮儿子的名字，我楼上的邻居，我隔壁的邻居。用他们的名字做临时工，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
做手工墩布，需要保证两年之内不会用坏。墩布店的老板是德国人，给我的价格是做一个墩布一马克。我的任务是一天做一箱，一箱刚好是一百个，一天可以挣一百块钱，一个月可以挣三千块钱。而一般德国工人的工资差不多是两千多块钱，扣过税到手将近两千元而已。不过这钱挣的辛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人家休息我在干活，就连红日也不例外。
每天晚上两点下班，我开车回到家，就开始坐在缝纫机上做墩布。我用厚布把缝纫机的四角垫着，垫得很高。缝纫机放在电视前面，我一边干活，一边看连续剧。做完一部分墩布后，我泡个热水澡，洗完后直接睡觉。睡到第二天差不多十点钟时，我起床吃过早饭再开始做活，反正要把这一箱活做完。
我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四十小时。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十二月的时候，在保龄球馆挣的钱和做临时工挣的钱，一共加起来是九千块钱。我挣的钱跟教授的收入一样，但教授也许一天上两个小时班，也许上四个小时班，我却是工作十几个小时。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真皮皮包。在第二天，我背着这个皮包，画着精致的妆容，去法庭和西蒙打离婚官司。1998年，西蒙开始第二次离婚申请，我以同样的理由辩护，法官没有同意离婚。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的生活单调乏味，就在公司和家之间奔波。但只要想到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女儿，我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虽然我的德语不好，但是也能挣钱。我会做衣服，会烹饪，所以没有把语言当回事。而且，我对语言没有重视还在于，西蒙和我不用说话，彼此都能知道对方要做什么。可我忘记了，人是需要交流的，婚姻相持到最后，是需要灵魂之间的交流，只是我领悟的太晚了。
在学习德语时，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走。上课的时候，我不再害怕自己会说错，说错了我就能改正过来。回到家，我和夏叶说德语，夏叶纠正我的发音。我一边看着德语节目，一边纠正自己的发音。
1997年，我和西蒙分居时间满一年。期间，西蒙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坚决不同意，一直拖着不离婚，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我得了相思病，这病无药可救，除非西蒙能够回心转意。
西蒙急着和伊娃结婚。伊娃来不了德国，西蒙就飞到俄罗斯去见她，或者他们在波兰约会。但再是老板，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呀！他还没有这么多的钱去浪费。
西蒙和律师汉娜找我谈判。汉娜是他的私人律师，也是他公司的律师，曾经也是我的私人律师。西蒙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令他讨厌的人，对我只有恨了。
汉娜开口就对我说：“我现在是你丈夫的律师，就不是你的律师了。”
我只是一个外国女人，她肯定选择为西蒙辩护，而且西蒙一定许诺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给她。
汉娜接着说：“如果你同意离婚，就可以分到一笔钱，大约有五万元左右。”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一笔钱，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为了伊娃，西蒙显然下了血本，要归还我存在他账户的一部分钱。
但是这句话激怒了我，在西蒙的眼里，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用钱打发走的女人而已。我不想要钱，只是不想让他娶了伊娃。
我对西蒙说：“爱我的时候，你理直气壮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照顾你的起居，帮助你在公司做事情。你都忘记了吗！”
西蒙反驳着我的话：“你能干的那些事情，伊娃也能干。”这句话就像一把刀子，捅到了我的心窝子里，让人窒息。
汉娜问我：“你怎么才愿意和西蒙离婚？如果你同意离婚，西蒙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钱数你可以说，我满足你的要求。”西蒙冷冰冰地对我说，认定我就是一个可以用钱打发的女人。
“我不愿意离婚，不会让你娶那个女人。她破坏了我的婚姻，不配得到幸福。”我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西蒙气愤地看着我，说：“那我们法庭见吧。”
当务之急，我要请一个律师打官司。芬妮说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女律师，专门办离婚案件。
芬妮给了我地址。我到了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伊莎贝拉。我把自己的材料拿给她看，她粗粗地算了一下，说：“你至少能够拿到七万块钱。”
西蒙说可以给我五万元，伊莎贝拉说可以拿到七万元，我觉得自己应该打官司，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伊莎贝拉看着干练利索，我决定聘请她做我的律师。我是个法盲，从来没有打过官司，更不知道在德国怎么打官司。
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律师事务所寄给我帐单，那天的律师咨询费是七百五十块钱。芬妮并没有告诉我，咨询律师是要付费的。这七百五十块钱直接吓得我捂住了嘴，打官司只是咨询一次就这么贵！如果在法庭上打官司，天知道需要多少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怎么可能打得起官司呀！思考了半天，我决定不让她当我的律师。
我想找一个收费便宜点的律师。问了另一个邻居之后，我在火车站附近聘请了一个男律师。这个律师没有办过离婚案，他一般办理黑人劳工、难民、三个月的拘留案件。我拿着资料，问他这个离婚案的情况。他听完之后，马上在柜子上找离婚的法律书。我看出他很不专业，但是他的收费便宜。犹豫了一会儿，我就同意了。
慕尼黑最高法庭在一栋高楼里，我和律师进入大楼时候，这个陌生地方让我感到不安。我看到了法官，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德国男人。
在法庭上，西蒙看着我，对法官说：“我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只是纸张上的一对夫妻，法律形式上承认的老婆，所以请求离婚。”
轮到我陈述了，我说：“我不同意离婚。我还深深地爱着他，就要维护家庭利益。他喜欢俄罗斯女人伊娃，他在破坏家庭利益。”
德国法律有一条，就是要维护家庭，谁都不可以强行拆散。如果我不同意离婚，法官四年之内没有权利宣判离婚。但我天真地认为，我和他婚姻存在的时间越长，可能对我有好处。但我不知道的是，分居之后的那几年，是不计入婚姻时间的。
法庭上，我拿着词典，德语说得磕磕巴巴，听得法官和律师都皱着眉头。但即使是这样的语言，也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律师汉娜不解地问我：“你来德国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说着这么糟糕的德文？”
我望着西蒙，说：“你要问我先生，他舍不得给我花钱，我每天还要上班养活孩子。现在我失业，他也不给我们生活费。”
西蒙驳斥我，不屑地说：“你是故意的，你以前有工作。”
汉娜听了我的话，就说：“你有一双手，为什么要你丈夫的钱？”我能感觉到她话语中的歧视。德国人还是歧视外国人，尤其是一个靠着婚姻留在德国的女人。我需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我知道德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候，财产按照一人一半的原则分割，更何况他是有错的一方。
我们彼此的律师在法庭各说各的理由，我已经没有心情听了。最终，因为我不同意，法官没有宣判离婚。
西蒙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说：“我一定要摆脱你这个女人。我爱的是伊娃，打算去俄罗斯见她。”
他的话狠狠地击打着我，我紧紧地咬着牙，默默地走出了法院。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挣钱，要付律师费，要养活自己和女儿。
开庭了一次，逼迫得我没有再学德语，手里的钱越来越少，我内心很慌张。母亲说父亲生病住院，我还给家里寄了一笔钱。他们不知道我失业了，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自己糟糕的情况。
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生病，否则生活就是雪上加霜。好在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吃的都是以前的身体老本。在寒冬腊月，我外面穿了一件夹克，里面是一件毛衣，连感冒都不曾得过。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美国人开的保龄球馆当服务员。客人来打保龄球，我负责他们吃饭和酒水。在这里当跑堂，收的小费比工资还要高，因此我松了一口气，起码离婚了可以养活娘俩。
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我没有时间做饭。上班前，我买两个拧成麻花状的面包吃。我最爱吃这一款面包，它的味道和刚出锅的馒头口味很像，很合我的中国胃，吃的得津津有味。这种面包放了黄油，价格就贵一倍，不放黄油就几毛钱。为了省钱，我一般就吃不放黄油的面包，偶尔为了解解馋，我才吃一回放了黄油的面包。
吃完面包，中午十二点多我开车出发，在下午一点钟前准时到保龄球馆上班，我一开始上的是下午班。上班的时候，我沏杯红茶，里面放着牛奶和糖，喝着很养胃，到晚上两点钟才下班。晚上我开车回家，在浴盆泡完澡，然后睡觉。第二天九点起床吃早点，看会儿电视，收拾房间，然后就吃中午饭，接着去保龄球馆上班。
芬妮看着我这么辛苦挣钱，决定帮助我，给我找了一份做墩布的活。保龄球馆的工作是正式工，在德国可以兼职做临时工，但是一个人只允许做一个到两个临时工。正式工在税务局注册，必须交税，临时工不用上税。
我一口气做了六份临时工的活。除了用我的名字之外，都是用别人的名字，其中有我女儿的名字，芬妮的名字，芬妮儿子的名字，我楼上的邻居，我隔壁的邻居。用他们的名字做临时工，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
做手工墩布，需要保证两年之内不会用坏。墩布店的老板是德国人，给我的价格是做一个墩布一马克。我的任务是一天做一箱，一箱刚好是一百个，一天可以挣一百块钱，一个月可以挣三千块钱。而一般德国工人的工资差不多是两千多块钱，扣过税到手将近两千元而已。不过这钱挣的辛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人家休息我在干活，就连红日也不例外。
每天晚上两点下班，我开车回到家，就开始坐在缝纫机上做墩布。我用厚布把缝纫机的四角垫着，垫得很高。缝纫机放在电视前面，我一边干活，一边看连续剧。做完一部分墩布后，我泡个热水澡，洗完后直接睡觉。睡到第二天差不多十点钟时，我起床吃过早饭再开始做活，反正要把这一箱活做完。
我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四十小时。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十二月的时候，在保龄球馆挣的钱和做临时工挣的钱，一共加起来是九千块钱。我挣的钱跟教授的收入一样，但教授也许一天上两个小时班，也许上四个小时班，我却是工作十几个小时。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真皮皮包。在第二天，我背着这个皮包，画着精致的妆容，去法庭和西蒙打离婚官司。1998年，西蒙开始第二次离婚申请，我以同样的理由辩护，法官没有同意离婚。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的生活单调乏味，就在公司和家之间奔波。但只要想到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女儿，我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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