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 病里思故乡
我一直领着失业金，没有再找工作。劳动局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给我找工作。我说自己现在不能上班，因为我生病了。
“如果你生病不能工作，需要去医院开证明，证明自己不能工作。”劳动局的人告诉我。
“我明天去看医生。”我或许应该早些去看医生，或许能早点摆脱精神上的折磨。
我去慕尼黑一所有名的神经科医院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一名女医生，声音温柔好听，让人莫名地感到心安。我说了诸多症状，失眠、焦虑、自责、内疚等等，白天，我站在人群里，还觉得自己稍微正常些。在夜晚的时候，独自一人，这些症状都在不停地折磨着我，尤其是站在房间的阳台上，每次都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念头。
“你从什么时候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问我。
“从我和西蒙离婚的时候。”我给她讲了自己的婚姻，以及开服装公司的破产经历。
“我觉得你得了抑郁症，从离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处在抑郁症的困扰中，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你还自杀过，所以要恢复健康，还需要很久的一段时间，现在真的不适合工作。”
“我没有到退休的年龄，还需要工作，否则连失业金都没有了。”我知道，德国一般是六十五岁退休，有些人到了六十七岁才退休。
“没有关系，你可以办理病退。我给社会救济局的人打电话证明你的情况。”她说完就拿起电话打给了社会救济局。医院里有社会救济局的人在工作，给那些有困难、有病的人办理病退和养老金。社会救济局的人会给我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养老保险公司会来复查，核实之后情况属实，我就可以退休了。
在门诊室里，我不停地咳嗽。女医生一再叮嘱我去看一下胸外科，说我的咳嗽不像是感冒的症状。最近我不停地咳嗽，吃了治疗咳嗽的药也不见效。不过我没有在意，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可能是最近天气突然变冷，不小心着凉的结果。
我又去看了胸外科。CT片出来的时候，医生看了之后，说我的病是胸部结节。因为结节比较大了，因此导致我不停地咳嗽。我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切掉结节，就能健康如初。肺结节就像是一个懒癌，也不会扩散，所以我不用担心。
从自杀被救之后，我对任何疾病都不再恐惧，没有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了。我没有告诉夏叶，害怕她担心我。她和卢卡斯正在创业，不能给她添麻烦。我也没有告诉李剑星，他远在柏林，还是不要打搅为好。
主治医生告知了我关于手术的过程，以及手术的风险。我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就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独自上了手术台。
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不需要担心，只要定期来做检查就可以了。手术五天之后，我独自坐地铁回家。
治疗了肺结节之后，我开始治疗抑郁症。我想和正常人一样，能独自健康地活着。女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我有自杀念头，属于最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所以需要有人监护我。因为这个证明，天主教妇联的管理人员专门派了一个人监护我，让我按时去医院看病，一直不停地帮助我。
看病期间，我住在医院。每天，护士给我一个小塑料杯，里面有吃的药。然后给我一杯水，看着我吃完药才走开。之后，我去食堂吃早点，每天都是这样。
医生给我开了九种药，我每天吃完后，就感觉迷迷糊糊，整天想睡觉。听力特别差，记忆力随之也消失了，很多往事想不起来。有时候，连说话都颠三倒四，然后手也会颤抖。我最爱的一头长发掉得厉害，头皮屑也多，都掉在衣服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大夫看着我的症状，说这是严重抑郁症的表现。刚开始，我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住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住了四个月还没有出院。
每个礼拜，我要汇报两次病情，主治医生、护士聚在一起，拿着我的病历讨论。他们问我，现在感觉是好还是坏，然后会给我会诊。只要我说感觉不好，就必须留在医院继续治疗。经过反复几次后，我学机灵了，每次就说好点了，睡觉还行。第二次的时候，我仍然说还行，就这样观察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在第四个月的月底出院了。
一出院，我马上不再吃药。抑郁药的副作用太大了，让人短时间内体重增加，我进医院的时候，是一百二十斤，四个月后，就变成了一百四十斤。结果带的衣服全穿不了，要重新买衣服。我一心想着减肥，就不愿意吃药了。
不过即使出院了，我的专职医生每周要给我看病开药，观察我是好是坏，睡眠状态是否健康。他就像心理医生一样，诊断完了之后，给我对症开药。这一切都是免费诊治，我有医疗保险。
抑郁症很难彻底治愈，在医院走了一遭之后，我决定自救。我到教堂里去寻找心灵的安慰，去公园里跑步运动，和熟人一起聚会。经过运动加节食，我又减回了从前的体重。我学着和过去和解，只是有些痛苦难以解决，难以逾越它们的羁绊。我的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无所畏惧，有时候彷徨无助。
2010年，我的退休申请批准了，可以领到一千多元的退休金，是德国最低的生活水平。这是养老保险公司必须给的最低生活标准，其中吃饭的钱不能低于四百元。我生活一直节俭，还可以攒下一部分钱。
我之前买了商业保险，退休后还可以领到一笔钱。我去保险公司申请的时候，却发现账户早在离婚打官司的那几年就冻结了，里面的钱也被人取走。只是我根本就没有取过这笔钱，于是要求调查账户冻结的情况。
保险公司的人拿出了当年冻结账户的资料，上面有我的签名。账户的钱是我的离婚律师拿走的，上面有我的许可签名。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当年打官司的时候，律师拿着一些资料让我签名，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冻结账户的申请夹在其中让我签字。当年，我德语不好，心里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提防他，直接签了名字。申请上说，为了保障离婚财产，冻结了我的保险账户。但他是我的律师，按道理应该冻结我前夫的账户才对。但是，上面有我的签名，是我授权冻结的，所以这笔钱的去向很清楚。我责备自己太愚蠢了，竟然相信这个业务很差的律师会替我讨回公道。
出了保险公司的大门，我去找那个律师。只是，他早已经离开火车站的那间办公室了。问了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律师才知道，他几年前就走了，估计是到柏林或者其他城市工作。
我懊悔的死去活来，打官司为了省钱，结果离婚后没有拿到多少财产，还丢了养老保险和财产保险。本来我退休后，如果有这两个商业保险，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千欧元，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简直就是我的生活。
在家里沙发上呆坐了一上午，我想明白了。反正几十万欧都失去了，何必在乎每个月的这两千欧元。
母亲总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我，询问我是否安好。从2008年服装店破产到退休，我都没有回国。母亲问我为什么还不回来，她想我了。我说自己忙，抽不出时间。我猜想，弟弟根本没有告诉她我破产的事情。
我破产之后，不再寄钱回家，弟弟也没有到过德国，也没有打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恨过他的无情，但是转念一想，他本来就是薄情寡义的人，恨他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我退休了，可以叶落归根，回到BJ安享晚年。我和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大家说起来自己买了几套房子，可以收多少租金，养老金有多少，生活过得很滋润。可我沦落到一无所有，只能选择沉默不语。他们大都含饴弄孙，谈论着孙子孙女。夏叶结婚八年了，我一直在问她什么时候要孩子，她总是说没有准备好要生孩子。我不好再说什么，毕竟那是她的生活，她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就可以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在BJ还有两套房子。现在BJ房价这么高，两套房子也价值几百万了。而且，我的欧元退休金在BJ可以生活得很好，不用顾虑没有钱养老。
李剑星一直和我联系，说让我搬到柏林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不现实，就一直没有过去。他暂时也没有机会回慕尼黑工作。我们之间没有办法在一起，我不渴求也不强求。
拿定了主意后，我收拾行李回BJ，特意收拾得多，想在BJ待得久些，好好地陪伴母亲，她一直身体不好。我甚至打算如果待得比较舒服，就不急着回慕尼黑了，死后葬在BJ也不错。
我给家人朋友都买了礼物，临走前，和女儿女婿一起吃饭告别。我告诉了夏叶自己的打算，她不放心我独自在BJ生活。我笑着安慰她，自己回家后就生活在一大群人中间，会比在慕尼黑更热闹。对退休后的生活，我充满了希望，自己的抑郁症已经在好转，或者在BJ家人朋友的关心下，抑郁症会彻底治好。
只是，在临行前的一夜，我又梦见柳冬天拿着刀刺向我的脸。我满头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征兆。我没有了睡意，记忆分分秒秒地涌现着。在BJ的那段日子，我结婚生子，活的又爱又恨。
“如果你生病不能工作，需要去医院开证明，证明自己不能工作。”劳动局的人告诉我。
“我明天去看医生。”我或许应该早些去看医生，或许能早点摆脱精神上的折磨。
我去慕尼黑一所有名的神经科医院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一名女医生，声音温柔好听，让人莫名地感到心安。我说了诸多症状，失眠、焦虑、自责、内疚等等，白天，我站在人群里，还觉得自己稍微正常些。在夜晚的时候，独自一人，这些症状都在不停地折磨着我，尤其是站在房间的阳台上，每次都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念头。
“你从什么时候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问我。
“从我和西蒙离婚的时候。”我给她讲了自己的婚姻，以及开服装公司的破产经历。
“我觉得你得了抑郁症，从离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处在抑郁症的困扰中，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你还自杀过，所以要恢复健康，还需要很久的一段时间，现在真的不适合工作。”
“我没有到退休的年龄，还需要工作，否则连失业金都没有了。”我知道，德国一般是六十五岁退休，有些人到了六十七岁才退休。
“没有关系，你可以办理病退。我给社会救济局的人打电话证明你的情况。”她说完就拿起电话打给了社会救济局。医院里有社会救济局的人在工作，给那些有困难、有病的人办理病退和养老金。社会救济局的人会给我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养老保险公司会来复查，核实之后情况属实，我就可以退休了。
在门诊室里，我不停地咳嗽。女医生一再叮嘱我去看一下胸外科，说我的咳嗽不像是感冒的症状。最近我不停地咳嗽，吃了治疗咳嗽的药也不见效。不过我没有在意，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可能是最近天气突然变冷，不小心着凉的结果。
我又去看了胸外科。CT片出来的时候，医生看了之后，说我的病是胸部结节。因为结节比较大了，因此导致我不停地咳嗽。我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切掉结节，就能健康如初。肺结节就像是一个懒癌，也不会扩散，所以我不用担心。
从自杀被救之后，我对任何疾病都不再恐惧，没有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了。我没有告诉夏叶，害怕她担心我。她和卢卡斯正在创业，不能给她添麻烦。我也没有告诉李剑星，他远在柏林，还是不要打搅为好。
主治医生告知了我关于手术的过程，以及手术的风险。我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就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独自上了手术台。
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不需要担心，只要定期来做检查就可以了。手术五天之后，我独自坐地铁回家。
治疗了肺结节之后，我开始治疗抑郁症。我想和正常人一样，能独自健康地活着。女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我有自杀念头，属于最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所以需要有人监护我。因为这个证明，天主教妇联的管理人员专门派了一个人监护我，让我按时去医院看病，一直不停地帮助我。
看病期间，我住在医院。每天，护士给我一个小塑料杯，里面有吃的药。然后给我一杯水，看着我吃完药才走开。之后，我去食堂吃早点，每天都是这样。
医生给我开了九种药，我每天吃完后，就感觉迷迷糊糊，整天想睡觉。听力特别差，记忆力随之也消失了，很多往事想不起来。有时候，连说话都颠三倒四，然后手也会颤抖。我最爱的一头长发掉得厉害，头皮屑也多，都掉在衣服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大夫看着我的症状，说这是严重抑郁症的表现。刚开始，我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住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住了四个月还没有出院。
每个礼拜，我要汇报两次病情，主治医生、护士聚在一起，拿着我的病历讨论。他们问我，现在感觉是好还是坏，然后会给我会诊。只要我说感觉不好，就必须留在医院继续治疗。经过反复几次后，我学机灵了，每次就说好点了，睡觉还行。第二次的时候，我仍然说还行，就这样观察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在第四个月的月底出院了。
一出院，我马上不再吃药。抑郁药的副作用太大了，让人短时间内体重增加，我进医院的时候，是一百二十斤，四个月后，就变成了一百四十斤。结果带的衣服全穿不了，要重新买衣服。我一心想着减肥，就不愿意吃药了。
不过即使出院了，我的专职医生每周要给我看病开药，观察我是好是坏，睡眠状态是否健康。他就像心理医生一样，诊断完了之后，给我对症开药。这一切都是免费诊治，我有医疗保险。
抑郁症很难彻底治愈，在医院走了一遭之后，我决定自救。我到教堂里去寻找心灵的安慰，去公园里跑步运动，和熟人一起聚会。经过运动加节食，我又减回了从前的体重。我学着和过去和解，只是有些痛苦难以解决，难以逾越它们的羁绊。我的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无所畏惧，有时候彷徨无助。
2010年，我的退休申请批准了，可以领到一千多元的退休金，是德国最低的生活水平。这是养老保险公司必须给的最低生活标准，其中吃饭的钱不能低于四百元。我生活一直节俭，还可以攒下一部分钱。
我之前买了商业保险，退休后还可以领到一笔钱。我去保险公司申请的时候，却发现账户早在离婚打官司的那几年就冻结了，里面的钱也被人取走。只是我根本就没有取过这笔钱，于是要求调查账户冻结的情况。
保险公司的人拿出了当年冻结账户的资料，上面有我的签名。账户的钱是我的离婚律师拿走的，上面有我的许可签名。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当年打官司的时候，律师拿着一些资料让我签名，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冻结账户的申请夹在其中让我签字。当年，我德语不好，心里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提防他，直接签了名字。申请上说，为了保障离婚财产，冻结了我的保险账户。但他是我的律师，按道理应该冻结我前夫的账户才对。但是，上面有我的签名，是我授权冻结的，所以这笔钱的去向很清楚。我责备自己太愚蠢了，竟然相信这个业务很差的律师会替我讨回公道。
出了保险公司的大门，我去找那个律师。只是，他早已经离开火车站的那间办公室了。问了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律师才知道，他几年前就走了，估计是到柏林或者其他城市工作。
我懊悔的死去活来，打官司为了省钱，结果离婚后没有拿到多少财产，还丢了养老保险和财产保险。本来我退休后，如果有这两个商业保险，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千欧元，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简直就是我的生活。
在家里沙发上呆坐了一上午，我想明白了。反正几十万欧都失去了，何必在乎每个月的这两千欧元。
母亲总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我，询问我是否安好。从2008年服装店破产到退休，我都没有回国。母亲问我为什么还不回来，她想我了。我说自己忙，抽不出时间。我猜想，弟弟根本没有告诉她我破产的事情。
我破产之后，不再寄钱回家，弟弟也没有到过德国，也没有打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恨过他的无情，但是转念一想，他本来就是薄情寡义的人，恨他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我退休了，可以叶落归根，回到BJ安享晚年。我和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大家说起来自己买了几套房子，可以收多少租金，养老金有多少，生活过得很滋润。可我沦落到一无所有，只能选择沉默不语。他们大都含饴弄孙，谈论着孙子孙女。夏叶结婚八年了，我一直在问她什么时候要孩子，她总是说没有准备好要生孩子。我不好再说什么，毕竟那是她的生活，她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就可以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在BJ还有两套房子。现在BJ房价这么高，两套房子也价值几百万了。而且，我的欧元退休金在BJ可以生活得很好，不用顾虑没有钱养老。
李剑星一直和我联系，说让我搬到柏林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不现实，就一直没有过去。他暂时也没有机会回慕尼黑工作。我们之间没有办法在一起，我不渴求也不强求。
拿定了主意后，我收拾行李回BJ，特意收拾得多，想在BJ待得久些，好好地陪伴母亲，她一直身体不好。我甚至打算如果待得比较舒服，就不急着回慕尼黑了，死后葬在BJ也不错。
我给家人朋友都买了礼物，临走前，和女儿女婿一起吃饭告别。我告诉了夏叶自己的打算，她不放心我独自在BJ生活。我笑着安慰她，自己回家后就生活在一大群人中间，会比在慕尼黑更热闹。对退休后的生活，我充满了希望，自己的抑郁症已经在好转，或者在BJ家人朋友的关心下，抑郁症会彻底治好。
只是，在临行前的一夜，我又梦见柳冬天拿着刀刺向我的脸。我满头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征兆。我没有了睡意，记忆分分秒秒地涌现着。在BJ的那段日子，我结婚生子，活的又爱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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