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刘恒泰参加了红军

    那十万多元的应收账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各位客官，听我从头详细说起。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十五年有余，但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生活依然贫困交加。这一年春天，蒙岭地区大旱，河流、沟渠、水库几乎干涸，山泉、深井里的水也只能一瓢一瓢地汲取上来，人、畜饮水困难，因为缺水，赤地百里，庄稼无法播种。对于山区里的农民，完全靠天吃饭，一旦有了自然灾害，只能听天由命。刘恒泰那年十四岁，他一家人和千千万万穷苦百姓一样，自春节之后便陷入了困顿，有时几天牙沾不到一粒米，只能靠吃树皮、刚出芽的野菜充饥，由于几个月不下一滴雨，地里最后一点绿色也见不着了，什么吃的也寻摸不到，有的只能眼睁睁地被饿死。饿死人在那时是司空见惯。刘恒泰的母亲就是为了省下一口饭给孩子吃，被活活地饿死了。父亲找来一张破草席，将死不瞑目的母亲一卷，在村后的乱坟堆里，找了一小片空地，和刘恒泰一起刨了一个二尺多深的坑，便把母亲下葬了。刘恒泰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爷爷、奶奶过来劝他的父亲，说：“人死不能复生。最要紧的，应考虑当下的日子该怎么过。”他父亲强忍着刚刚失去妻子的痛苦，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孩子，几滴浑浊的眼泪从他干瘪的脸颊上滑落下来。他已经无能为力，家里早已没有了粮食，他们幼小的生命不知道还能撑到何时。他们不应该来到这世上，一天饱饭的日子都没有过过，而现在面临的命运，或许在哪一时刻就夭折了。去另一个世界吧，那里是给人管饱饭的，而活人的世道只能在挨饿中煎熬。父亲说：“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太小了。一个人就是一张口，恐怕养不活他们了。”说完，蹲在地上，双手捂着半拉脸，竟伤心地抽泣起来，而后用破烂的袖子抹了抹眼泪。爷爷、奶奶说：“你得为这四个孩子想想办法。大妮子今年十岁了，能帮大人干些活了。你找一下陈庄的陈二先生，让他给看中一个好人家，把大妮子卖了，这样一家人才好有活命，不能眼看着都饿死。”大妮子是刘恒泰的大妹，二妹才四岁，弟弟比大妹小，刚刚七岁。父亲将大妹妹搂在怀里，十分歉疚地说：“闺女，别怪当爹的狠，这都是没办法呀。等爹有钱了，再把你给赎回来，咱们天天有米有面吃。”大妹妹懂事地点点头，泪花花在眼里打转，却始终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人贩子陈二先生确实给大妹妹找了一个好人家，是一百多里外陵枣地区一个开小型煤矿的矿主。但大灾荒年，人命也贱。陈二先生给了父亲三十斤小米，便把大妹妹领走了。他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说陵枣地区那里有不少煤矿正在招工，让父亲不妨去试一试。在家乡简直无法活命，背井离乡或许能生存下去。

    他们把换来的小米碾成面，用鏊子摊了一些煎饼。父亲和刘恒泰第二天背上5斤煎饼便上了路，他们憧憬着下矿井挖煤，挣来白花花的银子，让家人过上顿顿吃饱饭的幸福生活。父子二人到了陵枣地区第一天就被一个矿主看中，签订了生死文书后，他们二人就下了矿井。因为刘恒泰年幼，不能算是一个整劳力，他只能拿半份工钱。那时的资本家不把矿工们当人看待，井下挖煤条件恶劣，随时都有塌方、瓦斯爆炸等危险的发生，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但在井下挖煤却设置了监工制度，只要完不成每日的定额，不但克扣矿工工钱，有的还被体罚。高强度的井下劳动和非人般的待遇，使矿工的身体健康状况极其糟糕，刘恒泰来了不长时间，就亲眼目睹了有的矿工突然一头栽在矿井下死掉了，井下因事故死人更是常有的事，起初他看到被抬出的尸体感到非常害怕，过了一段时间，死人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坦然视之。刘恒泰发现，矿主对那些死的人会因身份不同而区别处置，赔偿的标准不尽相同，有多有少，金额不一。如果是当地有背景的人介绍进来做矿工的，如果死了，赔偿就多出其他普通人的好几倍。若是没啥来头，只是自愿报名做矿工的贫苦百姓，死一个人，赔偿几十块银元便了事，有的由于平时生病吃药、打针被扣了钱，赔偿会更低，甚至资不抵债。父亲和刘恒泰时时告诫自己，千万别生病，一旦生病，不仅井下不了，看病还得花钱，到头来不但工资拿不到，你还得向矿主举债，辛苦的汗水岂不白流了吗？他们在井下万般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天，父亲在井道里拉着拖车向外运煤时，煤井塌方，在向外逃跑时，又被支撑的木柱子绊倒，掉下的一块块矿石很快将父亲淹没。那一次塌方，死了好几个人。当刘恒泰作为亲属被通知处理后事时，他看到是一条条血肉模糊尸首，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不是五官全毁就是缺胳膊少腿，还有的身首异处……那种惨烈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终生难忘，既使他后来参军，打过很多仗，但这次事故给他带来的心灵震撼远远大于经历过任何一次血淋淋的战斗。刘恒泰只能从衣服上判断哪个是父亲，但衣服沾满煤末子，也很难辨认本来颜色。直到看到父亲的胳膊上缠绕着手工纺织棉线粗布头巾，那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纺线织成的布，裁下一块做成了头巾，上面还有母亲用红线绣成的两朵梅花，刘恒泰扑上去，抱住父亲的尸体痛哭不止。他不会想到，做矿工才三个来月，父亲就被砸死了。矿主给算来算去，父亲的一条命，加上几个月的工资，仅仅换来三十块银元和十斤白面。刘恒泰年龄小，且不识字，对矿上的那些条条框框也搞不懂，他们那些人说什么，他只好默认，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事。拿到那些赔偿，有好心人给他说：你赶紧偷偷地逃吧，如果今晚不走，你连这三十元都保不住，他们会派人抢你的钱。在那个好心人的帮助下，他趁天黑逃出了那家矿井，朝着家乡的方向，一刻未停地赶路。刘恒泰到了家，才知道爷爷在他和父亲走后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奶奶得知他父亲也走了，愣了半天，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只是木然地坐在地上，等回过神来，她一把抱住刘恒泰和他弟弟、妹妹三人，哭得昏天黑地，直至把眼泪哭干了，声音哭哑了，方才慢慢停歇。一个个亲人的离去，使刘恒泰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他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要养活家人。在家待了几日，他告诉奶奶：他还得出去闯荡，挣回钱来，改变家里贫穷的命运。刘恒泰只带了两块银元和几斤煎饼，独自一人离开家乡。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对未来一片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路往何处走，唯一的执念是外出挣钱。

    刘恒泰在外面流浪、乞讨了几个月后，身上已无分文，浑身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有一天，他沿着铁路线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想起他在陵枣煤矿做工时，工友们曾告诉他不远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它连接着外面精彩缤纷的世界，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眼前的这条铁路线或许是工友提到的，无论是与不是，只要能上了火车就可以离开这片穷苦的地方了。人挪活，树挪死。走一步算一步吧。刘恒泰走到火车站，他无法像有钱人那样买票上车，只好趁天黑之际，在火车离开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成功扒上了一辆运煤的火车。走走停停几天之后，火车终于停在一个地方不再走了，直到工人门在卸煤时，发现了已经昏迷的刘恒泰。后来，他才知道火车停的城市叫大上海。他实在无处可去，在苦苦哀求下，被留在了煤场当了一名装卸工。干了两三年，由于战争发生，铁路运输一时中断，北方的煤运不过来，煤场生意惨淡，刘恒泰被裁。人总得要吃饭活命，走投无路之下，他参了军。刚一下到连队，他随身携带的财物被班长全部搜罗一光，还骗他说临时替他保管。哪知道不几日，就让班长挥霍个精光。刘恒泰向他讨要，换来的却是一顿“枪托子”，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想向长官申诉，战友告诉他：对这事就得忍气吞声，如若得罪了班长，今后的日子没得好过。刘恒泰只得吃了哑巴亏。像这样的部队比那煤场还“黑”，弱肉强食，以小欺大，底层士兵的军饷常常被无缘无故地克扣，既便能拿到手，还得被迫“孝敬”自己的长官。一年多的军旅生涯，参加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战斗，他也不知道跟谁打仗，反正部队开到哪，他就跟到哪，别人端枪他也端枪，长官喊往前冲他就使劲往前跑，唯恐掉队吃了枪子。也许是上天眷顾，他多次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而且从未受过一次伤，这真是奇迹，更是万幸。虽然命大，但他厌恶了军旅生活，不仅天天打仗不说，更使他难以忍受那官兵等级观念，军阶低的官兵常成为长官出气的“篓子”，稍有不顺眼，就被打骂体罚，或被罚没军饷。还有很多官兵染上嫖娼、赌博、抽大烟的恶习，他们为了弄到钱，每到一个地方就搜刮老百姓，有的公开抢劫，军队驻扎到哪里，那儿的老百姓就会无故遭殃。刘恒泰觉得这样的军队和家乡的土匪没什么两样，看着那些被祸害的平民百姓，他心情沉重，越来越沮丧，越来越迷茫，越来越不愿在这样的军队待下去了。刘恒泰发下来的军饷均被长官以各种名目和理由骗走了，他至今几乎还是身无分文。他有意识地偷偷存钱，长官再向他要钱，就骗他说自己的钱早被人偷了。慢慢地他开始攒了一点钱，计划等攒够一定数额后就瞅个机会逃离军队。

    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泰还没攒够那个数，在一次战斗中，他和很多人一起被俘了。他胆战心惊，生怕被杀头。然而，他们却被集中起来，一个长得南方人模样的“长官”站在高台子上给他们讲话。他说：红军优待俘虏，一个不杀，只要他们愿意走，给路费放他们回去，愿意留下来就参加红军。刘恒泰觉得耳目一新，第一次听说俘虏还有这样好的待遇。在他原来的那个部队，被俘的人可就惨了，直接枪毙的不说，那些被挖眼睛、剁手脚、剖肚子等被折磨致残致死的简直不计其数。刘恒泰有些犹豫，留下来当红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如果还和他以前的军队一样，对他已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如果领上盘缠离开，他能去哪里呢？还回老家坐等饿死吗？再回到那个煤场做工——可是，像这样的乱世，那煤场不知道还能否存在？不一会，和他一起被俘的几十个人已走了一多半。刚才那位讲话的“长官”从台上走下来，来到他身边，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恒泰引起了他的注意。“长官”问他：“你是要留还是要走咯？”刘恒泰见到“长官”和他讲话，慌乱中举手敬礼，竟紧张得没说成一句完整的话。“长官”笑呵呵地说：“看来你也是穷出身，手上尽是厚厚的老茧。”刘恒泰吞吞吐吐地答道：“报告长官，我在煤场做过工。”“长官”一听，更来了兴趣，拍着他的肩膀，哈哈一笑说：“你在煤场做过工，我在井下挖过煤，咱俩半斤八两，都是滚一身煤末子。”这一席话，让刘恒泰顿时对“长官”产生一种无以言表的亲近感，他已忘记了自己是俘虏身份，心理上也不再紧张，顺嘴问了一句：“留下当红军，会发多少军饷？”“长官”一听，又是哈哈一笑，他说：“红军是穷人的部队，帮穷人打天下、分田地，和旧军队不同，官兵一律平等，也不发军饷。”刘恒泰听了，没再敢问什么。他想起他的家乡，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占有，他们家是雇农，没有自己的一分土地。如果他参加了红军，是不是可以将地主的土地给抢回来分给自己家呢？参加这样军队，既便不发军饷也值得。他不再犹豫，向“长官”说留下。“长官”又问他：“当兵不发军饷，是不是觉得亏很多？”刘恒泰回答道：“只要能分到田地，不拿军饷也心甘情愿。”刘恒泰当了红军，被编入战斗连队，连长就是那“长官”。他了解到，连长叫赵东川，比他大两岁，十六岁参加矿工罢工，失败后于第二年参加了红军。刘恒泰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排长。红军长征途中，他被任命为先遣小分队的队长，负责侦探、筹粮、做群众工作等任务。

    在川陕边界，一次他率领小分队在筹粮时，遇到一股土匪抢劫，在乡民的配合下，他们将土匪击退，并抓住了一个小“头目”。一番审讯，那小“头目”供出了实情。原来，土匪“头领”叫万科生，接手家族产业，贩卖米粮、木材、杂货等，兴盛时在川陕交界一带有十几个店铺，由于同行欺压、军阀盘剥，经营的生意全部破产，实在走投无路，便聚集了一些无地、失地的农民进山落草为寇，当了“山大王”。当地政府长官走马灯似地轮换，为官一任，只想着尽快捞上一笔钱走人，哪顾得上什么“匪患”，虽然民怨很大，只要不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对辖内的土匪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猖獗胡为。政府一放任，土匪就会野蛮发展。这股土匪越聚越多，一度有七八十号人的规模，用抢劫的钱财置办武器，构筑营垒，逐步成为方圆一带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审完后，刘恒泰生气地说：“你们原先都是穷苦百姓，现在反过来却祸害这些穷苦人，天地良心何在？”那小“头目”说：“都是生活所逼，活不下去了，才走上这条路的。”刘恒泰说：“我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地主剥削我们，他们占着本应该属于我们的土地；军阀、反动派欺榨我们，他们通过苛捐杂税抢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穷人就应该团结起来，把剥削、欺榨的阶级打倒，我们穷人才会翻身，过上好日子。”那小“头目”从心里感到佩服，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把穷人的道理讲得这么透，过去他以为“穷在命根”，生在穷人家，一辈子闹恓惶。他对刘恒泰诚恳地说：“我们‘头领’读了很多圣贤书，也懂得这世道不公，应该学古代英雄那样‘揭竿而起’，让千千万万百姓应呼而集，可是这和政府作对的事太大了，没有领路人，谁能有如此天大的本事？”刘恒泰说：“你们‘头领’如果有这样的觉悟，说明还能挽救。我倒想和你们‘头领’会上一面，争取他‘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不要再祸害老百姓。”小“头目”说：“我们‘头领’深明大义，你若要见他，我甘愿效犬马之劳。”刘恒泰和其他战友商量后，由那小“头目”带路，上山去会一会土匪“头领”。为保险起见，行至半路，便将那小“头目”扣下作人质，刘恒泰只身前去土匪据点。当刘恒泰被他的兄弟押到土匪“头领”万科生面前时，大为震惊。万科生没想到这位军人乍一看和穷人百姓没什么两样，土布衣服破旧不堪，补丁摞补丁，布料的颜色深浅不一，打着结实的绑腿，脚上一双破草鞋，头戴绣着五角星的军帽，显然这是来自不是一般队伍的人。他上下打量了刘恒泰一番，问道：“你把我兄弟留在山下，你上山何干？”刘恒泰说明来意，并将给那小“头目”讲的道理又重复了一遍。万科生沉默了半晌，说：“我本是落魄之人，躲在山上为寇，荒唐度过余生，今听贵言，方有顿悟。我也懂得兴亡更替之历史规律，诚如圣人之言‘大丈夫志在四方，应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建功于世’。然而自民国以来，统治者改头换面如变戏法一般，华夏大地大小军阀势力犬牙交错，当权官僚为政之恶，黎民百姓之苦，社会之凋敝，政治之黑暗，外域列强欺我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