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们是1968年11月11日从锦城坐火车到兴城插队落户的。
那一天，天气特别冷，天空中还飘着雪花，路上腻滑难行。
早上，爸爸帮我把箱子和行李弄到学校，到校时同学们都开始集合了。
箱子是邻居张大伯花了一天时间打的，木材是凭票在木材公司买的，知青每人一份。
通往火车站的中央大街，两边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学生家长，也有些人是看热闹的。
送行的场面如同当年送子参军上前线，隆重、热烈还有点悲壮。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确实觉得是上战场。
美好的憧憬、青春的激情和光荣的使命感在心中荡漾。没有了对家对城市的眷恋，兴高采烈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十七岁。
火车站，我们从卡车上卸下行李，装到行李车厢，这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火车才徐徐启动，老师们向我们挥手告别。
这时，我突然有老师不要我们了的凄凉感觉，随着老师的身影越来越小，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了望海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望海没有车站，是乘降所，没有检票口，也没有候车室，在这里下车的不光我们班，反正很多人。
行李都堆在地上，虽然每个行李上都有名字，但堆得像小山似的，找起来特别困难。好不容易把我们青年点的行李找齐，却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小小的望海火车站一下子涌进几百名学生，再加上来接学生的老乡，老乡赶来的马车，喊人声、马啸声响成一片。
同学们陆续被几辆大马拉着的胶皮轱辘大车接走了，只剩下我们黑庄的三男四女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民，手里拿着鞭子，一路不停地喊着：“去黑庄的青年在哪里？”他一边喊着一边挥动着手里的棉帽子，我们听到喊声，齐声回应着，“我们是！我们是！”
听到了我们的喊声，他跑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黑庄二队的队长，姓杨，你们别动，我去把车赶过来。”
左等右等车终于来了，那是一辆大概从古董店借来的车，木头车板快散架子了，两个大木头车轮，走起来直晃，一头老牛两个毛驴拉着。
七个人的行李和箱子装了满满一车，人只好跟在后面步行了。
十二里的山路，翻山过梁的，一路大家说着话，倒没觉得多累，只是到了村里天早已黑了。
杨队长家的大门口站满了迎接我们的人，看我们过来了大家鼓起掌来，非常热烈。
院子很大，房子好像是新盖的，五间灰扎顶的青砖房。
进屋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没有电，一盏大号煤油灯挂在屋樑下面。尽管来之前想到了，可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队长讲了几句欢迎词，虽然短，但很中肯，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他说“欢迎同学们来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农村比不得城市，刚来生活肯定不习惯，有困难找这些叔叔婶婶”，他指着站在屋里的社员接着说，“他们都是孩子，苦我们，也不能苦了他们”。
有个年轻人接话“有事找我”，后来知道他小名叫’大烙子’。
他十分高兴我们来，知道年龄和他相仿，能玩到一起。
杨大妈给我们做的晚饭，那时北方的习惯是在炕上吃饭，饭桌是放在炕上的，大妈把一个盆放在饭桌中央，上面放一把笊篱，水豆腐是放在笊篱里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晚饭有水豆腐，因为一进屋我就闻到了水豆腐的味道。
队长讲完话，晚饭开始了，除了水豆腐就是爆炒花生米了，主食是高粱米饭。
折腾一天还真饿了，吃相有点难看，都是孩子，还不太懂人情世故。
杨大妈一边为我们添水豆腐一边说，“农村也不经常吃水豆腐，在我们这个地方，来了贵客或者盖房子上樑，才能吃顿水豆腐，队长说下乡青年是***让他们来的，这第一顿饭一定要让他们吃好。队里没有钱买肉，所以做的水豆腐。”
听了孙大妈的话，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很穷。
杨大妈不停地往笊篱里添水豆腐，笊禽里还是剩不下多少，那天晚上都没少吃。
我吃过水豆腐，我爸爸在油脂厂工作，大豆在榨油之前要过筛子，清除杂物，杂物里有没有成熟的豆子，厂子把这些杂物分给工人，工人将其带回家，用水将没有成熟的豆子淘出来，就可以做水豆腐了。
可惜的是工人太多，杂物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家还是买了一盘小磨，磨豆腐的活，也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身上。
同学中有没吃过水豆腐的，不管吃没吃过，都说太好吃了。
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高粱米饭和水豆腐了，原因大概是真材实料，或者太正宗了吧。
郑洁吃完了，抹了抹嘴说，“今天这顿饭可太好吃了。”
杨队长看见大家都吃得心满意足，笑呵呵地说，“吃得香，觉也要睡好，省得想家。”
后来，熟悉了，和队长聊起那天晚上，他说，那天晚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你们这些孩子在城里大米白面吃着，到我们这里第一顿饭就是高粱米饭，一点儿肉都没有，担心你们会想家。
不仅队长，村里人都拿我们当自家的孩子。
干活休息，就近的老乡会拉到家里坐，不管到谁家，从不吝惜，我们吃过多少老乡的地瓜、花生，没有人能说得清。
对农民来说，就是多了一群孩子。
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队长把我们三个男生带到我们的“宿舍”，大烙子家院子里的东厢房，怪不得大烙子那么高兴呢。
四个女生住在一个队部。
为了安排知青和五七大军，大队把二、三小队合并了，这样一个队部腾出来了，还省去了一套小队领导班子。
大队书记很聪明，一举两得。
书记姓张，残疾人，少了一只手，特慈祥，让我们有事找他，可直到我离开黑庄，同学也没找过他，因为他把知青安排得很妥当。
女生住的队部是五间房，东西各两间，中间是厨房，锦城这一带管这叫’外屋地’。
女同学住东屋，很宽敞。
五七大军姓郭，住在队部的西屋，虽然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可我们还是称他老郭，管他的爱人叫郭嫂，他们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和一个还在吃奶儿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郭家帮了我们很多忙，女生过去也很少做饭，特别是用这种大锅做饭，有人连见都没见过，郭嫂当然义不容辞地成了他们师傅。
大烙子家的东厢房是两间，一间外屋地，一间“卧室”，大烙子已经把炕烧热了。
折腾一天，又累又困，胡乱收拾一下就睡觉了，完全没有离家的惆怅和对亲人的眷恋，甚至根本没有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就是正式的农民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学生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从此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农民，小名：知识青年，昵称：知青。
那一天，天气特别冷，天空中还飘着雪花，路上腻滑难行。
早上，爸爸帮我把箱子和行李弄到学校，到校时同学们都开始集合了。
箱子是邻居张大伯花了一天时间打的，木材是凭票在木材公司买的，知青每人一份。
通往火车站的中央大街，两边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学生家长，也有些人是看热闹的。
送行的场面如同当年送子参军上前线，隆重、热烈还有点悲壮。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确实觉得是上战场。
美好的憧憬、青春的激情和光荣的使命感在心中荡漾。没有了对家对城市的眷恋，兴高采烈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十七岁。
火车站，我们从卡车上卸下行李，装到行李车厢，这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火车才徐徐启动，老师们向我们挥手告别。
这时，我突然有老师不要我们了的凄凉感觉，随着老师的身影越来越小，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了望海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望海没有车站，是乘降所，没有检票口，也没有候车室，在这里下车的不光我们班，反正很多人。
行李都堆在地上，虽然每个行李上都有名字，但堆得像小山似的，找起来特别困难。好不容易把我们青年点的行李找齐，却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小小的望海火车站一下子涌进几百名学生，再加上来接学生的老乡，老乡赶来的马车，喊人声、马啸声响成一片。
同学们陆续被几辆大马拉着的胶皮轱辘大车接走了，只剩下我们黑庄的三男四女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民，手里拿着鞭子，一路不停地喊着：“去黑庄的青年在哪里？”他一边喊着一边挥动着手里的棉帽子，我们听到喊声，齐声回应着，“我们是！我们是！”
听到了我们的喊声，他跑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黑庄二队的队长，姓杨，你们别动，我去把车赶过来。”
左等右等车终于来了，那是一辆大概从古董店借来的车，木头车板快散架子了，两个大木头车轮，走起来直晃，一头老牛两个毛驴拉着。
七个人的行李和箱子装了满满一车，人只好跟在后面步行了。
十二里的山路，翻山过梁的，一路大家说着话，倒没觉得多累，只是到了村里天早已黑了。
杨队长家的大门口站满了迎接我们的人，看我们过来了大家鼓起掌来，非常热烈。
院子很大，房子好像是新盖的，五间灰扎顶的青砖房。
进屋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没有电，一盏大号煤油灯挂在屋樑下面。尽管来之前想到了，可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队长讲了几句欢迎词，虽然短，但很中肯，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他说“欢迎同学们来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农村比不得城市，刚来生活肯定不习惯，有困难找这些叔叔婶婶”，他指着站在屋里的社员接着说，“他们都是孩子，苦我们，也不能苦了他们”。
有个年轻人接话“有事找我”，后来知道他小名叫’大烙子’。
他十分高兴我们来，知道年龄和他相仿，能玩到一起。
杨大妈给我们做的晚饭，那时北方的习惯是在炕上吃饭，饭桌是放在炕上的，大妈把一个盆放在饭桌中央，上面放一把笊篱，水豆腐是放在笊篱里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晚饭有水豆腐，因为一进屋我就闻到了水豆腐的味道。
队长讲完话，晚饭开始了，除了水豆腐就是爆炒花生米了，主食是高粱米饭。
折腾一天还真饿了，吃相有点难看，都是孩子，还不太懂人情世故。
杨大妈一边为我们添水豆腐一边说，“农村也不经常吃水豆腐，在我们这个地方，来了贵客或者盖房子上樑，才能吃顿水豆腐，队长说下乡青年是***让他们来的，这第一顿饭一定要让他们吃好。队里没有钱买肉，所以做的水豆腐。”
听了孙大妈的话，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很穷。
杨大妈不停地往笊篱里添水豆腐，笊禽里还是剩不下多少，那天晚上都没少吃。
我吃过水豆腐，我爸爸在油脂厂工作，大豆在榨油之前要过筛子，清除杂物，杂物里有没有成熟的豆子，厂子把这些杂物分给工人，工人将其带回家，用水将没有成熟的豆子淘出来，就可以做水豆腐了。
可惜的是工人太多，杂物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家还是买了一盘小磨，磨豆腐的活，也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身上。
同学中有没吃过水豆腐的，不管吃没吃过，都说太好吃了。
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高粱米饭和水豆腐了，原因大概是真材实料，或者太正宗了吧。
郑洁吃完了，抹了抹嘴说，“今天这顿饭可太好吃了。”
杨队长看见大家都吃得心满意足，笑呵呵地说，“吃得香，觉也要睡好，省得想家。”
后来，熟悉了，和队长聊起那天晚上，他说，那天晚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你们这些孩子在城里大米白面吃着，到我们这里第一顿饭就是高粱米饭，一点儿肉都没有，担心你们会想家。
不仅队长，村里人都拿我们当自家的孩子。
干活休息，就近的老乡会拉到家里坐，不管到谁家，从不吝惜，我们吃过多少老乡的地瓜、花生，没有人能说得清。
对农民来说，就是多了一群孩子。
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队长把我们三个男生带到我们的“宿舍”，大烙子家院子里的东厢房，怪不得大烙子那么高兴呢。
四个女生住在一个队部。
为了安排知青和五七大军，大队把二、三小队合并了，这样一个队部腾出来了，还省去了一套小队领导班子。
大队书记很聪明，一举两得。
书记姓张，残疾人，少了一只手，特慈祥，让我们有事找他，可直到我离开黑庄，同学也没找过他，因为他把知青安排得很妥当。
女生住的队部是五间房，东西各两间，中间是厨房，锦城这一带管这叫’外屋地’。
女同学住东屋，很宽敞。
五七大军姓郭，住在队部的西屋，虽然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可我们还是称他老郭，管他的爱人叫郭嫂，他们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和一个还在吃奶儿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郭家帮了我们很多忙，女生过去也很少做饭，特别是用这种大锅做饭，有人连见都没见过，郭嫂当然义不容辞地成了他们师傅。
大烙子家的东厢房是两间，一间外屋地，一间“卧室”，大烙子已经把炕烧热了。
折腾一天，又累又困，胡乱收拾一下就睡觉了，完全没有离家的惆怅和对亲人的眷恋，甚至根本没有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就是正式的农民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学生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从此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农民，小名：知识青年，昵称：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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