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女生做饭，男生管理菜园，分工合作，真正过起了中国式的知青小日子。

    中国的农村从此多了一个新的结构：青年点。

    社员说我们种的大葱比他们的好，当然这离不开社员的指导，也离不开我们三个男同学的勤奋。

    为了不让女生做好饭等我们，我们会早一点过去，中午和晚上下工就直接过去了。

    老郭家是我们男生的’候餐室’，听到女同学的笑声，那是饭做好了，由于谁都不好意思来叫男生吃饭，她们互相推搡，还忍不住发出羞涩的笑声。

    我是点长，麾下三女三男，分别是市高官、副市长、局长、厂长、工人的子女。

    成分复杂，公社很重视，所以我经常到公社开会。

    公社所在地是在小山梁上，铁路在这里也是有点坡度的，透过会议室的窗户，可以看见驶过的火车，时间长了不用看，就可以知道火车是从东边来的，还是西边来的，东边是锦城方向，西边是山海关方向。

    从东边来的车，到这里上坡，虽然坡度很小，但对火车来说就步履维艰了，速度明显慢下来，喘着粗气的车头，拖着那些不愿意跟着走的车厢，慢慢地爬行。

    一眼望去，满列火车装的不是汽车、粮食就是木材、煤炭。

    从西边来的车，则像唱着歌跑过来的孩子，合着铁轨节奏，及空车厢的咣当声，在窗前看得见的远处一闪而过。

    共和国的骄子在默默地奉献着。

    此时的北方是农闲季节，俗称’猫冬’，除了倒粪没别的活干。

    女的都不出工，男的也是每天九点以后出工，下午三点就收工了。

    初来乍到，连干活都觉得新鲜，两天没干上活，觉得是队长看不起我们。

    我找队长给安排活儿，队长满不在乎地说：“现在没有什么活儿，再说你们也不会干什么，呆着吧，呆够了再说。”我一听就急了，“正因为我们不会干，***才让我们来接受你们的再教育，不能因为我们初来乍到不会干活，就不给我们安排活儿。”队长听了我的话，习惯地把帽子摘下来，挠挠头说：“明天你们开始出工，我给你们安排活儿。”就这样，我们三个男生和社员一起倒粪，女生干没干活，干什么活了没记住。

    杨队长带的是一顶狗皮帽子，这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倒是合适，在辽西地区就显得过了，我看着都热，所以他常常摘下来凉快凉快，可能这也是他家里唯一能拿的出手帽子，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棉帽子可带了，能将就就将就吧。

    那时候农村不富裕，将就着过日子是常态，

    生产队统一派活儿，统一记分，干多干少一样的报酬。

    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

    一大堆粪，转圈站着一大堆人，大家有说有笑，时间倒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收工时间，也没感到累。

    这一冬，我们过得很惬意。

    下乡第一年吃国家供应的粮食，和在家是一样的。

    只是大锅灶给女同学出了点难题，好在有郭嫂的帮助，也很快地适应了。

    四位女生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确实是按一生扎根农村打算的，我们在大队部的墙上刷了一条标语’誓把黑庄变红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