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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大哥二哥小弟

    远远看见明嘉线土桥汽车站票房门口己有人影在晃动。紧走两步,原来张正华、徐晓明已先我到了汽车站,他俩在等我。

    张正华、徐晓明向我招手。

    怎么回事,徐晓明也在汽车站?昨天陈站长只是要求张正华每天清晨负责带我到兽医站,并没有给徐晓明支派接送我的任务。

    “早啊,让你们等我了!”我依次与他俩握了下手。

    “我们走吧。”徐晓明说。

    我忍不住心中的疑惑问道:“徐晓明,站长昨天只要求张正华带我,并没有说要你一起过来啊?”

    徐晓明笑笑说:“易一文,一条明嘉线是土桥大队和向明大队的分界线,陈站长不甚了解我们家庭住处的具体位置。张正华是土桥大队的社员,但他的家到土桥汽车站要10分钟车程。我是向明大队的社员,但我家到土桥汽车站只要5分钟车程。我俩昨天回去时就商量好了,既然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学习小组,你虽是组长,但恰是我们的小弟,我们不分被此,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有什么事,一起行动。所以今天我也过来了。”

    徐晓明的话,让我感动,口中连说:“不好意思,谢谢了。”

    说着话,两人已把自行车推了过来。这二辆车,都有8成新,也就是近一二年买的。保养得很好,车轮上的辐条擦得锃亮,前后轮轴上还套着一个彩色塑料花环。

    “易一文,坐我的车。”徐晓明拍拍车座说。

    张正华笑着说:“来,坐我的车,别坐他的车,他骑车时能否跟上我还不一定呢。”

    说实活,我也怀疑,一旦张正华的骑行加快车速,徐晓明这样的“身板”,是否能跟得上。

    我们三人正说着话,我发现他俩的车上都有物件挂着。我走近徐晓明自行车,摸摸包里的东西,看看那个包。这是“褡裢”?应是前后挂在肩膀上的包,现在挂到车架上了。左边是一双胶鞋,右边是一双雨靴,为了防止骑行时晃动,还在车架下面用带子捆扎固定。车把上也挂了一只布口袋,口袋中装有日常在田间劳作的外套。噢!我一下明白了,昨天陈站长说到“四不精神”中的第三不“不怕脏”时,兽医站三位兽医外出诊病时需带的“装备”。这二位大哥,动作够快的,今天是培训班的第二天,外出诊病的“装备”已配好了。

    “张正华,徐晓明你俩动作够快的,‘装备’都备好了。”

    “昨天回家,把一天的培训情况在在饭桌上给爸妈说了个大概,爸妈一听就急了。我妈还以为大队赤脚兽医是个体面活儿,哪想到还有‘四不’在等着她的儿子。儿子这个身子骨,哪受得了这份苦。我妈让我到大队把这份工作给辞了!”

    “我说这不行,为了争取这份工作,我可给大队干部‘做’了不少工作。‘四不’算什么难事,再说,其他人干得了,我为什么不行?”

    “吃过晚饭我妈就给我拾掇开了,装球鞋、雨靴的褡裢和装工作服的布袋都给备好了,我爸帮着我把褡裢和布袋捆扎到自行车上,今天一早,还让我在院子里骑车试了一下,看挂在车架上的‘行李’是否影响骑行。”

    “昨天我一到家就向老婆‘汇报’了,她倒没说这个工作太苦太脏、工作时间没准点,或者是别干了之类的丧气话,二话没说就帮我准备用品了。”张正华也把装备之事说了一下。

    我在旁边听徐晓明,张正华说着他俩爸妈、老婆如何关心儿子,丈夫准备行囊的琐事,看着他俩脸上流露满满幸福感的笑意,内心想着,一个人有家真好,亲人就在身边,有什么事,有家里人帮着、扛着。想着、思索着,心中有些伤感。

    家,我也有家。我的家在丰仓县城的城厢镇,但在1965年9月,当我离开家下乡插队后,城厢镇的家,只能藏在我心中了。从17岁离开家门,我已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担着。我有家,家在远方;我有家,近在咫尺,在心中。家就是我,我就是家,我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现在我的家在生产队的知青点上的一间茅草屋中,那间茅草屋中有三张竹床,其中有一张竹床是我的,床边有一放些杂物的一个木箱,靠墙有一些农具和一放米的“草窠”。家,仅此而已。

    虽然知青点里也有五男、三女,但各自能照顾好自己已属不易。有二个知青年龄比我还要小,看着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身体,佝偻着身躯在田间劳作。所以,知青情、兄弟情、战友情、难兄难弟情,一捧眼泪不说“情”;知青们相约,一辈子是患难兄弟。但这毕竟不是家。

    我们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就是我们的家。这种四海为家的家国情怀,亦是我们哪一代年轻人的人生主旋律。

    有家无家的我,些许伤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我长大了,已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了,慢慢地已习惯于生活中酸甜苦辣的磨砺。我内心默默祝福两个哥们的幸福快乐。

    “徐晓明,我比你有力气,还是我来带你,你就稳稳地坐在后面吧。”

    我接过徐晓明的自行车,因为他矮小,就让他先坐上车,与张正华打一声招呼,双脚踩着脚踏板,沿明嘉线向李家塘大桥骑去。

    徐晓明坐在车上,还不忘和我聊家长。他告诉我,今年24岁,还没有结婚,但已有意中人。易一文你是知青,我也不忌讳什么,对象是上海人,本应赴东北建设兵团,但爷爷辈的根在燕王公社向明大队,孙女回乡嫁人,以避过远赴黑龙江的“苦难”之行。

    城市青年回老家农村务农,是当时政策允可的可供选择的离开城市的一种方法。但需有正当的回祖藉落户的理由,找农户进行婚姻落户是个好办法。徐晓明24岁了,还没有娶妻,在农村中已属大龄青年,身体的先天缺陷,导致婚姻难度增加。当下,他能娶到上海大城市的一位高中女生,徐晓明毫不掩饰心中的幸福感。“女方户口已迁到大队,落户在生产队,已到公社民政办领过证了。婚期定在春节。我结婚时,你要来喝喜酒。我们三人已是朋友,大哥、小弟应该到场。”

    我被徐晓明如此看重朋友间情义的话所感动,又被他如此大度地让我踩着他8成新的自行车所折服。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徐晓明,你大喜之日我一定前来道喜。”

    “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决不食言。”

    “说说你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是1965年9月下乡的丰仓知青,17岁下乡,今年20岁,孤身一人,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住的是生产队搭建的茅草房。

    “也老大不小了,有什么想法?”

    “没啥可想的,家中弟兄多,干好每天的活儿,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生产队年终结算时,每个工分的单价值高一些,多拿些钱回家,能分担些父母养家的辛苦。”

    “也不为自己想想!”

    “你看我的情况,能想什么?”

    听了我这带有情绪性的回答,他是明白人,就不说话了。一个20岁的知青,一人漂泊在外,图个温饱,尚属不易,还能想什么。

    一时两人无话,车已过李家塘大桥,过桥堍下坡,右转弯,公社兽医站已在望了。

    兽医站对面的一片空地上,一溜儿永久牌加重自行车排放得整整齐齐。因为见过了张正华、徐晓明自行车的包,所以我也多瞄了几眼这些车,果不其然,好几辆车上都有装备挂着。

    兽医站接诊室有二十多平方米,放了三张办公桌,几条长凳是供求诊社员坐的,所以已没有多少空余之地。几个赤脚兽医站在大门外抽烟聊天,也有在接诊室长凳上坐着。三位兽医都在忙着,各人在整理自己的药箱。不时地把桌上的药品验看后码放入药箱,又在一本练习簿上记录着什么。

    陈站长看我在旁观看他的工作,就说:“易一文,这是我们兽医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每日下班前,我们检查自己的药箱,缺什么药品需要补充,补充数量多少,填入申报单,签上字,交给药房小张备案。小张在下班前,把我们交给他的需求药品清单,按各人需求准备好,今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昨天报备清单逐一把药品点交给我们,并在她的记录本上签名存档。我们再把领取的药品整理放入药箱,再在自备的记录簿上记录,以备自查。”

    我在心里想,这个方法值得借鉴。今后也要备好一本账薄,放入专用箱,每天出诊前,整理药箱,把药品使用、增补、钱款等项目记录备案。

    陈站长一会儿功夫,整理好了药品。然后把所有的手术器械取出,用酒精药棉逐件擦拭一遍,稍晾一下,再用医用纱布包裹好放入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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