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拨云见日
家里很狭窄，两个房间和唯一的卫生间与不足四平米却堆满杂物的客厅拥挤在一起。
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是不允许她上洗手间的，她只能走进与母亲同住的小房间，但她不敢关门，怕引起怀疑。
她先掏出裤兜里的钢笔，藏到她睡的上铺枕头底下。
随后一边竖起耳朵留意外面的声响，一边动手解开泛黄衬衣的纽扣。
桌上放着一个足球大小的镜子，外圈被廉价的红色塑料外壳包围。
“你在干什么？还不去收拾碗筷！”突然，母亲的声音钻进她的耳朵，她惊慌不已，下意识地抓紧衣领，一转身，母亲已经赫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母亲横眉竖眼盯着她，一贯刻薄的脸上露出些许惊讶，随即粗鲁地拉开她握紧衣领的手，眼中喷出嫌恶的怒火。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今天去干什么了！”母亲说着就抬起手扇了她一巴掌，力量之大让她毫无招架之力，一下跪倒在粗糙的水泥地板上。
她捂着脸哭喊，“我不知道！我跟那个基金会的人去拿了书包文具而已！”
母亲用手指在她心脏的位置重重戳了几下，“别想跟我耍什么花样，拿个文具还能拿成这样！”
“我没有……”她无助地流泪，看着父亲和哥哥弟弟相继走到房间门口冷漠地看了她们一眼，又消失不见。
她不停的挣扎却都是徒劳，瘦小又营养不良的她哪里会是干惯体力活的母亲的对手呢。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毫无尊严地任人处置。
她哀戚地看着母亲，母亲目露凶光的双眼竟与早先梦里的恶狼重叠起来。
在母亲的逼问和谩骂下，她一边无声地抽噎，一边断断续续地将下班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母亲。
后来母亲就出去了，她不知道母亲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她只知道母亲毫不在意地像扔垃圾一样将她扔在狭小逼仄的房间里，带着从她身上扯下的两条裤子气势汹汹地离开了。
她瑟缩在墙角，拉过塞在床底下的那团旧棉被盖在身上，棉被外层已经裹着厚厚的灰尘，又脏又潮湿的被子此刻却成了唯一能带给她一丝温暖的东西。
那天夜里，她开始发高烧，在母亲无休止的咒骂和抱怨声中，父亲骂骂咧咧地将她抬到平时用来收破烂装纸皮的电动三轮车上，将她带去最近的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不愿接收她，气得母亲对值班的医生破口大骂，父亲只好又将她抬上车，换去镇上的医院。
那时候她浑浑噩噩不知时间流逝，一度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了，在反复高烧下，她看到唯一一双关切的眼睛，那双眼睛不时会凝望自己。那是住在隔壁病床的陌生老奶奶。
清醒的时候她脑子里会一直浮现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但她不敢放声大哭，只能死死咬住被子的一角无声饮泣。
她害怕自己会吵到同病房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个慈祥的老奶奶。住院的日子里，没人给她送吃的，每一顿都是靠老奶奶慷慨给她分一半的饭才熬过来。
她不知道自己在医院躺了几天，直到一天中午，父亲和母亲来医院接她。
奇怪的是，父亲去办理出院手续和结算剩余费用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表现出嫌恶，甚至还淡定地帮她收拾东西。
她那时候还天真地想象，是否因为自己大病一场，父母终于懂得珍惜她了。
她不舍地和隔壁床的老奶奶告别，将自己身上唯一像样的东西——已经过世的爷爷送给她的平安符，偷偷塞到老奶奶的枕头下，心里默默祝愿拥有平安符的人可以平安顺遂。
走到医院门口，她没有再坐上那台又脏又臭的三轮车，取而代之的，是父亲打的一辆的士。
回到她那破旧的家，她看见门口被丢弃的东西堆积成山，走进去看到狭小的客厅中堆满打包好的箱子和袋子，哥哥和弟弟正在一旁收拾，她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一脸茫然。
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自制的晾衣杆丢出门外，已经缠绕了无数圈胶带的晾衣杆头在接触地面的那一刻再次与衣杆分离。
那是家里面她最讨厌的东西之一，那支晾衣杆总是在她晾衣服的时候坏掉，她只能一次次地用透明胶带修好。
父亲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们要搬家了，回乡下。”
她不解，但是没有人跟她解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因为什么，接下来他们的生活又会怎么样。
她无助又迷茫地跟着收拾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当，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她发现那支被自己塞在枕头底下的钢笔已经不翼而飞，但她已经无心在意是谁又翻过她的东西了。
家里人对那件事都避而不谈。她尝试跟母亲提起，问母亲那天晚上拿着裤子去了哪里，结果换来的只有母亲劈头盖脸的辱骂，让她要有羞耻心，要求她从今以后不许再提那件事。
回到乡下后，她还未从被人侵犯的阴影中缓过来，便又开始担惊受怕，猜度自己是否无法继续上学。
但父母托人找到市里的一所中等水平的高中，让她在那里继续读书。
高一开学前，母亲冷着脸将她喊进房间，问她最近一个月是否有来月经，她点头，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将她打发出去。
在读高中的三年里，算得上是她短短十几年人生中最为舒心和放松的时光。
寄宿生活让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面对的人是老师和同学，她觉得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开学不久后她便已经交到数个好友，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喜欢跟她玩，班主任也对她关怀备至。
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经历了那样可怕的事情，她却更想义无反顾去接近和相信陌生人。
她想，或许是因为即使是熟悉的家人，也并没有给她带来过多少快乐的原因吧。
尽管高中的学习生涯很苦，但是她却能从这份艰苦中觅得安宁，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每当她被过去痛苦的回忆纠缠时，看着自己刻苦学过的课本，认真做的每一个笔记，还有讲台上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师，给自己分享家里送来的可口饭菜的可爱舍友，她又感觉到自己的身上被重新注入能量，又能维持开朗的样子好一阵子。
另外一件对于她来说无比艰难的事情，便是写日记。
她尝试了许多次，才终于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她在那个房间做的梦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补全在日记本上。
每回忆一次，便会将她拖入无底的深渊，将她重新撕裂、揉碎。
但她更害怕自己会忘记这一切，她相信总有一天，她的这个伤口是要揭开给别人看的，她希望那一天以后，就不会再有和她一样可怜的人了。
她并非没有想过要去报警，可是当时的她懵懂、无知、无助，身边唯一能依靠的父母也对她的痛苦视若无睹，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秘而不宣，包括为何突然搬家，为何回乡下后突然有钱盖房子，为何还能让她继续上高中等等。
后来的一次偷听父母谈话，验证了她的猜想，原来母亲用沾了她的血的裤子，换来了一家人长久的富足生活。
她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说的那句话，让她从此万念俱灰，对这个家失望透顶。
“要是早知道那些有钱人好这口，我们早点把她送过去就好了，这样我们还能早几年过上舒坦日子。反正她以后也是要找男人要嫁人的，白白养这么大，还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父亲没有说话，但她知道他一定也同意母亲的话。
从此以后，心灰意冷的她在心底里将自己与这个家彻底割裂开来，她权当已还清父母的所有养育之恩，甚至认为父母对她倒有亏欠。
她不再期待父母和手足终有一天会有爱她的觉悟，她开始蛰伏，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对于父母一如往常的无端责骂和吹毛求疵，她变得无动于衷。
终于命运不负她的全力以赴，第一次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凭借自己超出极限的努力考到全市第一，她被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录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仿佛看到束缚自己的茧裂开了一道缝隙，等待她破茧而出。
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是不允许她上洗手间的，她只能走进与母亲同住的小房间，但她不敢关门，怕引起怀疑。
她先掏出裤兜里的钢笔，藏到她睡的上铺枕头底下。
随后一边竖起耳朵留意外面的声响，一边动手解开泛黄衬衣的纽扣。
桌上放着一个足球大小的镜子，外圈被廉价的红色塑料外壳包围。
“你在干什么？还不去收拾碗筷！”突然，母亲的声音钻进她的耳朵，她惊慌不已，下意识地抓紧衣领，一转身，母亲已经赫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母亲横眉竖眼盯着她，一贯刻薄的脸上露出些许惊讶，随即粗鲁地拉开她握紧衣领的手，眼中喷出嫌恶的怒火。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今天去干什么了！”母亲说着就抬起手扇了她一巴掌，力量之大让她毫无招架之力，一下跪倒在粗糙的水泥地板上。
她捂着脸哭喊，“我不知道！我跟那个基金会的人去拿了书包文具而已！”
母亲用手指在她心脏的位置重重戳了几下，“别想跟我耍什么花样，拿个文具还能拿成这样！”
“我没有……”她无助地流泪，看着父亲和哥哥弟弟相继走到房间门口冷漠地看了她们一眼，又消失不见。
她不停的挣扎却都是徒劳，瘦小又营养不良的她哪里会是干惯体力活的母亲的对手呢。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毫无尊严地任人处置。
她哀戚地看着母亲，母亲目露凶光的双眼竟与早先梦里的恶狼重叠起来。
在母亲的逼问和谩骂下，她一边无声地抽噎，一边断断续续地将下班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母亲。
后来母亲就出去了，她不知道母亲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她只知道母亲毫不在意地像扔垃圾一样将她扔在狭小逼仄的房间里，带着从她身上扯下的两条裤子气势汹汹地离开了。
她瑟缩在墙角，拉过塞在床底下的那团旧棉被盖在身上，棉被外层已经裹着厚厚的灰尘，又脏又潮湿的被子此刻却成了唯一能带给她一丝温暖的东西。
那天夜里，她开始发高烧，在母亲无休止的咒骂和抱怨声中，父亲骂骂咧咧地将她抬到平时用来收破烂装纸皮的电动三轮车上，将她带去最近的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不愿接收她，气得母亲对值班的医生破口大骂，父亲只好又将她抬上车，换去镇上的医院。
那时候她浑浑噩噩不知时间流逝，一度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了，在反复高烧下，她看到唯一一双关切的眼睛，那双眼睛不时会凝望自己。那是住在隔壁病床的陌生老奶奶。
清醒的时候她脑子里会一直浮现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但她不敢放声大哭，只能死死咬住被子的一角无声饮泣。
她害怕自己会吵到同病房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个慈祥的老奶奶。住院的日子里，没人给她送吃的，每一顿都是靠老奶奶慷慨给她分一半的饭才熬过来。
她不知道自己在医院躺了几天，直到一天中午，父亲和母亲来医院接她。
奇怪的是，父亲去办理出院手续和结算剩余费用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表现出嫌恶，甚至还淡定地帮她收拾东西。
她那时候还天真地想象，是否因为自己大病一场，父母终于懂得珍惜她了。
她不舍地和隔壁床的老奶奶告别，将自己身上唯一像样的东西——已经过世的爷爷送给她的平安符，偷偷塞到老奶奶的枕头下，心里默默祝愿拥有平安符的人可以平安顺遂。
走到医院门口，她没有再坐上那台又脏又臭的三轮车，取而代之的，是父亲打的一辆的士。
回到她那破旧的家，她看见门口被丢弃的东西堆积成山，走进去看到狭小的客厅中堆满打包好的箱子和袋子，哥哥和弟弟正在一旁收拾，她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一脸茫然。
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自制的晾衣杆丢出门外，已经缠绕了无数圈胶带的晾衣杆头在接触地面的那一刻再次与衣杆分离。
那是家里面她最讨厌的东西之一，那支晾衣杆总是在她晾衣服的时候坏掉，她只能一次次地用透明胶带修好。
父亲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们要搬家了，回乡下。”
她不解，但是没有人跟她解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因为什么，接下来他们的生活又会怎么样。
她无助又迷茫地跟着收拾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当，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她发现那支被自己塞在枕头底下的钢笔已经不翼而飞，但她已经无心在意是谁又翻过她的东西了。
家里人对那件事都避而不谈。她尝试跟母亲提起，问母亲那天晚上拿着裤子去了哪里，结果换来的只有母亲劈头盖脸的辱骂，让她要有羞耻心，要求她从今以后不许再提那件事。
回到乡下后，她还未从被人侵犯的阴影中缓过来，便又开始担惊受怕，猜度自己是否无法继续上学。
但父母托人找到市里的一所中等水平的高中，让她在那里继续读书。
高一开学前，母亲冷着脸将她喊进房间，问她最近一个月是否有来月经，她点头，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将她打发出去。
在读高中的三年里，算得上是她短短十几年人生中最为舒心和放松的时光。
寄宿生活让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面对的人是老师和同学，她觉得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开学不久后她便已经交到数个好友，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喜欢跟她玩，班主任也对她关怀备至。
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经历了那样可怕的事情，她却更想义无反顾去接近和相信陌生人。
她想，或许是因为即使是熟悉的家人，也并没有给她带来过多少快乐的原因吧。
尽管高中的学习生涯很苦，但是她却能从这份艰苦中觅得安宁，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每当她被过去痛苦的回忆纠缠时，看着自己刻苦学过的课本，认真做的每一个笔记，还有讲台上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师，给自己分享家里送来的可口饭菜的可爱舍友，她又感觉到自己的身上被重新注入能量，又能维持开朗的样子好一阵子。
另外一件对于她来说无比艰难的事情，便是写日记。
她尝试了许多次，才终于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她在那个房间做的梦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补全在日记本上。
每回忆一次，便会将她拖入无底的深渊，将她重新撕裂、揉碎。
但她更害怕自己会忘记这一切，她相信总有一天，她的这个伤口是要揭开给别人看的，她希望那一天以后，就不会再有和她一样可怜的人了。
她并非没有想过要去报警，可是当时的她懵懂、无知、无助，身边唯一能依靠的父母也对她的痛苦视若无睹，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秘而不宣，包括为何突然搬家，为何回乡下后突然有钱盖房子，为何还能让她继续上高中等等。
后来的一次偷听父母谈话，验证了她的猜想，原来母亲用沾了她的血的裤子，换来了一家人长久的富足生活。
她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说的那句话，让她从此万念俱灰，对这个家失望透顶。
“要是早知道那些有钱人好这口，我们早点把她送过去就好了，这样我们还能早几年过上舒坦日子。反正她以后也是要找男人要嫁人的，白白养这么大，还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父亲没有说话，但她知道他一定也同意母亲的话。
从此以后，心灰意冷的她在心底里将自己与这个家彻底割裂开来，她权当已还清父母的所有养育之恩，甚至认为父母对她倒有亏欠。
她不再期待父母和手足终有一天会有爱她的觉悟，她开始蛰伏，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对于父母一如往常的无端责骂和吹毛求疵，她变得无动于衷。
终于命运不负她的全力以赴，第一次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凭借自己超出极限的努力考到全市第一，她被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录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仿佛看到束缚自己的茧裂开了一道缝隙，等待她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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