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丫结婚
以前提到过张贵回辽宁完婚，每年冬季农闲时节被大地主“姚老美”留下侍候他抽大烟，他曾把烟灰留起来进行二次熬制，又熬出了大烟，那时，他就发現与这东西打交道，真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来钱道。从烟灰里就能变出钱来，那要是纯粹的大烟，岂不更赚钱。所以至今日有生产的，有贩卖的，有吸食的，这个恶性链永无止境，国家出重拳，施以重刑也难以铲除在这条道上敢于蹲监赴死之人。
他同屋南炕的老表亲姓刘，当时就是以贩卖大烟为生。
他从事的贩毒之法是更为隐讳的人体贩卖，也俗称为“吃大烟”。他回辽宁把大烟买下来，捏成一定规格的颗粒，然后把每个颗粒用油纸单独包裹上几层，计算好火车往家行驶所用的时间，吞下去后，坚持一路上不吃不喝，到目的地后再便出来，把大烟丸用水冲洗后，撕去包裹在上边的油纸，而达到贩烟的目的。
此法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有时外边的油纸处理不好会被胃酸溶破，过量的大烟被人体吸收而死亡，当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有时被官府发現确定是贩毒之人，就被抓起来，饿上几天给他东西吃，结果把大烟便出来了，凡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既使不出現风险，上了年纪也是两眼红红的視力模糊，想必这也是大烟给人造成的危害.。
张贵手里有余钱了，就试探着做起了这个行当，他也并不去外地买，都是他的老表亲把大烟贩回之后，再从他手里买。然后去巴彦县的洼兴镇，找他一个叔伯哥哥处理掉。做了几次，顺风顺水，贪欲心越来越强，胆子也越来越大。直到他儿子订婚后，家里还有没出手的大烟，本想用这笔钱付清儿子的彩礼后再收手就不干了，毕竟是走在违法路上的险道，見好就收才是明人之举。
两间草房很低矮，屋里的纸棚也不高，他把大烟包好，趁屋内无人之机，站到炕上，顺着纸棚的破口处塞了进去，为了保险起見，还尽量往里多推送了一下。
正值那年秋天，他到地里给人家削高粱穗，农户家也把这个活叫做“拿高粱头”。也就在这一天，春太才放學，坐在北炕看书。南炕的老刘太太在做针线活，乡公署来了几名警察进屋就让春太去地里把他爹叫回来。
张贵从地里回来，一进屋，警察子就开门見山和他说:“有人举报你私贩烟土，你要是有这事就识相点，赶紧拿出来。你要是不承认我们就动手翻了。”张贵当然没有承认，警察便开始翻了起来。把炕上大柜里的东西全拽出来扔了一炕，又翻到了女人的绑腿带子和红布，张贵就向他们解释，这是准备给儿子结婚时典礼拜天地女人所用之物。
在屋内沒翻出来，正欲结束之时，有一个警察抬头看到了纸棚上的破口处，他就跳到炕上，伸手从破口处往里探摸，地下站着的警察也抬头观看，警察把手往里越伸越远，张贵的心也越绷越紧，他知道那里边有什么东西，如被发现将产生的后果。孩子的婚就结不成了，自己也将受牢狱之灾，儿子将失去身边唯一的亲人，到谁家去也是过着奴打奴做的生活，他此时头脑一片空白，停止了思维，只得硬撑着，用呆滞的双眼和大家一起望着。炕上的这名警察一会把手抽出来了，证明这是没有摸到东西。
此时，张贵不易察觉的双腿颤抖，好像再无法支撑他站立的躯体，他努力的克制着，此时如果无人在场，他或许一屁股坐在地上。
东西没有搜到，几名警察出屋要走，张贵強挺着身体把他们送到大门口，撑着胆子问他们:“你们几位辛苦了，你们说我贩毒，我倒想知道是谁举报的。”这时有一个警察倒是不拘口，跟张贵说：“我们到谁家去就是谁举报的！”他从远处观看着，他们几人去了在乡公署上班的白乡长家。
这个乡长是当时日本在伪满时期树立的伪乡长，当然也专为日本人干事，也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而横行乡里，人们对他在村子做过的里庄庄坏事敢怒不敢言。
抛开张贵这次做的确属违法之事不说，那时过年每户都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黄豆，集中榨一次豆油，每逢把豆油榨完，这个白乡长就安排人，把油直接拉到他家，把油另留出好大一部分，然后熬几锅苞米大馇粥，把米汤全兑在里边充数，拌匀后再给全屯人分。那时中国的老百姓吃不到细粮。大米，白面，全部上交，过年吃顿饺子都不行，抓到了，按“经济犯”论处，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事，但谁也拿他没办法。
伪满警察帮助日本人欺负本国人，说中国的人民不配吃这好东西。
在过年时白乡长领着警察和日本人去到各家各户巡查，发現谁家吃细粮了，就施以体罚，然后带到乡公署关押，家里如数交完罚款才能放人。
屯子里有个叫于秀山的，过年时，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吃剩几个就放到了橱柜里被白乡长领着的人查到了，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于秀山向他仍鞠躬磕头也不当事，把他打在地下翻滚着，用皮靴往他身上脸上猛踢猛踹，直到后来被打的倒在地下不能动了才住手，人虽然没被带走，但被打成了内伤，在炕上躺了几个月，才能起来炕。从那以啥活也干不了，每天静待在炕上，喘气还费劲，自己拉尿问题能勉強解决。
可恶的中国汉奸做日本人的鹰犬欺负自己的同胞，可恨至极，可悲至极。
张贵把警察送走后，坐在屋里冷静沉思了一会儿，缓过神神之后，他趁屋里没人又上炕，从棚里把烟取出来，用一个破袋子包好，夾在腋下又下地了。他到地里后，先把装大烟的袋子压在高粱码子下面，做好标记，又干活了。
才贪上这么大的事，心神未定在干活也心有余悸，那天他在地里特意多待了很长时间才回家。他知道，这包东西再不能往回拿，只能晚上放到地里，他在地里多待会就增加一些保护的时间。
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做好饭，把上学的春太打发出去玩，直奔干活的高粱地，这回他在地里也没干多少活，就从高粱码子底下把大烟包取出来，直奔巴彦县的洼兴镇。
那时，中国的东北还被日本人占领着，日本兵也随处可見，最可恨的还有日本的开拓团，他们占有中国人民的土地，自己却不干活。说是雇用中国人，但干活也不给钱，连行人都僻讳見到他们，他们会把你身上的钱财等稀罕之物搜走，就是碰到谁挑的一担柴，只要他看好了，也会让你白白的给他家送去。中国人也不敢吭声反抗，好在走这一路还真没碰到日本兵和开拓团的人。
去洼兴镇的必经之路是西集镇，在西集镇的西头是日本的兵营，在兵营大门口有日军站岗，站岗的士兵搜查过的行人，张贵离老远心怀忐忑的盘算着怎么能绕过去或应付随时出現的种种情况。就在这紧要时刻，天空出現了乌云，紧接着下起了大雨，兵营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全躲进屋里僻雨去了，他瞅准这个突然出現的时机，连跑带颠的走了过去，想想也怪了，在秋季突然下了这么大雨也实属少之又少的事。
过了这道岗就好办了.他一路疾驰，临近天黑时到了洼兴镇。通过他哥哥顺利找到了买家，把东西全部出手变成钱，他觉得带这么多钱白天走路也不方便，就在这个晚上他穿荒野越大地，走了一个通宵才到家。
此时的他全身心感到无比的轻松，他也醒悟到，这个买卖真如“刀尖甜血，虎口夺食“一般凶险，趁早收手，以后再也不能干了。
也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感到这次买卖两度临入“盲人骑瞎马”的绝境，到头来还是有如神助一般全化解成功了。对了，这是我儿子订婚的那个媳妇带来的福，你要么面临曾有过的两次凶险，哪一道跨不过去家都将不保，怎谈得上给他们结婚之事，有这个自带福气的媳妇，以后的日子也注定不错，我宁可多花钱也不能撒手，一定把这个媳妇给我儿子娶回家。
也就是这事过后，他用这笔钱付清他儿子订婚的全部彩礼，这也意味着迎娶儿媳妇进门是稳稳妥妥的事了。
到了第二年儿媳妇桂芝是十六岁，距答应十七岁结婚只差一年了，这也快了，他每天怀着内心的喜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知疲惫的在家忙里忙外。
上山干活挣钱不能耽误给儿子结婚的事宜，还要安排好，什么结婚时所用之物，新郎服装，婚宴上所需用的各种食材。那时婚宴上讲究的“六对六“或是“八对八“就是多少道热菜配对着相当的几道凉菜，他要按最高規格的“八对八”
招待客人.。为了席面上丰盛一些他还养了一口肥猪，这更能保证菜的质量，光靠猪“下水“也能出几道好菜，又准备了一些豆角丝，西葫芦丝等干菜，这些东西那个年代都可以上桌。
转过年桂芝就到了17岁，这也是原先预定的结婚年龄，张贵倒不含糊，把他们结婚日期订在了过完年正月十五以后。
桂芝的娘家把给她们的800元彩礼钱全部还了高利贷，哪还有钱给她做新婚的服装，所以在结婚那天穿戴的也略显寒酸，就连一条所谓的新内裤，还是她家在新婚的头一天晚上，她母亲拆了一个布衫子毁做的。
黑龙江的正月里，还是大冷的天，在举行婚礼时，她在外边冻的就受不了啦，别人把她四婶的棉袍子借来给她穿上，才坚持举行完了婚礼。
婚礼过后，需要夫妻双方进屋上炕“坐福”，一找新郎官不見了，人们四处寻找，找到他时他正披着红色缎带冻得淌着鼻涕在院里和一帮伙伴抢鞭炮放呢。这年，春太是16岁。
准备的充分，婚礼各项议程进行的也顺利，场面也热闹，张贵平时把邻里乡亲们的关系维护的也好，前来贺喜的人也多按乡俗的程度在主持人的掌握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人们都为这宗喜事高兴。
婚宴结束后，娘家人要返程了，桂芝哭闹着说什么也舍不得让娘家人离开，最后没办法就把她后爹马太和弟弟于国安又多留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找别人家马车把两人另送回去的。
缘份就是这样神奇，它能让两个相隔千里的人成为朋友，也会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结为夫妻，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相伴终身。像他们二人也是这样，从相疏到相识也诞生了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
有了阳光世界变得温暖，有了鲜花生活变的浪漫，有了女性一切才能变的丰富多彩。在他们结婚之前，张贵爷俩就不和别人家同居一室了，而是自己花了1000元钱当了屯子里赵景章两间草房，位于前趟街东头，最东头一户是吴万发家，他们挨着吴万发也就是把东头的第二家。再后来如不赶上“土地革命运动”，此房赵景章将再无力抽回，这房也将永远属于他家的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人们在尚未散尽的弥漫硝烟中，带着喜悦奔去相告。
这消息就象长了翅膀，也立刻飞過了呼兰的大街小巷，人们欢呼跳跃，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埋藏在心中的郁闷，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呼兰西街照相馆的张志荣从邻居张全胜家找出来一面旧中华民国国旗，将旗插在旗杆上，举着跑到大街上，边跑边喊:“祖国光复了，我们再不当亡国奴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已经沸腾起来的人民群众听到喊声都聚拢来，跟着高呼口号，人也越聚越多，在张志荣的带领下自发的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他们走遍全城各个角落，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一天是人们最兴奋的一天，城内百姓三个一帮，两个一伙，或三五成群兴高彩烈的谈论着。聚在庙头黑瞎子胡同，特别是大十字街的人们就更多了，人们喜形于色，谈笑风生，光复了，解放了，自由了，再也不用天天遥拜日本天皇背诵“诏书“和“国民训“了，再也不必担心成为“国事犯“和“经济犯“了!再也不挨打受骂了...从思想到行动，从穿衣到吃饭，处处不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倍受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奴役的亡国奴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在高兴之余，对统治呼兰长达十四年久的日本侵略者更加仇恨，日本人虽然走了.可他们的东西还在，于是愤怒的人们奔向呼兰公园把日本烧香念佛的日本神社扒掉了，把四望亭挂着的刻有伪满建国大纲的牌匾扔下来烧了，把所谓纪念日本烈士的“英灵塔“的塔尖给铲平了，在城东靠火车站的兴隆屯(現新兴村)有座日本的782部队军需仓库，里面装有武器.弹药，军服，皮鞋，药品，粮食饼干等物资，被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给抢了。
过去萧条的街市也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中国人一吃就犯法的大米，白面在市场上也公开出現了。过去見不到的猪肉，鲜鱼，凉粉，粘糕在市场上也渐渐多了起来。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这是一块极具重要的战略要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这里有关东军留下的大量枪支彈药和军用物资，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日本在这经营了几十年，谁能抢占东北再挥师南下，谁就有可能独占中国，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央决定控制东北，并将派往山东的林彪.肖劲先等主力部队派往东北成立冀热辽军区，林彪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
蒋介石也沒放松筹备，陸海空三军不分昼夜的往东北调兵遣将，但他的国民党军队还是慢了半拍，共产党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抢先来到东北。凛冽刺骨的寒风在东北平原上呼啸着，此时的北国已进入寒冬季节，北进的部队还没来得及换棉装，穿着颜色和样式还没统一的军服，扛着各种型号枪支的部队在这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疾驰着，冻得无奈时也只有咒骂这鬼天气来发泻一下。随部队行进的还有随军宣传队进行宣传，给战士鼓劲。
他同屋南炕的老表亲姓刘，当时就是以贩卖大烟为生。
他从事的贩毒之法是更为隐讳的人体贩卖，也俗称为“吃大烟”。他回辽宁把大烟买下来，捏成一定规格的颗粒，然后把每个颗粒用油纸单独包裹上几层，计算好火车往家行驶所用的时间，吞下去后，坚持一路上不吃不喝，到目的地后再便出来，把大烟丸用水冲洗后，撕去包裹在上边的油纸，而达到贩烟的目的。
此法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有时外边的油纸处理不好会被胃酸溶破，过量的大烟被人体吸收而死亡，当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有时被官府发現确定是贩毒之人，就被抓起来，饿上几天给他东西吃，结果把大烟便出来了，凡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既使不出現风险，上了年纪也是两眼红红的視力模糊，想必这也是大烟给人造成的危害.。
张贵手里有余钱了，就试探着做起了这个行当，他也并不去外地买，都是他的老表亲把大烟贩回之后，再从他手里买。然后去巴彦县的洼兴镇，找他一个叔伯哥哥处理掉。做了几次，顺风顺水，贪欲心越来越强，胆子也越来越大。直到他儿子订婚后，家里还有没出手的大烟，本想用这笔钱付清儿子的彩礼后再收手就不干了，毕竟是走在违法路上的险道，見好就收才是明人之举。
两间草房很低矮，屋里的纸棚也不高，他把大烟包好，趁屋内无人之机，站到炕上，顺着纸棚的破口处塞了进去，为了保险起見，还尽量往里多推送了一下。
正值那年秋天，他到地里给人家削高粱穗，农户家也把这个活叫做“拿高粱头”。也就在这一天，春太才放學，坐在北炕看书。南炕的老刘太太在做针线活，乡公署来了几名警察进屋就让春太去地里把他爹叫回来。
张贵从地里回来，一进屋，警察子就开门見山和他说:“有人举报你私贩烟土，你要是有这事就识相点，赶紧拿出来。你要是不承认我们就动手翻了。”张贵当然没有承认，警察便开始翻了起来。把炕上大柜里的东西全拽出来扔了一炕，又翻到了女人的绑腿带子和红布，张贵就向他们解释，这是准备给儿子结婚时典礼拜天地女人所用之物。
在屋内沒翻出来，正欲结束之时，有一个警察抬头看到了纸棚上的破口处，他就跳到炕上，伸手从破口处往里探摸，地下站着的警察也抬头观看，警察把手往里越伸越远，张贵的心也越绷越紧，他知道那里边有什么东西，如被发现将产生的后果。孩子的婚就结不成了，自己也将受牢狱之灾，儿子将失去身边唯一的亲人，到谁家去也是过着奴打奴做的生活，他此时头脑一片空白，停止了思维，只得硬撑着，用呆滞的双眼和大家一起望着。炕上的这名警察一会把手抽出来了，证明这是没有摸到东西。
此时，张贵不易察觉的双腿颤抖，好像再无法支撑他站立的躯体，他努力的克制着，此时如果无人在场，他或许一屁股坐在地上。
东西没有搜到，几名警察出屋要走，张贵強挺着身体把他们送到大门口，撑着胆子问他们:“你们几位辛苦了，你们说我贩毒，我倒想知道是谁举报的。”这时有一个警察倒是不拘口，跟张贵说：“我们到谁家去就是谁举报的！”他从远处观看着，他们几人去了在乡公署上班的白乡长家。
这个乡长是当时日本在伪满时期树立的伪乡长，当然也专为日本人干事，也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而横行乡里，人们对他在村子做过的里庄庄坏事敢怒不敢言。
抛开张贵这次做的确属违法之事不说，那时过年每户都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黄豆，集中榨一次豆油，每逢把豆油榨完，这个白乡长就安排人，把油直接拉到他家，把油另留出好大一部分，然后熬几锅苞米大馇粥，把米汤全兑在里边充数，拌匀后再给全屯人分。那时中国的老百姓吃不到细粮。大米，白面，全部上交，过年吃顿饺子都不行，抓到了，按“经济犯”论处，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事，但谁也拿他没办法。
伪满警察帮助日本人欺负本国人，说中国的人民不配吃这好东西。
在过年时白乡长领着警察和日本人去到各家各户巡查，发現谁家吃细粮了，就施以体罚，然后带到乡公署关押，家里如数交完罚款才能放人。
屯子里有个叫于秀山的，过年时，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吃剩几个就放到了橱柜里被白乡长领着的人查到了，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于秀山向他仍鞠躬磕头也不当事，把他打在地下翻滚着，用皮靴往他身上脸上猛踢猛踹，直到后来被打的倒在地下不能动了才住手，人虽然没被带走，但被打成了内伤，在炕上躺了几个月，才能起来炕。从那以啥活也干不了，每天静待在炕上，喘气还费劲，自己拉尿问题能勉強解决。
可恶的中国汉奸做日本人的鹰犬欺负自己的同胞，可恨至极，可悲至极。
张贵把警察送走后，坐在屋里冷静沉思了一会儿，缓过神神之后，他趁屋里没人又上炕，从棚里把烟取出来，用一个破袋子包好，夾在腋下又下地了。他到地里后，先把装大烟的袋子压在高粱码子下面，做好标记，又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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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做好饭，把上学的春太打发出去玩，直奔干活的高粱地，这回他在地里也没干多少活，就从高粱码子底下把大烟包取出来，直奔巴彦县的洼兴镇。
那时，中国的东北还被日本人占领着，日本兵也随处可見，最可恨的还有日本的开拓团，他们占有中国人民的土地，自己却不干活。说是雇用中国人，但干活也不给钱，连行人都僻讳見到他们，他们会把你身上的钱财等稀罕之物搜走，就是碰到谁挑的一担柴，只要他看好了，也会让你白白的给他家送去。中国人也不敢吭声反抗，好在走这一路还真没碰到日本兵和开拓团的人。
去洼兴镇的必经之路是西集镇，在西集镇的西头是日本的兵营，在兵营大门口有日军站岗，站岗的士兵搜查过的行人，张贵离老远心怀忐忑的盘算着怎么能绕过去或应付随时出現的种种情况。就在这紧要时刻，天空出現了乌云，紧接着下起了大雨，兵营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全躲进屋里僻雨去了，他瞅准这个突然出現的时机，连跑带颠的走了过去，想想也怪了，在秋季突然下了这么大雨也实属少之又少的事。
过了这道岗就好办了.他一路疾驰，临近天黑时到了洼兴镇。通过他哥哥顺利找到了买家，把东西全部出手变成钱，他觉得带这么多钱白天走路也不方便，就在这个晚上他穿荒野越大地，走了一个通宵才到家。
此时的他全身心感到无比的轻松，他也醒悟到，这个买卖真如“刀尖甜血，虎口夺食“一般凶险，趁早收手，以后再也不能干了。
也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感到这次买卖两度临入“盲人骑瞎马”的绝境，到头来还是有如神助一般全化解成功了。对了，这是我儿子订婚的那个媳妇带来的福，你要么面临曾有过的两次凶险，哪一道跨不过去家都将不保，怎谈得上给他们结婚之事，有这个自带福气的媳妇，以后的日子也注定不错，我宁可多花钱也不能撒手，一定把这个媳妇给我儿子娶回家。
也就是这事过后，他用这笔钱付清他儿子订婚的全部彩礼，这也意味着迎娶儿媳妇进门是稳稳妥妥的事了。
到了第二年儿媳妇桂芝是十六岁，距答应十七岁结婚只差一年了，这也快了，他每天怀着内心的喜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知疲惫的在家忙里忙外。
上山干活挣钱不能耽误给儿子结婚的事宜，还要安排好，什么结婚时所用之物，新郎服装，婚宴上所需用的各种食材。那时婚宴上讲究的“六对六“或是“八对八“就是多少道热菜配对着相当的几道凉菜，他要按最高規格的“八对八”
招待客人.。为了席面上丰盛一些他还养了一口肥猪，这更能保证菜的质量，光靠猪“下水“也能出几道好菜，又准备了一些豆角丝，西葫芦丝等干菜，这些东西那个年代都可以上桌。
转过年桂芝就到了17岁，这也是原先预定的结婚年龄，张贵倒不含糊，把他们结婚日期订在了过完年正月十五以后。
桂芝的娘家把给她们的800元彩礼钱全部还了高利贷，哪还有钱给她做新婚的服装，所以在结婚那天穿戴的也略显寒酸，就连一条所谓的新内裤，还是她家在新婚的头一天晚上，她母亲拆了一个布衫子毁做的。
黑龙江的正月里，还是大冷的天，在举行婚礼时，她在外边冻的就受不了啦，别人把她四婶的棉袍子借来给她穿上，才坚持举行完了婚礼。
婚礼过后，需要夫妻双方进屋上炕“坐福”，一找新郎官不見了，人们四处寻找，找到他时他正披着红色缎带冻得淌着鼻涕在院里和一帮伙伴抢鞭炮放呢。这年，春太是16岁。
准备的充分，婚礼各项议程进行的也顺利，场面也热闹，张贵平时把邻里乡亲们的关系维护的也好，前来贺喜的人也多按乡俗的程度在主持人的掌握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人们都为这宗喜事高兴。
婚宴结束后，娘家人要返程了，桂芝哭闹着说什么也舍不得让娘家人离开，最后没办法就把她后爹马太和弟弟于国安又多留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找别人家马车把两人另送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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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阳光世界变得温暖，有了鲜花生活变的浪漫，有了女性一切才能变的丰富多彩。在他们结婚之前，张贵爷俩就不和别人家同居一室了，而是自己花了1000元钱当了屯子里赵景章两间草房，位于前趟街东头，最东头一户是吴万发家，他们挨着吴万发也就是把东头的第二家。再后来如不赶上“土地革命运动”，此房赵景章将再无力抽回，这房也将永远属于他家的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人们在尚未散尽的弥漫硝烟中，带着喜悦奔去相告。
这消息就象长了翅膀，也立刻飞過了呼兰的大街小巷，人们欢呼跳跃，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埋藏在心中的郁闷，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呼兰西街照相馆的张志荣从邻居张全胜家找出来一面旧中华民国国旗，将旗插在旗杆上，举着跑到大街上，边跑边喊:“祖国光复了，我们再不当亡国奴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已经沸腾起来的人民群众听到喊声都聚拢来，跟着高呼口号，人也越聚越多，在张志荣的带领下自发的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他们走遍全城各个角落，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一天是人们最兴奋的一天，城内百姓三个一帮，两个一伙，或三五成群兴高彩烈的谈论着。聚在庙头黑瞎子胡同，特别是大十字街的人们就更多了，人们喜形于色，谈笑风生，光复了，解放了，自由了，再也不用天天遥拜日本天皇背诵“诏书“和“国民训“了，再也不必担心成为“国事犯“和“经济犯“了!再也不挨打受骂了...从思想到行动，从穿衣到吃饭，处处不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倍受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奴役的亡国奴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在高兴之余，对统治呼兰长达十四年久的日本侵略者更加仇恨，日本人虽然走了.可他们的东西还在，于是愤怒的人们奔向呼兰公园把日本烧香念佛的日本神社扒掉了，把四望亭挂着的刻有伪满建国大纲的牌匾扔下来烧了，把所谓纪念日本烈士的“英灵塔“的塔尖给铲平了，在城东靠火车站的兴隆屯(現新兴村)有座日本的782部队军需仓库，里面装有武器.弹药，军服，皮鞋，药品，粮食饼干等物资，被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给抢了。
过去萧条的街市也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中国人一吃就犯法的大米，白面在市场上也公开出現了。过去見不到的猪肉，鲜鱼，凉粉，粘糕在市场上也渐渐多了起来。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这是一块极具重要的战略要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这里有关东军留下的大量枪支彈药和军用物资，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日本在这经营了几十年，谁能抢占东北再挥师南下，谁就有可能独占中国，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央决定控制东北，并将派往山东的林彪.肖劲先等主力部队派往东北成立冀热辽军区，林彪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
蒋介石也沒放松筹备，陸海空三军不分昼夜的往东北调兵遣将，但他的国民党军队还是慢了半拍，共产党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抢先来到东北。凛冽刺骨的寒风在东北平原上呼啸着，此时的北国已进入寒冬季节，北进的部队还没来得及换棉装，穿着颜色和样式还没统一的军服，扛着各种型号枪支的部队在这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疾驰着，冻得无奈时也只有咒骂这鬼天气来发泻一下。随部队行进的还有随军宣传队进行宣传，给战士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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