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军统古星站内部在活人潭这个地方召开的秘密会议结束，象征着由罗泽谦“掌控”的军统古星站，与华中地区的侵华日军和汪伪方面之间的斗争，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贺田掌控的军统古星站以搜集情报为主，邓湘涛掌控的军统古星站/区以铲除叛国者为目标的行动为主。
那么，由罗泽谦所“掌控”的军统古星站，与前两者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地方。
其中，以罗泽谦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本部主要负责做生意，“鹅”小组负责打探古星以及周边地区的战略级情报，军统古星站的其他部门则完全处于自治的状态。
就像罗泽谦预先估计的那样，沈云浩带领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率先跟新四军某师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进行紧密合作，专门针对华中一带侵华日军占领区内的各个重要铁路线开展行动。
他们的行动，既破坏侵华日军占领区内的铁路运输，又抢夺日寇军列所运输的物资。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42年2月上旬的某一天，沈云浩带领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与新四军某师铁道游击队合作，在一个名字叫山坡乡的地方，针对一辆从南边开过来的日寇军列实施了爆破行动。
山坡乡是鄂粤铁路上面的一个站，距离古星大约有六十公里。
情报是“鹅”小组传递过来的，命令是罗泽谦用加密电报下的。
从管沙岭到山坡乡，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九十公里。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路程有一百五十甚至两百公里也是有可能的。
沈云浩收到罗泽谦发来的电报后，马上带着一个爆破组，拿着炸药和爆破器材，迅速赶到了山坡乡。
他们从接到命令到抵达山坡乡的铁路路段，足足花了一天半时间。
第三天的凌晨五点，沈云浩安排爆破队，将炸药分段装置在山坡乡附近轨道下。
当天上午的八点半左右，这辆日寇军列开到的时候，沈云浩亲自按动电钮，引爆了所有炸药。
沈云浩不愧是专业爆破的，炸药放的量也非常充足。
这辆日寇军列的车头当场被炸毁，十余节车厢被炸坏，同时有三辆车厢直接被炸出了轨道。
根据事后统计，当时乘坐这辆军列的日寇死了上百人，受伤人数加上原有的伤员超过了两百。
这辆军列所运载的六十余艘汽艇、三百余只皮筏、五门大炮、十余挺重机枪，也全部被毁。
另外，因为爆炸太过猛烈，还导致一百多米的路基遭到毁灭性破坏，鄂粤铁路也被迫中断了好一段时间。
至于那些被炸坏的铁轨，则被随后赶来的新四军某师铁道游击队安排人用驴车运回了根据地。
听到这个消息的汪伪政保局的局长李邦藩（柳叶一郎），愤怒之下将之前仍然关押在六水洲监狱的那些军统人员全部给处决了，并且让汪伪政保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道观看处决过程。
不幸的是，在观看处决过程的时候，汪伪政保局情报处长孙明华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同情的表情。
更加不幸的是，孙明华不小心流露出的这份感情，被站在身边的朱慕云给注意到了。
事后，朱慕云将孙明华的异常表现悄悄汇报给了李邦藩（柳叶一郎）。
这直接导致原本就在想方设法从汪伪政保局内部找出“公鸡”的李邦藩（柳叶一郎），对孙明华的怀疑程度急剧上升，就差没有确凿的证据进行确认了。
随后跟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进行紧密合作的，是以邓阳春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
别看邓阳春是邓湘涛的堂弟兼学生，但这两人在对待CPC（这个党派的英文缩写）潜伏组织人员的态度上面，是有不小的区别。
邓湘涛就不用多说了，完全是紧紧跟随军统戴老板的步伐，可以用“顽固”这两个字来形容。
邓阳春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只要是愿意真心抗日的人，都可以进行合作，其他的事情可以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解决。
否则上次罗泽谦提出将汪伪“黄卫军”牺牲掉的时候，邓阳春早就将罗泽谦给击毙了。
对于罗泽谦提出的让他们跟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合作、打击日寇和伪军的这件事情，邓阳春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如果说，以沈云浩为首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人员仅仅是围绕着铁路线开展行动，而以邓阳春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活动范围则扩大了很多。
无论是新四军某师的根据地外围，还是距离古星城五十公里以外的其它侵华日军占领区域，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特别是有了能够平射的迫击炮以后，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日寇和伪军据点，已经无法再承担起应有的防御责任。
每打下一个日寇和伪军把守的据点，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跟共同参与行动的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或者游击队人员，都对所缴获的物资进行瓜分。
日寇使用的武器，除了迫击炮和掷弹筒以外，都归共同参与行动的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或者游击队所有。
像迫击炮、掷弹筒、伪军使用的武器以及那些生活物资，则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分配方案来实行。
看到情报处和行动队大口吃肉，军统古星站的其它处、队、组都忍不住了。
反正有罗泽谦白纸黑字写的命令，军统总部怪罪下来也是这位罗大站长在前面顶着，这种手快能够吃到肉、手慢连汤都喝不着的机会，还不赶紧抓住。
于是，华中一带的大部分侵华日军占领区顿时硝烟四起，负责警备工作的侵华日军相关机构，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接到告急或者求援的电话。
有些据点是当天被攻克，有些据点是当天没有被攻克但负责救援的日寇和伪军却损失惨重。
按照汪伪政保局某个高级官员的话来讲：一个星期有七天，他们（指军统古星站和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以及游击队）星期一星期二拔除据点，星期三星期四打冷枪放冷炮，星期五星期六破坏铁路和公路，剩下的那个星期天就算是给我们放假了。
至于在古星城内，罗泽谦“掌控”下的军统古星站，倒是老老实实的贯彻“润物细无声”这个准则，以搜集情报为主，极少开展袭击或者破坏一类的行动。
倒是在汪伪政保局的内部，军统古星站秘密组建起了一个“政保组”。
这个所谓的军统古星站政保组，组长是杜矶，副组长是康范二，组员大多数是上次军统古星区出事以后被捕投降的军统人员。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之前被李邦藩（柳叶一郎）秘密策反并且返回了军统古星站的内奸，身份全部暴露了出来。
这些内奸的身份分别是：军统古星站郊外组的组长陈则民、副组长董正、成员苏思明；军统古星站情报处的成员艾贵海、程青山、廖振宇；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的成员萧少清。
而原先一些遭到怀疑的人，比如说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的成员乔智延，则被完全洗清了嫌疑。
按照“公鸡”之前的说法，每个内奸在被放出来之前，必须枪杀两个被捕的军统人员，而且还要拍照留念作为要挟的把柄。
换句话来讲，那二十一个名义上已经被汪伪政保局释放了的军统人员，除了这七个被李邦藩（柳叶一郎）给策反的内奸，其余十四个人已经变成了这七个内奸的投名状、遭到了枪杀。
其中，陈则民在活人潭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找机会向罗泽谦坦诚了自己曾经被汪伪政保局逮捕过以及被迫枪杀了两个同僚的这段经历。
对于陈则民，罗泽谦是用好话安抚了一番，然后亲自将对方送走。
除了这些以外，罗泽谦没有再采取其它的措施，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毕竟在古昌县城的时候，罗泽谦已经说过“以前的事情不再追究”这句话，陈则民也通过亲手枪杀了一个受伤的日寇来表明决心。
更何况，除了陈则民以外，其他六个人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坦诚他们曾经被汪伪政保局逮捕过以及被迫枪杀了两个同僚的这段经历。
无论是出于不能出尔反尔，还是想树立起一个榜样来，都让罗泽谦必须做出不再追究陈则民的决定。
找出李邦藩（柳叶一郎）安插在军统古星站内部的奸细，只是军统古星站政保组所取得的成绩之一。
在瓦解汪伪政保局人员的意志方面，他们做的同样可圈可点，让汪伪政保局内部出现了不少平时只求混日子、得过且过的人。
这样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汪伪政保局在后来的搜集情报、逮捕抗战人员行动上面，很少取得成绩。
为此，李邦藩（柳叶一郎）进行了好几次整顿，试图将这种风气扭转过来，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收效甚微，最后只能放弃。
于是乎，军统古星站与汪伪政保局的关系，就从原来的不死不休变成了现在的不尴不尬，甚至开始有了一点默契。
到后来，李邦藩（柳叶一郎）也就彻底看来了。
只要军统古星站的人不在古星城内或者距离古星城不到五十公里的范围内搞破坏，李邦藩（柳叶一郎）最多就是将所获得的情报通报给古星日军宪兵本队的特高课，其余的事情他就不再去管。
引用朱慕云的话来讲：“如果军统古星站的人出现在古星城内，我们应该立刻抓起来进行拷问。但是如果他们在别的地方闹事，与咱们有何干系？难不成他们袭击石头城，咱们还得派人去石头城帮忙？”
好罢，李邦藩（柳叶一郎）承认朱慕云说的这番话，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更多是为了尽量不去惹麻烦找借口。
毕竟这些麻烦暂时还不是（汪伪）政保局的，他们没有要过早的揽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贺田掌控的军统古星站以搜集情报为主，邓湘涛掌控的军统古星站/区以铲除叛国者为目标的行动为主。
那么，由罗泽谦所“掌控”的军统古星站，与前两者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地方。
其中，以罗泽谦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本部主要负责做生意，“鹅”小组负责打探古星以及周边地区的战略级情报，军统古星站的其他部门则完全处于自治的状态。
就像罗泽谦预先估计的那样，沈云浩带领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率先跟新四军某师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进行紧密合作，专门针对华中一带侵华日军占领区内的各个重要铁路线开展行动。
他们的行动，既破坏侵华日军占领区内的铁路运输，又抢夺日寇军列所运输的物资。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42年2月上旬的某一天，沈云浩带领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与新四军某师铁道游击队合作，在一个名字叫山坡乡的地方，针对一辆从南边开过来的日寇军列实施了爆破行动。
山坡乡是鄂粤铁路上面的一个站，距离古星大约有六十公里。
情报是“鹅”小组传递过来的，命令是罗泽谦用加密电报下的。
从管沙岭到山坡乡，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九十公里。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路程有一百五十甚至两百公里也是有可能的。
沈云浩收到罗泽谦发来的电报后，马上带着一个爆破组，拿着炸药和爆破器材，迅速赶到了山坡乡。
他们从接到命令到抵达山坡乡的铁路路段，足足花了一天半时间。
第三天的凌晨五点，沈云浩安排爆破队，将炸药分段装置在山坡乡附近轨道下。
当天上午的八点半左右，这辆日寇军列开到的时候，沈云浩亲自按动电钮，引爆了所有炸药。
沈云浩不愧是专业爆破的，炸药放的量也非常充足。
这辆日寇军列的车头当场被炸毁，十余节车厢被炸坏，同时有三辆车厢直接被炸出了轨道。
根据事后统计，当时乘坐这辆军列的日寇死了上百人，受伤人数加上原有的伤员超过了两百。
这辆军列所运载的六十余艘汽艇、三百余只皮筏、五门大炮、十余挺重机枪，也全部被毁。
另外，因为爆炸太过猛烈，还导致一百多米的路基遭到毁灭性破坏，鄂粤铁路也被迫中断了好一段时间。
至于那些被炸坏的铁轨，则被随后赶来的新四军某师铁道游击队安排人用驴车运回了根据地。
听到这个消息的汪伪政保局的局长李邦藩（柳叶一郎），愤怒之下将之前仍然关押在六水洲监狱的那些军统人员全部给处决了，并且让汪伪政保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道观看处决过程。
不幸的是，在观看处决过程的时候，汪伪政保局情报处长孙明华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同情的表情。
更加不幸的是，孙明华不小心流露出的这份感情，被站在身边的朱慕云给注意到了。
事后，朱慕云将孙明华的异常表现悄悄汇报给了李邦藩（柳叶一郎）。
这直接导致原本就在想方设法从汪伪政保局内部找出“公鸡”的李邦藩（柳叶一郎），对孙明华的怀疑程度急剧上升，就差没有确凿的证据进行确认了。
随后跟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进行紧密合作的，是以邓阳春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
别看邓阳春是邓湘涛的堂弟兼学生，但这两人在对待CPC（这个党派的英文缩写）潜伏组织人员的态度上面，是有不小的区别。
邓湘涛就不用多说了，完全是紧紧跟随军统戴老板的步伐，可以用“顽固”这两个字来形容。
邓阳春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只要是愿意真心抗日的人，都可以进行合作，其他的事情可以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解决。
否则上次罗泽谦提出将汪伪“黄卫军”牺牲掉的时候，邓阳春早就将罗泽谦给击毙了。
对于罗泽谦提出的让他们跟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合作、打击日寇和伪军的这件事情，邓阳春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如果说，以沈云浩为首的军统古星站行动队人员仅仅是围绕着铁路线开展行动，而以邓阳春为首的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活动范围则扩大了很多。
无论是新四军某师的根据地外围，还是距离古星城五十公里以外的其它侵华日军占领区域，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特别是有了能够平射的迫击炮以后，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日寇和伪军据点，已经无法再承担起应有的防御责任。
每打下一个日寇和伪军把守的据点，军统古星站情报处人员跟共同参与行动的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或者游击队人员，都对所缴获的物资进行瓜分。
日寇使用的武器，除了迫击炮和掷弹筒以外，都归共同参与行动的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或者游击队所有。
像迫击炮、掷弹筒、伪军使用的武器以及那些生活物资，则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分配方案来实行。
看到情报处和行动队大口吃肉，军统古星站的其它处、队、组都忍不住了。
反正有罗泽谦白纸黑字写的命令，军统总部怪罪下来也是这位罗大站长在前面顶着，这种手快能够吃到肉、手慢连汤都喝不着的机会，还不赶紧抓住。
于是，华中一带的大部分侵华日军占领区顿时硝烟四起，负责警备工作的侵华日军相关机构，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接到告急或者求援的电话。
有些据点是当天被攻克，有些据点是当天没有被攻克但负责救援的日寇和伪军却损失惨重。
按照汪伪政保局某个高级官员的话来讲：一个星期有七天，他们（指军统古星站和新四军某师地方武装以及游击队）星期一星期二拔除据点，星期三星期四打冷枪放冷炮，星期五星期六破坏铁路和公路，剩下的那个星期天就算是给我们放假了。
至于在古星城内，罗泽谦“掌控”下的军统古星站，倒是老老实实的贯彻“润物细无声”这个准则，以搜集情报为主，极少开展袭击或者破坏一类的行动。
倒是在汪伪政保局的内部，军统古星站秘密组建起了一个“政保组”。
这个所谓的军统古星站政保组，组长是杜矶，副组长是康范二，组员大多数是上次军统古星区出事以后被捕投降的军统人员。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之前被李邦藩（柳叶一郎）秘密策反并且返回了军统古星站的内奸，身份全部暴露了出来。
这些内奸的身份分别是：军统古星站郊外组的组长陈则民、副组长董正、成员苏思明；军统古星站情报处的成员艾贵海、程青山、廖振宇；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的成员萧少清。
而原先一些遭到怀疑的人，比如说军统古星站行动队的成员乔智延，则被完全洗清了嫌疑。
按照“公鸡”之前的说法，每个内奸在被放出来之前，必须枪杀两个被捕的军统人员，而且还要拍照留念作为要挟的把柄。
换句话来讲，那二十一个名义上已经被汪伪政保局释放了的军统人员，除了这七个被李邦藩（柳叶一郎）给策反的内奸，其余十四个人已经变成了这七个内奸的投名状、遭到了枪杀。
其中，陈则民在活人潭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找机会向罗泽谦坦诚了自己曾经被汪伪政保局逮捕过以及被迫枪杀了两个同僚的这段经历。
对于陈则民，罗泽谦是用好话安抚了一番，然后亲自将对方送走。
除了这些以外，罗泽谦没有再采取其它的措施，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毕竟在古昌县城的时候，罗泽谦已经说过“以前的事情不再追究”这句话，陈则民也通过亲手枪杀了一个受伤的日寇来表明决心。
更何况，除了陈则民以外，其他六个人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坦诚他们曾经被汪伪政保局逮捕过以及被迫枪杀了两个同僚的这段经历。
无论是出于不能出尔反尔，还是想树立起一个榜样来，都让罗泽谦必须做出不再追究陈则民的决定。
找出李邦藩（柳叶一郎）安插在军统古星站内部的奸细，只是军统古星站政保组所取得的成绩之一。
在瓦解汪伪政保局人员的意志方面，他们做的同样可圈可点，让汪伪政保局内部出现了不少平时只求混日子、得过且过的人。
这样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汪伪政保局在后来的搜集情报、逮捕抗战人员行动上面，很少取得成绩。
为此，李邦藩（柳叶一郎）进行了好几次整顿，试图将这种风气扭转过来，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收效甚微，最后只能放弃。
于是乎，军统古星站与汪伪政保局的关系，就从原来的不死不休变成了现在的不尴不尬，甚至开始有了一点默契。
到后来，李邦藩（柳叶一郎）也就彻底看来了。
只要军统古星站的人不在古星城内或者距离古星城不到五十公里的范围内搞破坏，李邦藩（柳叶一郎）最多就是将所获得的情报通报给古星日军宪兵本队的特高课，其余的事情他就不再去管。
引用朱慕云的话来讲：“如果军统古星站的人出现在古星城内，我们应该立刻抓起来进行拷问。但是如果他们在别的地方闹事，与咱们有何干系？难不成他们袭击石头城，咱们还得派人去石头城帮忙？”
好罢，李邦藩（柳叶一郎）承认朱慕云说的这番话，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更多是为了尽量不去惹麻烦找借口。
毕竟这些麻烦暂时还不是（汪伪）政保局的，他们没有要过早的揽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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