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 钱
我曾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拿”了一个人八十元钱。后来，在母亲的催促下，还算及时地还了。
1988年，我到市里一个很普通的专科学校上学，当时那个学校没有宿舍。我大哥是电台的记者，他通过一个宣传部长，把我安排到了师专的教师宿舍。宿舍归保卫科管，科长私下里问我：“和部长是什么关系？”我拉大旗扯虎皮地说：“他是我舅。”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部长。那之后，科长就很关照我。
师专的教师宿舍共有五个房间。第一年，我住的房间有四个人；第二年，我住的房间有两个人；第三年，我住单间了。住单间，当时只有我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我与住宿教师的关系都挺好。比如年轻的刘老师，他既是我的老乡，又在一个房间住过。那时，他还没结婚，我们经常从食堂打完饭回到宿舍一起吃。有一次，菜里有块儿肉皮。那时对我们而言，肉皮可是好东西，谁都想吃，又不舍得吃。他让我吃，我让他吃，让来让去，菜吃完了，只剩下了那块肉皮。最后我把肉皮一分为二，我俩笑着各吃了一半儿。晚饭过后，我们俩经常在大阳台上玩象棋，以至于天黑之后，有人竟好奇地问：“你们在那找什么呢？”
在我毕业那年春天的一个礼拜天，刘老师领一个年纪挺大的人到了我的宿舍，并介绍说：“他是生物系黄老师，有点事求你”。我肃然起敬地赶紧上前和他握手、寒暄。黄老师个头不高，脸色有些苍白，挺瘦的，衣着朴素，说话还有点外地的口音。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学校给我分了三室一厅的楼房，但被儿媳妇抢了，只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一个小房间，东西没地方放，还受气。”我是学法律的，以为他要咨询法律上的事呢，就不解地问：“你儿子不管她吗？”黄老师无奈地说：“儿媳妇以前是打篮球的，身高1米72，儿子打不过她。”说完，他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把我逗得憋不住地乐了。我书生气地大声说：“你可以到法院告他们。”黄老师叹了一口气，低着头小声地说：“儿子没能耐，还有小孙子。”他叹口气，接着说：“我不忍心啊。”我问：“那你找我想干什么呢？”他低头沉默了一会，谦卑地带着求的口吻说：“我想到你宿舍来住，能行不？”这时，我才知道了他的来意，就说：“到这住，得找保卫科，我说了不算。”他小心翼翼说：“我跟保卫科说了，科长让我和你合计，说你同意他就同意。”我很惊讶，人家是正式教师，而我只是个借宿的，这太不公平了，一定是“部长是我舅”那句话起的作用。我有些愧疚，但却笑着说：“欢迎你来，以后靠你多多关照。”黄老师一听，马上就露出了一脸的笑容，很感激地谢了又谢。
过了一天，黄老师的几个学生扛进来七个扎了口的尼龙丝袋子，说里面是书，都堆在墙角了。还有行李，也铺在了对面的床上。但黄老师很少来住，只是有时中午过来睡一会儿。
有一天，我闲着无聊，想找本书看，就打开了一个尼龙丝口袋，选出了一本“奇闻怪事”或“未解之谜”的书，具体书名想不起来了。没看几页，就发现书里夹着10元钱。我感觉奇怪，他怎么用钱当书签呢？可没翻几页，又发现10元钱……一共有八张嘎嘎新的10元票。那时，80元钱可不是小数啊，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生活费。
当时我也挺困难，正急等着用钱。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算是借的，以后还。虽然有了理由，但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兜里，还是有些忐忑。再见到黄老师的时候，我的心就咚咚地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几个月后，我毕业参加工作了。第一个月工资开了120多元钱。拿到工资，我就想起了那80元钱的事。当时交通条件不好，便拖着没去还，但心里总觉得是个放不下的事。有一天，我把这事和母亲说了。母亲一惊，脸色很难看地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得还他。”母亲瞪着我又问：“什么时间还？”我说：“等有机会就还。”母亲就急眼了，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最后以命令的口气说：“明天就去还。”
第二天，我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客车才到了师专，这是毕业后第一次回去。在那住的时候，总想着回家；再回去的时候，感觉一草一木都亲切。先见了刘老师，他热情地要招待我。我说：“就到食堂打饭，回宿舍吃，找找以前的感觉。”他问：“还想见谁？”我说：“黄老师。”他问：“哪个黄老师？”我说：“住我宿舍那个。”
我和刘老师还有黄老师一起吃的午饭。吃饭的时候，因刘老师在场，我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只是叙旧而已。
吃完饭，刘老师上课去了。我鼓起勇气对黄老师说：“这次是专为找你而来。”黄老师一愣，疑惑地看着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硬着头皮把“80元钱的事”及母亲的态度说了。黄老师听完后，笑着摇头，很自信地说：“这不可能，我书里从来也没放过钱，别逗了。”我很认真地说：“事是我经历的，千真万确。这次来，就是为了还你钱。”黄老师半信半疑地说：“就算是真的，我也不要了。”我有些意外，就大声地说：“我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就为这个事。你不要，我不白来了吗？”人一旦无私，就有了底气，我竟然敢直视黄老师的眼睛了！这时，他信了。但他却很慈善地说：“你才上班，挣得少，能和我说了这个事，我很高兴，就算是我收了。”我很为难地说：“那不行啊，你不要，我妈也不干呐。”黄老师看我态度诚恳又坚决，就勉强地把钱收了。接钱的时候，他还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说：“你不应谢我，是我对不起你呀。”过了一会，黄老师点着头说：“你妈是个伟大的母亲。”接着他又笑着说：“下次再来，我请你吃饭。”
早上去的时候，还有些打怵，怕黄老师损我；还完钱，我才知道，黄老师是那样的宽容和友善。
当天下午，我辞别了黄老师，黄昏之时，回到了小镇。路上灰大，客车封闭又不严，下车的时候，我抖了抖衣服上的风尘，顿感一身的轻松，仿佛抖落了沉重的枷锁。
回到家，我把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看着我说：“人得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这话你都忘啦？”接着又说：“下不为例”。说完，她就去做饭了。
寒假的时候，刘老师回来了。在闲聊过程中，我提到了黄老师。刘老师叹了口气，惋惜地说：“没了。”我一愣，惊讶地问：“怎么没地？”他说：“心梗。”我问：“多长时间了？”他说：“快两个月了。”我无奈地一声叹息。
世事变幻，斗转星移。以前经历的事和结识的人，好多都淡出了记忆。但母亲“早点还”这句话，让我激灵一下想起了黄老师，眼前又浮现出黄老师那谦虚、和蔼、亲切的表情，以及“房子被抢”的无奈和“儿子打不过儿媳”的沮丧，还想起了还80元钱的时候，黄老师说的“下次再来，我请你吃饭”那句话。
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我就想：如果当初不是母亲的督促，那很可能就错过了还钱的机会。如此的话，我将永远背着良心的债呀。
1988年，我到市里一个很普通的专科学校上学，当时那个学校没有宿舍。我大哥是电台的记者，他通过一个宣传部长，把我安排到了师专的教师宿舍。宿舍归保卫科管，科长私下里问我：“和部长是什么关系？”我拉大旗扯虎皮地说：“他是我舅。”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部长。那之后，科长就很关照我。
师专的教师宿舍共有五个房间。第一年，我住的房间有四个人；第二年，我住的房间有两个人；第三年，我住单间了。住单间，当时只有我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我与住宿教师的关系都挺好。比如年轻的刘老师，他既是我的老乡，又在一个房间住过。那时，他还没结婚，我们经常从食堂打完饭回到宿舍一起吃。有一次，菜里有块儿肉皮。那时对我们而言，肉皮可是好东西，谁都想吃，又不舍得吃。他让我吃，我让他吃，让来让去，菜吃完了，只剩下了那块肉皮。最后我把肉皮一分为二，我俩笑着各吃了一半儿。晚饭过后，我们俩经常在大阳台上玩象棋，以至于天黑之后，有人竟好奇地问：“你们在那找什么呢？”
在我毕业那年春天的一个礼拜天，刘老师领一个年纪挺大的人到了我的宿舍，并介绍说：“他是生物系黄老师，有点事求你”。我肃然起敬地赶紧上前和他握手、寒暄。黄老师个头不高，脸色有些苍白，挺瘦的，衣着朴素，说话还有点外地的口音。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学校给我分了三室一厅的楼房，但被儿媳妇抢了，只给我们老两口留了一个小房间，东西没地方放，还受气。”我是学法律的，以为他要咨询法律上的事呢，就不解地问：“你儿子不管她吗？”黄老师无奈地说：“儿媳妇以前是打篮球的，身高1米72，儿子打不过她。”说完，他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把我逗得憋不住地乐了。我书生气地大声说：“你可以到法院告他们。”黄老师叹了一口气，低着头小声地说：“儿子没能耐，还有小孙子。”他叹口气，接着说：“我不忍心啊。”我问：“那你找我想干什么呢？”他低头沉默了一会，谦卑地带着求的口吻说：“我想到你宿舍来住，能行不？”这时，我才知道了他的来意，就说：“到这住，得找保卫科，我说了不算。”他小心翼翼说：“我跟保卫科说了，科长让我和你合计，说你同意他就同意。”我很惊讶，人家是正式教师，而我只是个借宿的，这太不公平了，一定是“部长是我舅”那句话起的作用。我有些愧疚，但却笑着说：“欢迎你来，以后靠你多多关照。”黄老师一听，马上就露出了一脸的笑容，很感激地谢了又谢。
过了一天，黄老师的几个学生扛进来七个扎了口的尼龙丝袋子，说里面是书，都堆在墙角了。还有行李，也铺在了对面的床上。但黄老师很少来住，只是有时中午过来睡一会儿。
有一天，我闲着无聊，想找本书看，就打开了一个尼龙丝口袋，选出了一本“奇闻怪事”或“未解之谜”的书，具体书名想不起来了。没看几页，就发现书里夹着10元钱。我感觉奇怪，他怎么用钱当书签呢？可没翻几页，又发现10元钱……一共有八张嘎嘎新的10元票。那时，80元钱可不是小数啊，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生活费。
当时我也挺困难，正急等着用钱。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算是借的，以后还。虽然有了理由，但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兜里，还是有些忐忑。再见到黄老师的时候，我的心就咚咚地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几个月后，我毕业参加工作了。第一个月工资开了120多元钱。拿到工资，我就想起了那80元钱的事。当时交通条件不好，便拖着没去还，但心里总觉得是个放不下的事。有一天，我把这事和母亲说了。母亲一惊，脸色很难看地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得还他。”母亲瞪着我又问：“什么时间还？”我说：“等有机会就还。”母亲就急眼了，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最后以命令的口气说：“明天就去还。”
第二天，我坐了三个多小时的客车才到了师专，这是毕业后第一次回去。在那住的时候，总想着回家；再回去的时候，感觉一草一木都亲切。先见了刘老师，他热情地要招待我。我说：“就到食堂打饭，回宿舍吃，找找以前的感觉。”他问：“还想见谁？”我说：“黄老师。”他问：“哪个黄老师？”我说：“住我宿舍那个。”
我和刘老师还有黄老师一起吃的午饭。吃饭的时候，因刘老师在场，我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只是叙旧而已。
吃完饭，刘老师上课去了。我鼓起勇气对黄老师说：“这次是专为找你而来。”黄老师一愣，疑惑地看着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硬着头皮把“80元钱的事”及母亲的态度说了。黄老师听完后，笑着摇头，很自信地说：“这不可能，我书里从来也没放过钱，别逗了。”我很认真地说：“事是我经历的，千真万确。这次来，就是为了还你钱。”黄老师半信半疑地说：“就算是真的，我也不要了。”我有些意外，就大声地说：“我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就为这个事。你不要，我不白来了吗？”人一旦无私，就有了底气，我竟然敢直视黄老师的眼睛了！这时，他信了。但他却很慈善地说：“你才上班，挣得少，能和我说了这个事，我很高兴，就算是我收了。”我很为难地说：“那不行啊，你不要，我妈也不干呐。”黄老师看我态度诚恳又坚决，就勉强地把钱收了。接钱的时候，他还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说：“你不应谢我，是我对不起你呀。”过了一会，黄老师点着头说：“你妈是个伟大的母亲。”接着他又笑着说：“下次再来，我请你吃饭。”
早上去的时候，还有些打怵，怕黄老师损我；还完钱，我才知道，黄老师是那样的宽容和友善。
当天下午，我辞别了黄老师，黄昏之时，回到了小镇。路上灰大，客车封闭又不严，下车的时候，我抖了抖衣服上的风尘，顿感一身的轻松，仿佛抖落了沉重的枷锁。
回到家，我把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看着我说：“人得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这话你都忘啦？”接着又说：“下不为例”。说完，她就去做饭了。
寒假的时候，刘老师回来了。在闲聊过程中，我提到了黄老师。刘老师叹了口气，惋惜地说：“没了。”我一愣，惊讶地问：“怎么没地？”他说：“心梗。”我问：“多长时间了？”他说：“快两个月了。”我无奈地一声叹息。
世事变幻，斗转星移。以前经历的事和结识的人，好多都淡出了记忆。但母亲“早点还”这句话，让我激灵一下想起了黄老师，眼前又浮现出黄老师那谦虚、和蔼、亲切的表情，以及“房子被抢”的无奈和“儿子打不过儿媳”的沮丧，还想起了还80元钱的时候，黄老师说的“下次再来，我请你吃饭”那句话。
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我就想：如果当初不是母亲的督促，那很可能就错过了还钱的机会。如此的话，我将永远背着良心的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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