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赖账
我又去见了一次周大伟。
以前我也来县城监狱采访过几次罪犯，这里的狱警大多认得我。再次看到我，他们也难免要调侃几句：“又是周大伟，那个周大伟有这么多故事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故事，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在忽悠我，就像梁洪抱怨的那样，他就是在博眼球，博关注。
这次我想问周大伟的是，他既然对那一百万动心，那为什么现在又要透露给我？不怕一百万打水漂吗？
对于我的问题，他第一次流露出了比较真诚的表情，生气地哼了几声，说道：“我就是觉得那人要反悔！反正也拿不到了，还要搭上自己，不划算。”
“怎么说？那人带话给你了？说要反悔？”
“就是他啥也没说，我才觉得有问题。”
周大伟向我坦白他和那个人之间有个传话人。他早就带话给传话人了，让对方兑现一部分钱，但传话人去后却迟迟没有回音，因而他觉得对方有赖账的迹象。
“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叫那人预先支个头款吗？”我不禁笑了起来，他也看出了我在戏弄他，别过头去不搭话。
我继续问他那个传话人是谁，他也闷头不说。想来也是，把传话人供出来，就能顺着传话人摸到幕后黑手，这样等于全部透底了。而现在的周大伟，还处在矛盾中，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供出那个人。
如果供出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自己未必能翻盘，而一百万则铁定打水漂了。
如果不供出他，说不定还有希望拿到一百万。
或许，让周大伟相信那个一百万确实拿不到了，他也就能翻供了。但我既不知道一百万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中间传话的是谁，如何能打探到呢？
离开前我和一名相熟的狱警聊了一会儿，装作不经意地问他都有谁来看过周大伟？
那名狱警一拍大腿说道：“奇了！这么个稀疏平常的人，没想到人缘这么好！好多同村的人都来看过他。”
狱警是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和我聊天的，登记名单并不在手边，只是从他的描述来看，几乎我认得的村民全都来过！
嫣红代表村里的女人给周大伟带过换洗衣物；小鹿儿也曾给他带来几本杂志；甚至新村长带着老乌头也来过，说是尝试调节两家关系，希望取得被害者家属的原谅……总之，想要从来访人员中筛选传话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大伟的人缘有那么好吗？
我也在心里反复问这个问题。他不姓张，不是村里的大姓，也就是说沾上亲缘关系的人应该较少，那么，何以这么多人都先后前来探望他？
买凶杀人，兹事体大，一般是不会找普通关系的人当这个传话人的。那么，假设一百万只有童老板出得起，那传话人也应该是和童老板关系亲密的人。不过童老板的亲信委实不少，他的司机和助理都是从外面带进来的，据说跟了他很多年。小鹿儿是生产线各组组长中最受器重的一个，说不定也早就成了亲信。至于嫣红，那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一切都陷入了僵局。
我很想找个人聊一聊，首先想到了老杨。
我时隔多日回到报社，原以为老杨要指摘我，但他一如既往的笑呵呵，并不像生气的样子。这倒让我不好意思了，主动上前交待这几天的行踪。
“杨老师，我这几天说是去取材，其实是……”
他淡定地放下水杯，打断我说：“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么，你是个容易陷入执念的人，一旦遇上了事儿，不追根究底是不会罢休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又接着说：“呐，我这里的底线是你自己的版面任务不能丢，每期内容还得给我按时写出来，其他时间你去干嘛我尽量不干涉。”
我连连点头答应。我自走出校门后就一直在这家报社任职，从一介实习记者到能独当一面的责任编辑，整个过程都是老杨看在眼里的。即便他是别人口中那个不敢得罪人的老好人，他也是我多年来的大领导，在他无甚功绩的背后，也有着从无过错的智慧。
他见我还没走，接着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协调帮忙的地方？”
我在脑中短暂地天人交战了一把，最终还是作罢。老杨一生小心翼翼地明哲保身，眼看就要退休了，就不把他拖进这场混沌了。我说没什么需要领导协调的，只要再给我几天时间就行。
而放弃找老杨求助的同时，我打算找梁洪聊一聊。他算不上我特别亲近的朋友，同行里也不是关系最好的，但却是当下唯一和那个村子有关联的人。我从他手中接过了采访周大伟的任务，也从他那里知道了几年前的迁坟风波，他是在捞尸人事件后难得深度接触过那个村子的人。
然而，再次见到梁洪的时候并不是在省城，而是在村子里。当时他正和现任村长相谈甚欢，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嗑着瓜子喝着茶。
看到我来了，他和村长都热情地起身，把一脸懵的我拉到桌前一起嗑瓜子。村长告诉我，他邀请梁洪到村里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一堂普法课，梁洪很爽快地答应了。
“梁老师真是好人啊，我们穷山村给不起什么报酬，最多也就是送一面锦旗了，梁老师完全不计较，立马就来了。”
我这才想起梁洪和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法律专业毕业，正儿八经持有律师执照的。不像我是传媒专业出身，在法律知识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说起来梁洪一直都是我们报业集团的红人，当初也是在还没见过真人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名声了，说兄弟单位的杂志社有位通过法考的大牛。
事实上梁洪还不只是学历资质过硬的高材生，在待人接物上也颇有天赋，据说在他的杂志社里，从上到下都很喜欢他，倒追他的女同事不计其数。
他拿出手机，把先前在村办小学里上课的视频放给我看。这家伙在小孩子面前瞬间就能扮作亲切讨喜的大哥哥，讲课生动有趣，既有漂亮的小卡片作为理论教具，又设计了全班都能参与的互动游戏。临走的时候，好多孩子围着他舍不得他走，还吵闹着让他下回还来。
说实话，我对梁洪的才能一直都是嫉妒的。他平常在年龄差不多的同行面前不显山露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就是个敷衍应付的打工人。但他们杂志社每每有什么需要领受的荣誉或者需要出头的大任务，通常被推出来的都是他。
我看着视频，忍不住嘲弄了一句：“怎么不发到网上呀？说不定你还能红一把。”
“去你的！”他放下手中的瓜子，站起来向村长道别，顺便用眼神示意我也一同起身。
我们在村长和几位村干部的簇拥下被送了出来，我知道他们真心想要隆重相送的是梁洪，而不是我这个五年前带给他们重大变故的人。更何况，直到今天，我依然在探头探脑地多管他们的闲事……
刚走出村委会，梁洪就搭住我的肩膀悄悄说：“随我去一趟山顶，有话和你说。”
以前我也来县城监狱采访过几次罪犯，这里的狱警大多认得我。再次看到我，他们也难免要调侃几句：“又是周大伟，那个周大伟有这么多故事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故事，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在忽悠我，就像梁洪抱怨的那样，他就是在博眼球，博关注。
这次我想问周大伟的是，他既然对那一百万动心，那为什么现在又要透露给我？不怕一百万打水漂吗？
对于我的问题，他第一次流露出了比较真诚的表情，生气地哼了几声，说道：“我就是觉得那人要反悔！反正也拿不到了，还要搭上自己，不划算。”
“怎么说？那人带话给你了？说要反悔？”
“就是他啥也没说，我才觉得有问题。”
周大伟向我坦白他和那个人之间有个传话人。他早就带话给传话人了，让对方兑现一部分钱，但传话人去后却迟迟没有回音，因而他觉得对方有赖账的迹象。
“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叫那人预先支个头款吗？”我不禁笑了起来，他也看出了我在戏弄他，别过头去不搭话。
我继续问他那个传话人是谁，他也闷头不说。想来也是，把传话人供出来，就能顺着传话人摸到幕后黑手，这样等于全部透底了。而现在的周大伟，还处在矛盾中，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供出那个人。
如果供出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自己未必能翻盘，而一百万则铁定打水漂了。
如果不供出他，说不定还有希望拿到一百万。
或许，让周大伟相信那个一百万确实拿不到了，他也就能翻供了。但我既不知道一百万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中间传话的是谁，如何能打探到呢？
离开前我和一名相熟的狱警聊了一会儿，装作不经意地问他都有谁来看过周大伟？
那名狱警一拍大腿说道：“奇了！这么个稀疏平常的人，没想到人缘这么好！好多同村的人都来看过他。”
狱警是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和我聊天的，登记名单并不在手边，只是从他的描述来看，几乎我认得的村民全都来过！
嫣红代表村里的女人给周大伟带过换洗衣物；小鹿儿也曾给他带来几本杂志；甚至新村长带着老乌头也来过，说是尝试调节两家关系，希望取得被害者家属的原谅……总之，想要从来访人员中筛选传话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大伟的人缘有那么好吗？
我也在心里反复问这个问题。他不姓张，不是村里的大姓，也就是说沾上亲缘关系的人应该较少，那么，何以这么多人都先后前来探望他？
买凶杀人，兹事体大，一般是不会找普通关系的人当这个传话人的。那么，假设一百万只有童老板出得起，那传话人也应该是和童老板关系亲密的人。不过童老板的亲信委实不少，他的司机和助理都是从外面带进来的，据说跟了他很多年。小鹿儿是生产线各组组长中最受器重的一个，说不定也早就成了亲信。至于嫣红，那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一切都陷入了僵局。
我很想找个人聊一聊，首先想到了老杨。
我时隔多日回到报社，原以为老杨要指摘我，但他一如既往的笑呵呵，并不像生气的样子。这倒让我不好意思了，主动上前交待这几天的行踪。
“杨老师，我这几天说是去取材，其实是……”
他淡定地放下水杯，打断我说：“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么，你是个容易陷入执念的人，一旦遇上了事儿，不追根究底是不会罢休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又接着说：“呐，我这里的底线是你自己的版面任务不能丢，每期内容还得给我按时写出来，其他时间你去干嘛我尽量不干涉。”
我连连点头答应。我自走出校门后就一直在这家报社任职，从一介实习记者到能独当一面的责任编辑，整个过程都是老杨看在眼里的。即便他是别人口中那个不敢得罪人的老好人，他也是我多年来的大领导，在他无甚功绩的背后，也有着从无过错的智慧。
他见我还没走，接着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协调帮忙的地方？”
我在脑中短暂地天人交战了一把，最终还是作罢。老杨一生小心翼翼地明哲保身，眼看就要退休了，就不把他拖进这场混沌了。我说没什么需要领导协调的，只要再给我几天时间就行。
而放弃找老杨求助的同时，我打算找梁洪聊一聊。他算不上我特别亲近的朋友，同行里也不是关系最好的，但却是当下唯一和那个村子有关联的人。我从他手中接过了采访周大伟的任务，也从他那里知道了几年前的迁坟风波，他是在捞尸人事件后难得深度接触过那个村子的人。
然而，再次见到梁洪的时候并不是在省城，而是在村子里。当时他正和现任村长相谈甚欢，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嗑着瓜子喝着茶。
看到我来了，他和村长都热情地起身，把一脸懵的我拉到桌前一起嗑瓜子。村长告诉我，他邀请梁洪到村里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一堂普法课，梁洪很爽快地答应了。
“梁老师真是好人啊，我们穷山村给不起什么报酬，最多也就是送一面锦旗了，梁老师完全不计较，立马就来了。”
我这才想起梁洪和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法律专业毕业，正儿八经持有律师执照的。不像我是传媒专业出身，在法律知识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说起来梁洪一直都是我们报业集团的红人，当初也是在还没见过真人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名声了，说兄弟单位的杂志社有位通过法考的大牛。
事实上梁洪还不只是学历资质过硬的高材生，在待人接物上也颇有天赋，据说在他的杂志社里，从上到下都很喜欢他，倒追他的女同事不计其数。
他拿出手机，把先前在村办小学里上课的视频放给我看。这家伙在小孩子面前瞬间就能扮作亲切讨喜的大哥哥，讲课生动有趣，既有漂亮的小卡片作为理论教具，又设计了全班都能参与的互动游戏。临走的时候，好多孩子围着他舍不得他走，还吵闹着让他下回还来。
说实话，我对梁洪的才能一直都是嫉妒的。他平常在年龄差不多的同行面前不显山露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就是个敷衍应付的打工人。但他们杂志社每每有什么需要领受的荣誉或者需要出头的大任务，通常被推出来的都是他。
我看着视频，忍不住嘲弄了一句：“怎么不发到网上呀？说不定你还能红一把。”
“去你的！”他放下手中的瓜子，站起来向村长道别，顺便用眼神示意我也一同起身。
我们在村长和几位村干部的簇拥下被送了出来，我知道他们真心想要隆重相送的是梁洪，而不是我这个五年前带给他们重大变故的人。更何况，直到今天，我依然在探头探脑地多管他们的闲事……
刚走出村委会，梁洪就搭住我的肩膀悄悄说：“随我去一趟山顶，有话和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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