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听话的傀儡站在台前
该如何去评价松江四县的县衙门和县令呢？
至少在大明的朝堂之中，是有这样一句话的——宁愿发配西北或者岭南，也绝不当松江的县令。
松江四县各自的县衙和县令几乎是大明内部最为鸡肋和麻烦的职位，在这四座县城里，县令需要每天面对着无时不刻的劳工闹事和造反，新文官已经完全架空自己的窘境，工坊主们无事躲着走，有事就冲上来要钱的现状。
大部分县令甚至连一个帮手都找不到。
与不少人所想象的不同的是，对于一位走科举路线就任地方的县令来说，地方士绅在很多时候其实非但不是他们的敌人，更可能倒是他们的帮手和政治盟友。
归根结底，现在不是秦汉时期，更不是隋唐时期，乃至于从宋以来，过去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门阀便失去了曾经的辉煌，无论是李贶生还是正德都是承认这一点的，即在进步性上，科举制度给了寒门一个机会，好歹也是比世家门阀更进步那么一点的。
而如今的地方士绅，比起说是那种传统的世家门阀，更多的已经变成了依靠士绅优待的特权，走科举路线获取政治影响力后形成的地方势力。
他们和县令不能说是没有矛盾，但再怎样的矛盾，那也属于内部矛盾。大家都是学儒家，走科举一步步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今天圈点地，你明天告老还乡后，还不是也一样得兼并家乡的土地？大家偶尔斗一斗，但至少也维持着一个表面上的稳定和平衡。
正德二十四年后，为了推动农村保障体系和城市资本的发展，在崛起的新文官的撬动下，士绅优待的政策开始瓦解，先是对优待政策做出调整，规定了优待的具体数额，然后更进一步的，将优待政策变成了举人秀才的财政补贴，而撤销了免税免赋的政策。
自那以后，县令往往和地方士绅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县令想要从控制了地方实权的新文官手上抢夺权利，而士绅们不满于新文官对于自身的迫害和打压。
这也是李贶生能够和新文官联合的基础，在面对这帮旧文人的情况下，无论是李贶生还是新文官，简直都成为了正义凛然的进步力量了——至于李贶生对于道德传统的反感和对于文人的迫害，还有新文官对于农村地区的冷漠，在这种时候倒不被提及了。
不管怎么样，先把旧文人彻底打倒再说。
在这一共同认识下，新文官由于其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性传承和精英认同，让他们往往在实际的打击过程中扮演着‘调节者’和‘主导者’的身份，利用劳工去打击地方衙门的权威，然后又假扮成中间人解决事件，并在事情的解决中一步步的篡夺权利。
这就是美妙的权责相等制度，新文官不走科举路线，他们也不是文人，他们懒得去博取那些个虚名。对于新文官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一个听话的傀儡县令，一群没有能力可以随时推出来当替死鬼的地方士绅，还有一群有力量却没有组织，无处发挥的底层民众，而他们则躲在幕后掌握着一切。
权利不来自于皇权的分享，权利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通过一种公众的集体认识，亦或者说想象的构建产生。当所有人都默认这件事情只有新文官们能够做，以及做好，而没人会想到要去找县令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新文官们就是这里的无冕之王了。
松江四县就是这种体制的终极表现。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松江四县的县令叫什么，甚至不一定有人知道松江四县换过县令。大部分民众在真正需要处理事情时也绝不会选择去县衙，而是选择跑到什么经济委员会，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卫生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办事处之类的地方寻求帮助。
朝廷有什么政策下来了，也不是通过县衙来宣告的，而是民众通过一个个所属的组织和机构得知的。比如本地劳工更喜欢通过工会确认，外来劳工去找工联，商人们听经济委员会的，市民们选择了相信公安。
至于县衙......啊！原来那不是议会的临时演讲厅吗？
由于松江四县各自的县衙大多都有被议会拿来当作临时宣布议会决议和法令的地方，导致不少新生市民其实都不知道那地方原来是县衙。
最可悲的大概是金山县的县衙，由于金山县的旧城区距离如今的四县城区太远，而金山县为了集中资本和方便生产，又将新城区建设在四县汇集地后，原来的金山县县衙直接被荒废了，而新的县衙又忘了修，最终某位金山县县令上任时，居然发现自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临时住在青浦县县衙。
对此，民众们毫不知情，只有一些腐儒在哀叹，说什么此地俨然如野人国，已然不分上下尊卑的屁话。
没人在乎，劳工们忙着组建劳工民兵，准备下一次劳工运动，新文官为生产计划的安排焦头烂额，工坊主们天天堵着钱庄要放贷，商人们天花乱坠的吹嘘自己能将货物买到多远的地方。
谁会在意一个无权无势的家伙来到本县没地方住的事情呢？
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经济吧。
不过，唯独在某些时候，新文官们仿佛又突然想起来了上下尊卑，想起来他们的头上是有个上官似的，会恢复谦卑的形象，恭恭敬敬的将县令老爷请出来，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县令意志的执行者。
比如现在。
新上任松江县县令朱茹冷着脸，像是个死人似的听完了关于外面事情的汇报。
五个时辰前，他的同僚，隔壁宝山县的县令盛继芳被愤怒的劳工们冲进了县衙，拖出来打死了。
起因是有个造船厂接了笔订单，要十二条商船。这是笔大单子，够这个造船厂吃上大半年的，于是造船厂的负责人临时雇了不少人，甚至从苏州那边申请调来了一批劳工，然后靠着大笔大笔钱的奖赏和涨工资的许诺，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了一个多月，硬是弄出了其中六艘船的龙骨。
然后，下订单的人消失了，后续的资金也没了。
造船厂的负责人无可奈何，最终决定在订金被花光之前，开除那些临时雇佣的劳工，及时止损。
可劳工们这怎么能干，当初说好给奖赏外加涨工资才愿意加班加点的干，现在又说要开除，这不是把人当傻子玩吗？
于是劳工们当场暴起，由于这件事里牵扯到的劳工既有外来的临时工，也有本地的城市劳工，所以工会和工联甚至罕见的联合在了一起，组织了一场超过四千人的劳工运动，全城的造船业工人罢工。
原本到这里，也不算什么大事，新文官们又不是他们在扬州那边的傻逼同僚们，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官方出一笔钱，各家受影响的工坊出一笔钱，然后把造船厂买下来，赔偿工人一笔钱，再给这些工人一个工作，基本上也就解决了。
谁知道，宝山县的县令盛继芳不知道发了什么疯，突然站出来指责劳工不该闹事，直接惹怒了劳工们。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家伙要这么干，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劳工们冲进了县衙，把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给活生生打死了。
当然，据说，也仅仅只是据说，宝山县县令是被人刻意害死的，就是因为这位县令当时想要说的，是别的话。
而这不是谣言。
朱茹清楚。
所以他也更清楚，此时站在自己身旁的这些人，这些看似温和的家伙，实际上都是用着怎样险恶的眼神在看着自己。
但...这又能吓唬到谁呢？
真可惜啊，真可惜源实兄临时前没有把你们千方百计隐藏下去的那个秘密说出来。
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比起将大明交给你们这些贪婪的小人，我辈儒者，倒宁愿大明就此毁灭。
至少比让神州再经历一次礼崩乐坏的乱世要好！
至少在大明的朝堂之中，是有这样一句话的——宁愿发配西北或者岭南，也绝不当松江的县令。
松江四县各自的县衙和县令几乎是大明内部最为鸡肋和麻烦的职位，在这四座县城里，县令需要每天面对着无时不刻的劳工闹事和造反，新文官已经完全架空自己的窘境，工坊主们无事躲着走，有事就冲上来要钱的现状。
大部分县令甚至连一个帮手都找不到。
与不少人所想象的不同的是，对于一位走科举路线就任地方的县令来说，地方士绅在很多时候其实非但不是他们的敌人，更可能倒是他们的帮手和政治盟友。
归根结底，现在不是秦汉时期，更不是隋唐时期，乃至于从宋以来，过去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门阀便失去了曾经的辉煌，无论是李贶生还是正德都是承认这一点的，即在进步性上，科举制度给了寒门一个机会，好歹也是比世家门阀更进步那么一点的。
而如今的地方士绅，比起说是那种传统的世家门阀，更多的已经变成了依靠士绅优待的特权，走科举路线获取政治影响力后形成的地方势力。
他们和县令不能说是没有矛盾，但再怎样的矛盾，那也属于内部矛盾。大家都是学儒家，走科举一步步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今天圈点地，你明天告老还乡后，还不是也一样得兼并家乡的土地？大家偶尔斗一斗，但至少也维持着一个表面上的稳定和平衡。
正德二十四年后，为了推动农村保障体系和城市资本的发展，在崛起的新文官的撬动下，士绅优待的政策开始瓦解，先是对优待政策做出调整，规定了优待的具体数额，然后更进一步的，将优待政策变成了举人秀才的财政补贴，而撤销了免税免赋的政策。
自那以后，县令往往和地方士绅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县令想要从控制了地方实权的新文官手上抢夺权利，而士绅们不满于新文官对于自身的迫害和打压。
这也是李贶生能够和新文官联合的基础，在面对这帮旧文人的情况下，无论是李贶生还是新文官，简直都成为了正义凛然的进步力量了——至于李贶生对于道德传统的反感和对于文人的迫害，还有新文官对于农村地区的冷漠，在这种时候倒不被提及了。
不管怎么样，先把旧文人彻底打倒再说。
在这一共同认识下，新文官由于其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性传承和精英认同，让他们往往在实际的打击过程中扮演着‘调节者’和‘主导者’的身份，利用劳工去打击地方衙门的权威，然后又假扮成中间人解决事件，并在事情的解决中一步步的篡夺权利。
这就是美妙的权责相等制度，新文官不走科举路线，他们也不是文人，他们懒得去博取那些个虚名。对于新文官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一个听话的傀儡县令，一群没有能力可以随时推出来当替死鬼的地方士绅，还有一群有力量却没有组织，无处发挥的底层民众，而他们则躲在幕后掌握着一切。
权利不来自于皇权的分享，权利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通过一种公众的集体认识，亦或者说想象的构建产生。当所有人都默认这件事情只有新文官们能够做，以及做好，而没人会想到要去找县令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新文官们就是这里的无冕之王了。
松江四县就是这种体制的终极表现。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松江四县的县令叫什么，甚至不一定有人知道松江四县换过县令。大部分民众在真正需要处理事情时也绝不会选择去县衙，而是选择跑到什么经济委员会，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卫生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办事处之类的地方寻求帮助。
朝廷有什么政策下来了，也不是通过县衙来宣告的，而是民众通过一个个所属的组织和机构得知的。比如本地劳工更喜欢通过工会确认，外来劳工去找工联，商人们听经济委员会的，市民们选择了相信公安。
至于县衙......啊！原来那不是议会的临时演讲厅吗？
由于松江四县各自的县衙大多都有被议会拿来当作临时宣布议会决议和法令的地方，导致不少新生市民其实都不知道那地方原来是县衙。
最可悲的大概是金山县的县衙，由于金山县的旧城区距离如今的四县城区太远，而金山县为了集中资本和方便生产，又将新城区建设在四县汇集地后，原来的金山县县衙直接被荒废了，而新的县衙又忘了修，最终某位金山县县令上任时，居然发现自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临时住在青浦县县衙。
对此，民众们毫不知情，只有一些腐儒在哀叹，说什么此地俨然如野人国，已然不分上下尊卑的屁话。
没人在乎，劳工们忙着组建劳工民兵，准备下一次劳工运动，新文官为生产计划的安排焦头烂额，工坊主们天天堵着钱庄要放贷，商人们天花乱坠的吹嘘自己能将货物买到多远的地方。
谁会在意一个无权无势的家伙来到本县没地方住的事情呢？
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经济吧。
不过，唯独在某些时候，新文官们仿佛又突然想起来了上下尊卑，想起来他们的头上是有个上官似的，会恢复谦卑的形象，恭恭敬敬的将县令老爷请出来，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县令意志的执行者。
比如现在。
新上任松江县县令朱茹冷着脸，像是个死人似的听完了关于外面事情的汇报。
五个时辰前，他的同僚，隔壁宝山县的县令盛继芳被愤怒的劳工们冲进了县衙，拖出来打死了。
起因是有个造船厂接了笔订单，要十二条商船。这是笔大单子，够这个造船厂吃上大半年的，于是造船厂的负责人临时雇了不少人，甚至从苏州那边申请调来了一批劳工，然后靠着大笔大笔钱的奖赏和涨工资的许诺，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了一个多月，硬是弄出了其中六艘船的龙骨。
然后，下订单的人消失了，后续的资金也没了。
造船厂的负责人无可奈何，最终决定在订金被花光之前，开除那些临时雇佣的劳工，及时止损。
可劳工们这怎么能干，当初说好给奖赏外加涨工资才愿意加班加点的干，现在又说要开除，这不是把人当傻子玩吗？
于是劳工们当场暴起，由于这件事里牵扯到的劳工既有外来的临时工，也有本地的城市劳工，所以工会和工联甚至罕见的联合在了一起，组织了一场超过四千人的劳工运动，全城的造船业工人罢工。
原本到这里，也不算什么大事，新文官们又不是他们在扬州那边的傻逼同僚们，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官方出一笔钱，各家受影响的工坊出一笔钱，然后把造船厂买下来，赔偿工人一笔钱，再给这些工人一个工作，基本上也就解决了。
谁知道，宝山县的县令盛继芳不知道发了什么疯，突然站出来指责劳工不该闹事，直接惹怒了劳工们。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家伙要这么干，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劳工们冲进了县衙，把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给活生生打死了。
当然，据说，也仅仅只是据说，宝山县县令是被人刻意害死的，就是因为这位县令当时想要说的，是别的话。
而这不是谣言。
朱茹清楚。
所以他也更清楚，此时站在自己身旁的这些人，这些看似温和的家伙，实际上都是用着怎样险恶的眼神在看着自己。
但...这又能吓唬到谁呢？
真可惜啊，真可惜源实兄临时前没有把你们千方百计隐藏下去的那个秘密说出来。
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比起将大明交给你们这些贪婪的小人，我辈儒者，倒宁愿大明就此毁灭。
至少比让神州再经历一次礼崩乐坏的乱世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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